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對於文革的印象，少不了的是各種各樣鬥爭的場面，從肉體上摧殘革命對象也是常見之事。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容不得絲毫溫情，革命小將們深得偉大領袖教導之要旨，奉命造反之時，動用一切手段消滅和改造自己的對立面。是不是只要熱情高漲，革命的行動就無可阻擋，比如痛打臭老九、走資派？未必，還要看他有無資格。

資格的唯一憑證是身份。丁東出自職員家庭，在當時環境下，固然不是任人辱罵的黑五類，但也不是趾高氣揚的紅五類，充其量只能跟在別人後面混混，領風氣之先的是那些「高幹子弟」，正如丁東所說，他和那些當過兇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身份作為唯一的劃界標準，非文革獨有，非當代獨有，只是在共和國建立之後貼上了紅色的標籤。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同時，以千萬計的人倒了下去，因為他們的身份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不僅他們倒下去，他們的子孫也因為先天身份差異，抬不起頭來，從一出生就失去了與同齡人同等的權利，比如一道政治審查關卡就讓他們失去了參軍、升學和就業的資格。

這種人權歧視堪與西方的種族歧視和印度的種姓制度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典型的是，文革中有人公開發表長文《出身論》討伐血統論，結果冒犯當局入獄，最終被槍決。紅色中國以血腥鎮壓維護著「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主旋律。

現時，人們總結很多社會現象產生的根源，往往都會歸咎於文革，以出身定出路的血統論也是其中一種，並謂期間達到登峰造極之地步，似乎隨著文革結束，血統論已無市場或漸漸消失。此說無異於睜眼說瞎話。如果加以比較，現時以身份換取利益享受特權的現象，從程度來說更深，從範圍來說更廣，從手法上說更公開，而且獲得制度保障，固化成權貴階層。

說中國的種姓制度已經形成並不為過。

傳媒人尤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