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前，我去拜訪一個在奢侈品公司上班的朋友，她說她很疲憊，想辭職回家生孩子去了。除了沒完沒了的開店、大中小型市場活動、老闆來訪等等連軸轉的工作，她說做奢侈品感覺不太好，「比如，」她說，「只要山西煤礦出安全事故，我們太原店的生意就會大漲。」
我們都知道如何把這些故事連成一條線，從礦工遇難，到奢侈品狂賣;這背後的故事似乎每個人都「懂的」，卻又「說不清」。這種故事很多。還有一次，我另一個做奢侈品的朋友告訴我，有一個媒體老闆帶著「領導」去採購，由於巴黎店裡的銷售服務不夠殷情、伺候領導不夠周到(就是速度不夠快)，這個老闆要投訴銷售員，還威脅要在其所控制的媒體中封殺這個品牌。
最近半年來，中國的奢侈品市場再也聽不到前幾年那樣兩位數增長的捷報了。
最過分的故事是我聽說一個老闆可以買N輛名牌車，都不上牌照，就在車庫裡存著。需要了就開一輛出來送人。大概兩年前，一位記者朋友在一家名牌店裡做暗訪，有大款把他當服務員，讓他幫忙給選一些給男士的禮物，並且告訴他，每年兩會前，他都要來北京「進貢」。
由於中國的腐敗，讓奢侈品在中國大賣。所以公眾自然對這些反正買不起的東西有一種不僅牴觸、甚至憎恨的情緒。
我的職業決定了我和奢侈品的關係。他們是我的廣告客戶，我非常懂規矩，從來不說他們的壞話，時而還要小拍一下馬屁，說點好話。我已經把自己的行為徹底理性化了(rationalize)——人家支持我，我就得支持人家。慢慢的，十幾年過來，我已經是個完全贊同奢侈品的人，我經常認為中國的腐敗和奢侈品是沒有關係的，是腐敗讓奢侈品市場畸形增長，但是奢侈品不是腐敗的根源，制度的缺陷才是腐敗的根源。
前些日子，我碰到一個號稱只關心藝術文化的投資人，他投了很多奢侈品公司，他跟我說，其實這些奢侈品公司剛開始以為中國的奢侈品發展會和其它亞洲地區差不多——慢熱。誰都沒想到，居然一下子飛起來了。之後他說他認為這種市場情況還會持續很久。我說奢侈品的飛速成長和腐敗有關，他非常輕鬆地說，那就希望腐敗長在!我真想抽他，但是我已經長期理性化了，這種應該有的勇氣和稜角早就被磨沒了。
這頓飯之後，我開始重新想，如果不是靠奢侈品廣告吃飯，我應該怎麼想奢侈品?
的確，是我們的制度給腐敗提供了土壤，但是如果一個行業的銷售是靠社會的墮落，那麼這個行業有維持性嗎?這個社會還能夠繼續接受這個行業的產品嗎?儘管這些產品真的是世界上最美、最精緻的東西。
答案我們已經看到了——沒有維持性，社會也不能接受。 最近半年來，奢侈品市場再也聽不到前幾年的雙數增長捷報，如果不是負成長就非常不錯了。在10月11日的《紐約時報》上有一篇報導，奢侈品牌Burberry的股價自從9月發出警告後下跌了21%，他們的財務長Stacey Cartwright說，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高層換屆，使奢侈品消費在中國蒙上了陰影：「送禮是中國的文化之一，禮物也往往送給那些有權威的人，不過在換屆之前你也搞不清楚誰會上台，那該把禮物送給誰?」
在奢侈品市場有點「風聲鶴唳」的時候，陝西「表哥」又出現了——陝西省安監局黨組書記、局長楊達才在車禍事故現場面露笑臉並佩戴「名表」，之後照片被網友人手搜索，進一步發現「表哥」可能有名表至少11隻。
其實在陝西「表哥」之前有過南京的「天價煙局長」;兩會上也有無數人民代表，也戴表。但是陝西「表哥」是上了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這對所有公務員來說太是一個信號了——一個國家不再容忍腐敗的信號。在此之前，官方對這種報導向來是打壓、封閉、用高壓方法庇護官員。但是陝西「表哥」是哥例外，在現實中被人民日報微博轉載，之後又上了央視。這個轉折所有公務員都意識到。從此，表就不好賣了。
這幾個月，我一直在廣告客戶中奔走、約見，又到了談年單的季節了。我看到一個特別好的現象，奢侈品不再計劃花巨款做匯集明星、名人、名媛、名流的超級派對，而是要做點藝術展覽和講座，甚至支持一下本土設計。這是一個好的轉變，我們明年能看到很多好展覽，都是值得期待的。
其實這麼做，反而是回到了奢侈品的根源上。奢侈品是把有功能的東西做到極致，裡面的含金就是文化。我們去博物館看到的一個官窯的碗，無非是古代的奢侈品，自古以來，奢侈品不為大眾受用，但是可以被大眾欣賞。
我一直認為奢侈品的昂貴是對人的智慧的尊重，不管是設計還是手工，都是對動手和動腦子的人表達一種認可。可是當奢侈品成為腐敗的貨幣時，這種認可就全部流失了。
我知道我的奢侈品品牌客戶都會留戀雙數增長的過去時，但是奢侈品真正在中國被理解和欣賞的日子不是過去，而是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