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倡導者與中共新聞監管支持者在發行《南方周末》的公司總部外發生對峙。
抗議活動已經偃旗息鼓，中國最著名周報的記者和編輯們也已復工。最新一期報紙差不多算是按時發行。然而，毫無疑問，《南方周末》仍然會是抗爭共產黨審查的重要戰場。
自29年前誕生以來，《南方周末》一直是中國新聞機構所受限制的風向標。該報記者稱，他們對這些限制的憤恨已經積攢多年，他們與黨的省級官員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與貓鼠遊戲相似。
自去年夏天以來，限制進一步加強，最終導致了上周《南方周末》總部抗議活動的爆發。抗議針對的是遭到大幅改寫的新年獻詞，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矛盾爆發之一。
抗議的記者們接受了妥協方案，省委宣傳官員承諾將放鬆對他們工作中一些干預性較強的審查控制。之後，報紙於周四出現在了報刊亭上。而廣東省會廣州的警察開始採取行動，準備制止該報所屬的南方報業集團大樓門口的任何新起抗議活動。
最新一期《南方周末》頭版推出的是一篇調查性報導，針對的是中國中部導致七人死亡的一場孤兒院大火；這期報紙還探討了提議中的勞教制度和農田徵收法規的改革。報紙沒有直接提及反對審查的抗議活動，儘管這些活動已將該報本身變成今年以來中國最大的新聞。
此前，抗議的記者們將他們的怒火直指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認為他要為刻意淡化新年獻詞負責，也正是他將這篇旨在敦促尊重公民憲法權利的文章改成了一篇錯誤百出的對共產黨統治的讚歌。不過，新一期報紙中最接近觸及這一爭議話題的是轉載的一篇《人民日報》評論文章，內容是新聞媒體的角色，而《人民日報》是共產黨主要的全國性報紙。
《南方周末》提及《人民日報》評論文章的時候說，「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
中國的新聞媒體越來越商業化，《南方周末》則一直處於這場變革的前沿。由於積極報導醜聞、腐敗、民眾抗議等敏感話題，該報和其他類似媒體不停地與黨的限制發生碰撞。如今，《南方周末》處在了下一個重大測試的中心：共產黨的新領導人習近平是否有意將他關於經濟改革的廣泛承諾擴展到允許某種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包括允許新聞媒體有更多挑戰官員的餘地？
張平（筆名長平）曾是《南方周末》的編輯和專欄作家，2011年在官方壓力下遭南方報業集團解僱。他說，「庹震事件中有偶然因素，但也是官方干預報導和編輯工作導致的長期不滿爆發的結果。」
張平目前在德國居住，談到這次審查風波時，他說，「在我看來，這起事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暴露了宣傳部門的黑幕。宣傳部門的決定幾乎沒有申訴的可能，你不能質疑他們的決定。」
面臨威脅的遠不止是一篇遭到隨意刪改的獻詞。庹震於去年5月就任目前的職位，在供職於《南方周末》的人士和研究該報的學者看來，他代表著干預性越來越強的審查制度。
「庹震似乎根本不理解，辦報紙也是做生意，」南方傳媒集團的高級編輯和專欄作家鄢烈山說。「如今，大多數中國報紙都得自掏腰包維持生計，要是編輯當起了審查者，他們可能會把報紙置於死地。」
張平和其他一些前《南方周末》記者說，記者們的不滿可以追溯到好幾年前，包括2009年的一起事件，當時宣傳部和外交部官員巨細靡遺地操縱了一篇採訪歐巴馬的文章。白宮之所以向《南方周末》示好，是因為它是一家相對自由、相對聲氣相通的報紙，審查者卻將此事作為該報政治上不可靠的證據。該報最終發表的採訪報導枯燥無味、刪節嚴重。
「在過去幾年中，該報很明顯地被視為問題出版物之一，」香港大學的研究員班志遠(David Bandurski)這樣描述《南方周末》，「我確實聽說過，還有大量其他文章被斃。」
《南方周末》創建於1984年，作為廣東省黨委主要機關報《南方日報》的副刊。在鄧小平發起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之後，該報第一任主編左方力圖抓住改革創造的機會來吸引讀者和廣告商。據香港大學研究過該報的學者卓麗鳳(Li-Fung Cho)說，該報最初主要刊登「衣著暴露的明星和充滿刺激的犯罪系列小說」。不過，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該報開始注重調查性報導，吸引了全國的讀者。
所有的中國報紙都受控於黨政機關，但大部分報紙必須象經營性企業一樣自負盈虧，其中一些甚至為他們的官方所有者帶來了利潤。《南方周末》的總部位於中國商業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對該報來說，經營和政治控制之間的矛盾尤其強烈。
「看看宣傳官員對該報的整治力度，你就知道該報的影響力有多大，」班志遠說，「《南方周末》成了在前線替大家挨打受罰的人。」
根據前總編左方撰寫的回憶錄，1993年，該報發表了一篇有關一起雙重謀殺的虛假報導，差一點遭到關閉。多虧思想比較自由的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極力遊說，該報才倖免於難。
但最近，官方加強了控制，即便在前省委書記汪洋執政時期也是如此。汪洋於去年12月離任，他在執政期間為自己樹立了寬容的改革者形象。
汪洋預計會在今年3月被任命為副總理。
習近平曾表示，他贊成深化改革。一些觀察人士稱，他說的改革可能會包括一定程度的政治放鬆。迫於政治壓力在去年離開《南方周末》姐妹刊的記者張繼承說，降低審查力度所需的不只是關於改革的空泛承諾。
「高層可能會有一些就個人而言更開放、更有遠見的官員，但審查制度最終還是不會有太大的放鬆，因為規則和機構都還是老一套，」張繼承說，「我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引發好的改變和更少的干預，但我很難相信內部不會出現相互指責的現象，這在過去可是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