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趙鵬到現在仍然沒有決定，是留在新疆照顧癌症晚期的母親，還是回到北京養家餬口，幫助妻子照顧只有兩歲的女兒?
經濟觀察報記者湯向陽凌夏
父母在老家，孩子和工作在北京，一顆心繫兩頭。
趙鵬到現在仍然沒有決定，是留在新疆照顧癌症晚期的母親，還是回到北京養家餬口，幫助妻子照顧只有兩歲的女兒?「也許我們會舉家回新疆吧。」趙鵬的妻子李娜苦笑著說。
趙鵬的糾結來源於父母養老的困境。他是「80後」一代獨生子女的典型代表，遵循著「去大城市闖蕩，繼而在他鄉成家立業」的人生軌跡。留在老家的父母，身體尚硬朗時還可照顧自己，甚至幫襯孩子照顧孫輩，一旦患上病，難題立刻就擺在眼前：回老家照顧父母意味著丟掉工作，把父母接過來贍養又心有餘而力不足——房子就是個讓人頭痛的問題，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自己一家三口住得就很擁擠了，老人來了住哪裡?
趙鵬家在最困難的時候，北京59平方米的家裡同時住著六口人：癌症晚期的母親、重病在床的父親、趙鵬兩口子、不到一歲的女兒，還有前來幫忙照顧老人孩子的趙鵬的岳母。
來自民政部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城鄉空巢家庭超過50%，部分大中城市達到70%。城鄉發展的不平衡使得「父母在，仍遠遊」成為了趙鵬這一代人真實的人生狀態。而這種狀態背後，是數千萬老人的養老困境。
父母接連病倒
趙鵬1980年出生於新疆，2005年來到北京，供職於一家IT企業。妻子李娜比他早兩年到北京，供職於一家報社。兩人收入都算不錯，幾年下來，小兩口在北京買了一套一室一廳，銀行帳戶上也有了五個「零」。
趙鵬和妻子對現狀很滿足。2011年，女兒的出生更為這個小家庭增添了歡樂。那一年，趙鵬的父母專程從新疆趕來照顧孫女兒。
但幸福很短暫。沒過多久，趙鵬的父親因腰椎管狹窄和腰椎間盤突出，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做了一個脊柱外科手術。由於繼發感染，原本簡單的手術被迫做了三次，總共花費了21萬元。
「我們所有的積蓄都給了醫院。」李娜說。老人的醫保在新疆，醫藥費只能由趙鵬夫婦先墊付。
趙鵬父親第三次手術後行動不便，躺在病床上生活無法自理。身為獨生子，趙鵬別無選擇，自父親手術開始，他就向公司請了假，每天在醫院陪護，晚上就睡在向醫院租的沙灘椅上。
一番周折後，老父親總算出了院。但他腿部肌肉萎縮，無法正常站立和行走，只能坐臥。
一家人的生活秩序一下子被打亂。儘管如此，趙鵬兩口子仍然鬆了一口氣。「只要性命無憂，就慢慢恢復吧。」
沒有人想到後面還有更大的麻煩。
這一回，是趙鵬的母親。
2011年10月，趙鵬母親突然腰疼，家人以為是照顧孩子和丈夫累的，沒有太在意。母親自己也沒當回事。沒想到B超檢查時，卻發現肝臟上有兩處陰影。複查之後，醫生說，「要做更全面的檢查」。
因為有了父親病倒的「前車之鑑」，一家人都沒敢掉以輕心。李娜記得自己去醫院拿結果時，緊張得走路都有些飄。
趙鵬母親腸鏡檢查的診斷結果是：直腸癌。「我們真的沒有人相信，都說：『不可能吧』，」李娜說，「其實是沒人願意相信。」
趙鵬有些扛不住了。剛剛從差點失去父親的驚慌中逃脫，母親又得了絕症。「身為家裡的獨子，沒有人能與他分擔這種痛苦。」李娜說。
趙鵬的困境是這一代獨生子女的真實寫照。自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基本國策以來，迄今為止，領取了「獨生子女證」的中國新生代數目已超過8000萬。30年過去了，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到達或者即將到達而立之年，當年的「小皇帝」、「小公主」都面臨著要贍養四位老人，又缺少兄弟姐妹互相扶助的考驗。再加上很多人父母的醫保都是異地報銷，為養老又增添了一份現實障礙。
醫院很快拿出了一套治療方案：先做一個直腸病灶切除手術，然後再化療，4個月之後再做肝臟病灶切除。
回到家裡，小兩口心情失落到了極點。但仍要強裝笑臉，對兩位老人說「不嚴重，做個手術就行」。但事實上，「那幾天我們都恨不得時間就此停止，或者地球突然爆炸。」李娜說。
錢和房子都是難題
父親住院期間已經花光了趙鵬家裡的積蓄。父親的醫保報銷地遠在新疆，而目前的情況下，誰也沒空回老家去報銷。於是，給母親治病的錢成了一個難題。
最終，趙鵬的父親向自己弟弟借了10萬元錢救急。李娜清楚地記得，趙鵬母親的手術安排在2011年12月2日，那天下了北京冬天的第一場雪。「我沒有陪婆婆做手術，單位特別忙，請了太多假，已經不好意思再請，」李娜說，她馬上又加了句，「其實這些都是藉口吧，更多的是害怕、焦慮。」
但作為兒媳婦的李娜最終還是請了假。她很早就來到醫院。趙鵬母親手術已經做完，呼吸機等儀器還都在身上，「呼吸很微弱。」第二天，老人家就醒過來了。雖然還會不斷昏睡過去，但醫生說，婆婆的手術是成功的。
誰來照顧母親又成了另一個難題。趙鵬兩口子要上班，家裡有一個不足一歲的孩子，還有一位臥病在床、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兩口子實在顧不過來，只有請看護，一天100元。即使是這樣，仍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趙鵬只好把岳母請過來幫忙。「家裡再請保姆的話，實在有些開銷不起。」李娜說。
趙鵬岳母一到北京，推開家門看到躺在床上的親家公和沿著床邊學走路的孩子，再去醫院裡看到奄奄一息的親家母，她的眼淚就流了下來。
以前買房的時候，李娜覺得三口之家住一室一廳應該沒什麼問題。但現在這個55平方米的房子卻同時住著五口人：臥病在床的父親、趙鵬兩口子、李娜母親，還有一個只有10個月大的孩子。「臥室大概9平方米，我和我媽帶著孩子住;15平方米的客廳支了一張大床，公公就安頓在這兒;老公就只能在廚房裡弄個簡易床湊合了。」李娜說。
趙鵬對於這些無暇顧及。母親住院時，他每天都在醫院等母親睡下才回家。到家時，孩子都睡熟了。
很快，趙鵬的母親出院了。她一刻也不想呆在醫院裡，每次化療結束，都堅持要辦理出院手續。原本擁擠的小家因此更是「擠得連插腳的地兒都沒有」。
那段時間，李娜每次回家，門一打開，就能看到兩個重病的老人躺在客廳的床上。更糟糕的是，不滿一歲的女兒長期與病人同住，似乎也能感受到這種不舒服的氣氛，很快也病倒了。「有段時間孩子發燒咳嗽，我和我媽一起帶她去看病。那時候婆婆也在醫院化療，(一家人)正好在醫院相聚。」李娜回憶道。看著孩子燒得紅紅的臉，兩個親家相顧無言，只是流淚。
趙鵬母親化療結束後，父親的身體也好了一點兒。老兩口立馬急著回新疆老家。一是因為住北京太擠了，二是因為兩人生病幾十萬的醫療費在一年內要報銷，「他們著急還我們錢」。「孩子們攢錢不容易，而且孩子還得帶孩子。」趙鵬母親說。
因為是異地報銷且大部分藥物都是醫保之外，最終，趙鵬父親21萬的醫療費用只報銷了10萬，母親花費的26萬隻報了4萬多。「原來那(存款的)五個零真的只是『零』。」李娜說。
一顆心，兩頭牽繫
2012年10月底，趙鵬的父母回到老家4個月後，母親的腰疼又開始了，而且渾身疼。新疆醫學院檢查結果是：癌細胞已經擴散至淋巴，可能「只能活半年了」。
這一天遲早要來，趙鵬覺得自己左右為難。父親此時已經能下地走路，但是仍然不能完全自理，更別提照顧另外一個病人。擺在他眼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把父母接來北京照顧;要麼自己辭職，回新疆照顧父母。
第一個選擇不現實：北京的房子太小，住在一起對老人養病和孩子健康都不利;另外，家裡一貧如洗，需要及時報銷醫療費用，可是父母的醫保關係都在新疆。權衡再三，趙鵬只得咬牙選擇第二條路：辭職。這意味著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被切斷。「不是沒想過請保姆。可是老父親倔強，一直沒同意。」李娜說。趙鵬明白父母的心思。中國自古就有養兒防老的傳統。更何況中國目前社會化、專業化的養老設施和老年人護理的市場遠遠談不上成熟。「我們根本不敢想把父親託付給保姆，更別提養老院。」李娜說。
2012年11月，趙鵬向公司提出辭職。老闆同情他的處境，沒有讓他走，批准他暫時異地辦公半年，待母親情況穩定再回京。「好在沒有立刻失業，這多少讓人欣慰。」李娜說。
現在，距離母親被診斷為只有半年壽命的期限已經過去了三個月。在過去的100天裡，趙鵬的女兒每天都和爺爺、奶奶、爸爸視頻聊天。孩子還在視頻的時候表演節目，逗得一家人開懷大笑。可是趙鵬心裡卻有著難言的苦澀：母親很可能不久於人世，父親在新疆也急需人照顧，可是不滿兩歲的孩子，還有自己的工作卻遠在北京。他的一顆心，兩頭牽繫。
李娜不是不明白丈夫的心思。「如果(新疆)有合適的工作，我們也許就回去了。」她說。但也只是說說而已。趙鵬是做網際網路技術的，李娜從事的是媒體行業。他們都不好在新疆找到合適的工作。「未來會怎樣，我真的不敢想。」李娜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