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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大師輩出 教科書里的木馬病毒

 作者: 王淨文  
 
教育篇:雲蒸霞蔚的民國教育

民國教育
西南聯大(辦學時間1938~1946年),中國抗戰時期被迫遷入雲南,由北大、清華、南開組合而成。(維基百科)

辛亥革命行動的本身,就是在啟迪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1912年,中國就有500多種報紙;民國建立之初從掃除文盲做起,人才輩出,即使在抗日硝煙中,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又是諾貝爾獎摘果的金秋時節,然而大陸人對此早已心灰意冷,不過在老一輩人的記憶中,中國離諾貝爾獎台並不是那麼遙遠。民國清華大學的教授們,假如他們當年不回國,很多可能噎得到諾貝爾獎了。

清華物理系的開創者葉企孫,「清華學堂」畢業後留學美國,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P.W.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年),1921年他就用X射線法獲得全球最精確的普朗克常數值,時年23歲。1926年他成為清華老物理系的唯一教授,當時該系老師、職工和學生總共只有10人,他一人就給學生上20多門課,為大陸培養了首批物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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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家、近代物理先驅葉企孫(1898~1977年)23歲時就用X射線法獲得全球最精確的普朗克常數值。(維基百科)

吳有訓,1922年跟隨導師A.H.康普頓(Arthur Holly Compton,1892~1962年)攻讀博士學位,成功驗證了對近代物理學發展具有轉折點作用的「康普頓-吳有訓效應」,1926年回國後,康普頓因此獲得192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趙忠堯,1930年在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R.A.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年)的實驗室做博士論文時,他率先觀測到正電子並發現反物質。兩年後他的同學C.D.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1905~1991年)公布了關於這一結果的進一步研究,從而獲得193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安德森在晚年承認,他的獲獎歸功於趙忠堯。

還有師從愛因斯坦研究廣義相對論的周培源,師從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年)研究核物理的施士元,為世界電機工程開拓了新方向的薩本棟,曾參與研製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被譽為「中國居里夫人」的吳健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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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1902~1993年),中國理論物理學家、流體力學家。(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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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本棟(1902~1949年),電機工程學家及教育家。(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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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居禮夫人」吳健雄(1912~1997年)。(維基百科)

中國為何不再出大師呢?

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錢學森,晚年多次質問前來探望的中共領導:為什麼1949年後中國再也培養不出世界級大師呢?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的話也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我是美國科學家,不是中國科學家。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必要條件。」

令人心酸的還有1998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崔琦的一番話。他出生在河南農村,是家裡的獨子,1951年12歲的他隻身到香港讀書,這一走就成了永別,父母在大饑荒里都活活餓死了。央視記者曾問他:「如果媽媽沒有送你出去讀書,你如今會怎樣?」記者以為他會講教育改變命運、感謝媽媽的話語,崔琦卻說:「我寧願媽媽沒有送我出來,因為家裡有個兒子情況會大不一樣。如果我留在農村,或許我一直不識字,父母也許不會餓死了。」不過現實可能會讓這位善良的兒子失望。

如今大陸人普遍認識到,今日中國科技的落後,不是經濟落後,而是制度缺陷。一個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一個金錢至上、急功近利的學術界,一個連諾貝爾網站都屏蔽的國度,怎麼可能產生諾獎呢(諾貝爾獎)?

言論自由的出版業

回憶當初的民國,《臨時憲法》確立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僅1912年中國就有500多種報紙,即使在袁世凱篡權奪位後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報紙倖存,人們可以在報上稱袁為「袁棍」,評論他「為善日少而惡日多」,無論袁如何掌控輿論,都不能將這些不和諧音消除。然而90年後的2004年3 月,《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被以貪污行賄罪判處12年徒刑,執行總編輯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們敢於講真話。相比之下,中共還不如袁世凱。

在出版業上,民國時期幾乎沒有什麼大影響力的官方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始終是龍頭,加上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這些民營出版社,基本上覆蓋了中國的出版業,當時中國最好的報紙是民營的《大公報》,儘管有打壓,但無論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還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這些黨派報紙都不是當時的主流。

那時在金融業也是以民營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資本,企業上基本也是民營一統江山,所以才會有榮氏兄弟、范旭東、盧作孚這些被稱為「紡織大王」、「棉紗大王」、「火柴大王」、「化工大王」的民營企業家,整個民國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人才輩出的民國時代

民國從建立之初就首重教育,政府從掃除文盲的識字運動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再到1934年新生活運動,教育一直是民國的百年大計。中國直到1902年才出現新式學校,1922年出現大學,即使在14年抗日硝煙中,國民政府依然把教育放在首位,當時軍隊都把房子、糧食優先保證供應給學生和老師,甚至張作霖閻錫山等地方軍閥都重視教育。1939年四川軍閥劉文輝曾下令:「凡是縣政府大樓修得比學校好的,縣長馬上就地正法。」據統計,在 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民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世界級大師。比如由於日軍轟炸而被迫遷入雲南,由北大、清華、南開組合而成的「西南聯大」,不但培養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學上的頂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譯家何兆武,還有在美國的國學大師何炳棣、社會學家楊聯升等。

1999年中共建國50年之際,給23位科學家授予了「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無論是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陳芳允,還是鄧稼先、朱光亞等,這些人基本全是民國時期培養的人才。據不完全統計,單只在1920年代,中國物理學家就取得了14項居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 1933年間,就有16項。

教科書里被植入的木馬病毒

除了尖端科技外,當今大陸的普及教育也是遠遠落後於民國。拿學校教材為例。1904年民營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從小學到高中的系列《最新教科書》,橫跨所有的學科,非常完整系統。1922年又推出了更成熟的《新學制教科書》。這些書籍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痕跡,跟全球文明世界站在了同一水平線上,從形式到內容,都跟國際社會和孩子的需求非常吻合。大陸很多老人感慨地說,民國時期一個小學生的水平都比文革時的高中生強,其中教材占了很大因素。

中共執政後,把大量共產黨的「黨文化」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塞進了每個中國人幼小的心靈。舉例來說,翻開大陸「九年義務教育六年制小學教科書」的《語文》第一冊,第一課就是兩句話:「我是中國人,我愛五星紅旗。」是啊,我是中國人,這是理所當然、無需論證的,不過馬上就是一句「我愛五星紅旗」,於是被要求背課文的孩子們都記住了,愛五星紅旗就跟我是中國人一樣,無需證明,每個人都必須做到,木馬病毒就這樣被悄然植入了每個中國人心中。

百年前梁啓超在《新史學》中批評中國傳統史學的四大弊端,認為人類的文明史不應該被簡化為權力爭鬥史。2006年秋季,一套按照新文明史觀、由蘇智良教授主編、歷時6年、曾試用3年、並通過了嚴格審查程序的新編高中《歷史》教材在上海全面投入使用,然而僅僅一年後這本教材就被廢止了。面對這樣的悲劇,有識之士感嘆,為什麼一個行政部門就能夠這樣輕易地槍斃眾多編寫者的心血呢?是什麼讓培養兼具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識的「新公民」夢想「碎落一地」呢?

主角、配角和「群角」

大陸歷史學家傅國涌在多年研究辛亥革命後發現,以前他的視線主要集中在辛亥傑出人物上,如孫中山、袁世凱、黃興、宋教仁、蔡鍔、梁啓超、康有為、陶成章、章太炎等主角,後來發現,沒有隆裕太后等配角的妥協,也不會有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最後他發現,每個人都在參與歷史,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普普通通的個體,他們起到了「群角」的關鍵性作用,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應該結束滿清帝制了。

「群角意識就是公民意識,這是中華民族最匱乏的一種意識。一個社會能否順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價、不經過大規模動盪的和平轉型,就是要依靠民間社會的進一步的發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識的新一代公民。」傅國涌如此總結辛亥百年變局留下的經驗。

公民教育是最關鍵的

其實,辛亥革命行動的本身就是在啟迪和培養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不過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一位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民國精英、出生在四川的晏陽初。1920他留美回國後,立志不做官不發財,要將終身奉獻給勞苦大眾的教育。他針對千百年來佝僂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貧、弱、愚、私」四大病,提出以 「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結合併舉,「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連環並進的農村改造方案。

假如沒有戰爭,他在河北定縣的實驗會有更好的成果。即使這樣,據1980年代統計,定州(即定縣)是河北省內唯一一個無文盲縣,當年晏陽初引入的良種棉花、蘋果、白楊、良種雞等,至今仍然廣受農民歡迎;中共1970年代普遍推行的「赤腳醫生」計劃、1990年代的村官直選等政改試點,無不是在重複當年的定縣經驗。1949年國民黨在台灣的農村建設,也大量借鑑了晏陽初的經驗,不過由於他對中國農村改造實行的是以教育為主的改良方針,這與中共推行的疾風暴雨式的暴力革命大相逕庭,加上他是基督徒,與無神論的中共格格不入,因此很多大陸人只知道「南陶北晏」的陶行知,而不知晏陽初。

晏陽初對農民的教育中,最強調的是公民教育,他認為,「公民教育在於養成國人的公共心和合作精神,使他們無論在什麼團體,都能做一個忠實而有效的分子;同時要在人類普遍共有的良心上,發掘出一個公民的批判力和正義心,使他們都有自決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張。

百年後對照這個標準,我們自認是團隊的好成員嗎?我們堅持了公義良知嗎?這都是現實留給我們的難題。

責任編輯: 劉詩雨  來源:新紀元雜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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