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為了安撫和減輕社會震盪，緊急頒布七項中央決定，第一：清理整頓公司，懲治官商勾結腐敗；第二：堅決制止高幹子女、配偶經商；第三：取消領導同志的食品特供；第四：嚴格管理公車；第五：禁止請客送禮、不准公款宴請；第六：嚴控領導幹部出國；第七：嚴查貪污受賄。這七條幾乎全部是對領導幹部的限制和規定，比今天習近平推出的「習八條」強多了，但彈指之間二十多年過去，沒有一條能落實，而且全部變本加厲到無法形容的地步。
誰能讓中共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看來只有西方自由媒體在代行輿論監督權，而中共控制下國內媒體，對此全體缺席和失語。勉強找到中共中央黨校辦的一份《學習時報》，扭扭捏捏地提出建議，「新官率先公示財產，不願意者可辭職」，換句話說，豪門望族是碰不得也別去惹了，默認他們已經壟斷國家經濟命脈的現實，只建議從下一代的新公務員開始公示財產。試問下一代官員真能「給點陽光就燦爛」嗎？權力真能在社會監督下運行嗎？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和《炎黃子孫》呼籲憲政的新年獻辭，分別撞到刀口上，足以證明這個體制非但容納不了三權分立，也容納不了媒體監督的「第四權」，反而看到黨的喉舌《人民日報》要求民眾要「理性看待」貧富差距，不要超越經濟發展階段而去「盲目追求社會公正」。《環球時報》在呼籲民眾理解和「允許中國適度腐敗」的同時，卻又宣稱「迄今為止世界上並沒有完全靠言論自由成功帶動社會全面發展的國家榜樣，言論自由『獨自冒進』把社會搗亂的例子倒比比皆是。」就眼前《南方周末》新年獻辭被閹割的事件，《環球時報》又無恥地落井下石，宣稱「媒體無法脫離國家政治現實而單獨、浪漫地存在。媒體是中國改革最活躍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擺動幅度不可能是無限的。」
其實這些幫閒師爺式曲里拐彎的話，都不如《環球時報》去年二月題為《媒體應是國家利益的『看門狗』》的社評來得直接。所謂國家利益都被權貴壟斷了，媒體還要做看門狗，這是主子和奴才的共同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