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材料中也公布了流程：公安部劃決標准，地方按照標準申報人選，然後由公安部高層開會決定。十大傑出警察時全國各地上報了35名候選人，最終選出10名當選十大傑出警察。
據曾參與那次報導的一位新聞工作者回憶，當時他們顯然沒有能力去核實每個事件的真實性。他們更多考慮的層面是代表性。選出來的人，能很好地宣傳當前的意圖，才是最重要的。「打擊黑社會在當時必然是應該宣傳的一個主要選項。東北地區又被視為是黑社會問題嚴重的地區，掃黑是地區特色。鐵嶺地區按照『選題要求』來說，是應該有一個人選的」。
最終選出來的十大警察確實各有特色，有西藏的邊防，天津的警界科技精英、山東的反扒神手，雲南的緝毒英雄……而王立軍，在當時評選的介紹中，是以掃黑英雄為名號的。
在新華社記者撰寫的報導《為警一生清正一世——記十大傑出警察之一的王立軍》中，重點就是突出他如何以一當十，摧毀整個黑社會團伙的故事。特別曉南遇害的警察王濤，成了王立軍的一個敘述重點，講述其如何為同事復仇，完成遺願。
王海洲是到評選出爐後，才得知王立軍的當選。他非常震驚：十佳警察的評選必須是層層報批，王立軍顯然用偽造文件直接繞開了他。
事實上也直到這個時候，王海洲才明白，王立軍在大明鎮做的種種事情是為了什麼。
王海洲並不願意和GQ記者講述，那次評選後他和王立軍是否發生過直接的爭執和衝突。但毋庸置疑的是，把王立軍推上十大警察的這些「成績」和「代表性」本也可以成為王海洲申報的一個重要材料。王海洲對此非常耿耿於懷。王海洲認為，「這次評選，開啟了王立軍的政治前途」。
首先是人脈上的完全打開。根據當年的鐵嶺市市志：
10日大明派出所所長王立軍榮獲「全國十大傑出警察」的光榮稱號，在京期間，受到喬石等中央領導和中組部，中宣部以及公安部領導的親切接見。16日載譽回到瀋陽，當晚省公安廳舉行歡迎儀式，中共遼寧市省委副書記孫奇、省人大副主任左琨、省公安廳廳長郭大維接見了王立軍同志。
25日遼寧省人民政府授予王立軍特等勞動模範榮譽稱號。1月29日省公安廳副廳長祝春林親自來鐵法市看望王立軍和他的家屬。
更為主要的是，「王立軍好像成了遼寧省警界的代表，他被豎起來了，各種力量開始在他身上投注。」
1992年，趙先芝再次被邀請採訪報導王立軍。在她後來的文章里提到一個細節：
此次採訪結束時，我發現王立軍疲憊不堪，其實他的身體早在一年前就有症狀並住了一段院，我還特意去醫院看望過他。於是，我就關切地勸他注意身休息。他也擔心再硬挺下去，早晚會倒下，這是多年積勞成疾所致。這時，他向我透露個心願，想到哪個大學學習一兩年，一是修養一下身體，以利今後的工作;二也是在知識上補充一下，使自己更能跟上時代的步伐。我想了想，認為這是目前對他最有利的一個辦法。我突然想起，省總工會每年都向大學推薦勞模去學習，何不問問?王立軍說他不認識省總工會的領導。我卻認識工會主席孫春蘭。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地表示，我回去向孫主席反映一下。巧了，1月20日，在省公安廳與鐵嶺市聯合召開的表彰王立軍的會議上，春蘭同志也參加了。在回沈時，我就搭了她的車。在路上，我向春蘭反映了王立軍的身體狀況堪憂，從保護先進人物的角度，應該送他出去學習，以示對他的愛護。她認為我的意見非常有道理，答應回去馬上就商量辦理。春蘭同志回去經開會討論通過，決定送王立軍到中共警察大學學習。
王海洲與王立軍的矛盾已經擺在檯面上了。從王立軍最終的決定看，他應該已經做好了和王海洲切割，並彎道超車的準備了——去北京學習，既可以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源，而且，參加回來，—般會獲得較大的提拔。
根據GQ收集到的證據，王立軍在參加完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後，特意回到大明鎮，從派出所提取了17萬元，作為到北京的花費。
在同—年，雖然準備的材料顯然不夠，獲得得榮譽也不夠多，王海洲還是孤注一擲參加市警局局長的竟聘。最終果然以失敗告終。王海洲被調任法庫縣當警局局長。
兩個人再見而時，是1993年的8月。從北京回來的王立軍，被破格任命為鐵嶺市警局副局長，而王海洲，此時剛調任鐵嶺市交警支隊隊長。從編制上來說，王立軍已經是王海洲的領導。
【沉浮錄三】掃黑英雄
1、「典型」和「意外」
直到現在，霍玉奎仍然覺得，自己才是黨在基層的典型代表，王立軍只是個「意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霍玉奎堅信，王立軍最終會出事的——他相信這個體制的糾錯能力。雖然，直到這個認定最終成真，他等了整整20年。
這個被王立軍豎為「黑社會保護傘」的前鐵嶺刑警支隊副隊長，是騎著自行車來見我的。
即使已經58歲，178左右的他依然瘦削、幹練，保持著當年政治精英的樣板身材。說話不緊不慢，沒有這個粗獷的城市常有的用以充當語氣助詞的髒話。看得出他有自己的信念，這讓他始終保持著得體。即使提及一手把他投入監獄的王立軍，霍玉奎也只會用極其簡短的概括詞彙表達不屑，陳述性的事實更多。
儘管已經和我交流過幾次了，他打來電話，第一句還是說「你好，我姓霍」。
在遇到王立軍以前，霍玉奎算得上是中國管界的示範樣本。l7歲讀完書，先在當地當交通警察，因為外貌、作風、行事都被認可，和另外三個長相俊朗的年輕人作為未來的儲備人才，保送到瀋陽武管總隊當兵，回來後轉到消防警察，然後提拔到縣警局里的治安科。1986年後，他被派到縣裡最大的紅旗派出所當所長，並且還兼任分局的黨委委員。「我所工作的地方，一直都是重點的示範單位」，「而我是其中典型的人」，霍玉奎只有在描述往事的時候，才難得地顯露出得意和驕傲。
霍玉奎信任這種看上去比較刻板的官僚體系——不同的職務，可以展現這個人遇到不同情況的各種反應，而且因為慢，人身上的一些問題總能得到充分的暴露，就不會出現錯誤提拔的情況。也因為程序要刻板地一接一個，「身處其中的人，才不會著急，不會被欲望帶壞。」
在這樣的體系里以這樣的速度當到所長，唯有一個原因：對組織賦予的任何一個角色，他都表現得得體、到位。按照這體制的慣例，這個年齡能抵達到這一層級，霍玉奎已經進入一個平穩的提升通道，被確定是更高一層領導的後備人選。
當完所長一小段時間後，他就被安排到局裡治安科當科長，在幾年之內他又歷經了市警局刑警隊、市警局特警大隊、市政法委秘書科等部門，最終調到區政法委當書記，然後就回到區警局當副局長。「這是這個體制培養人的的第二個階段，讓一個人經歷這個專業各個相關口的工作情況，好增強以後的領導能力。」
這本來只是霍玉奎又一個過渡性的工作，但是，當他到刑警支隊報到，第一次見到鐵嶺市警局副局長王立軍時，心裡就開始不安。他直覺王立軍有「非常規的想法」。
霍玉奎承認自己內心瞧不上王立軍，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王立軍並不是經由這個體制正常考核上來的人。鐵法此前的公安部門，「正式編都不是，就行政編了一下，我估計他這個派出所所長連股級都不夠，突然提到市級的常務副局長，等於跳了三級。」
霍玉奎確信，只有完整地經歷這個體制，才有可能鍛鍊出一個合格的領導者。強化他這種信念的，還有家族其他成員的故事。他的親友中，有瀋陽軍區少將、有河北副省長、鐵法市市委書記一級的幹部。這些親友和霍玉奎一樣，大都是在十七八歲，因為某些優點被吸收進機構，然後這麼—步步按照程序發展上來。生活在這樣的家族中，霍玉奎沒有對權力的渴求感，而是對體制有近乎純粹的信仰。
但霍玉奎願意嘗試「理解」當時的—些特殊性：經濟處於快速發展期，很多機構，特別是經濟部門都在突擊。「經濟催著人心都』著急了」。
即便如此，「其他行業再著急，公安系統不能著急」，霍玉奎說：「公安掌握很大權力，搞跳格，突擊提干，容易讓一些本身素質不好的人，因為某一個閃光點鑽進幹部隊伍，產生巨大的影響。」
王立軍的提升，確實在市局裡產生了複雜的影響，—批類似霍玉奎這樣「正常爬梯子」的人，毫不掩飾自己的不解和牴觸。
王立軍剛來市局的時候，—開始嘗試請過大夥一起吃飯，想藉此表示親近，然而，幾乎沒有人熱絡地回應。一次拒絕後，王立軍就轉過來，用—種格外傲慢的方式和同事們相處。
「王立軍特別形式主義，要求所有人在他到來時，必須起立立正，並站著匯報工作。許多事情不管做不做到，他就順嘴開火車，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你認為不對了就讓你回家。」在很長的—段時間裡，王立軍的缺點總是被不斷地發掘、放大。
畢竟成長在不規範的地區，王立軍身上帶著這些市局的人看來粗鄙的政治技術：王立軍特意囑咐，不管他在不在，必須把他的辦公室的燈，24小時開著，他毫不避諱地說：讓路過的市委領導「覺得我通宵達旦地工作」。他還讓人買幾箱泡麵放自己辦公室，但是另外叮囑下面的人幹警，每天讓市警局後面的酒店送兩隻海參，和黃瓜—起去皮打碎，當自己的早餐。領導來了，王立軍馬上把方便麵拿出來，裝模作樣攪和兩下子。
局裡對王立軍的竊竊私語一直沒有休止，還有人肆無忌憚地表演泡泡麵的情節。越來越多人期盼霍玉奎的迅速提升。在一段時間裡，王立軍對底下的人越傲慢、蠻橫，霍玉奎的聲勢就似乎越是提高——似乎更多人覺得，如果霍玉奎能完成職務上的反超，那似乎意味這個體制某些部分的「撥亂反正」。
霍玉奎知道，雖然自己儘量避免，但已然身不由己地被推到—個激烈的位置。他知道，自己和王立軍正是這個體制催生出來的兩種矛盾的東西。他與王立軍在這一時刻，似乎變成了兩種政治方式的對決。
霍玉奎猜想，王立軍會準備採用一些他理解不了的方式改變自己的處境。但他沒想到，這個事情與自己有關。
1994年10月22日，毫無徵兆地，霍玉奎突然在辦公室里被帶走。
「這簡直太胡來了。」即使過去二十年了，霍玉奎回想起來還是非常激動。他自認為對工作抱有潔癖，在他此前的二十多年，連被領導批評，都是自我無法容忍的事情。
在被押往拘留所的途中，霍玉奎的第一反應是，自己內心的傲慢是否曾不小心表露，並最終激怒王立軍。有一次他管轄下的派出所派人來匯報案子，霍玉奎在四樓聽取匯報，並不知道王立軍突然在二樓召開會議。直到有人提醒，霍玉奎連跑帶沖趕到二樓，迎接霍玉奎的是王立軍那種讓他發冷的眼神。平生第一次，霍玉奎覺得應該去解釋點什麼。
霍玉奎的猜測是對的，那一次的遲到被王立軍正式當作一種挑釁，王立軍事後專門問過其他人：「老霍這人是怎麼回事兒?」『開完會，我去找他，剛要開口，他揮揮手，行了行了，不用解釋，他那態度就繃著臉。你也不知道他什麼心情。沒過幾個月，就把我抓了。」
更讓霍玉奎覺得無法理解的，自己究竟最終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才讓這個體制批准了王立軍對他的逮捕令。
霍玉奎被逮捕的時候，連罪名也沒有。這種完全不合乎正常辦事程序的事情，就發生自己曾負責治安的單位里，作用在自己身上，他非常吃驚。讓他吃驚的還有，抓捕自己的，是從外地臨時調來的警察，然後自己也不是進常規的拘留所，警車直接開往一棟小白樓。「活脫脫是電影裡的情節」——這在霍玉奎看來，又是一個完全不合規矩的事情。
雙手被拷上那一刻，霍玉奎就問為什麼?王立軍的回答是，你自己想想。
霍玉奎的監室是一間小屋，窗戶被紙糊著，一條粗大的鐵鏈一頭鎖著他的手，另一頭拷在床頭，吃飯如廁都不解開。提審總在半夜，這小白樓又單單一棟樓在田野里，只要審訊室一有哀號的聲音傳出，樓下的狼狗就跟著叫。
起初的四天四夜，霍玉奎無法睡覺，他把自己的人生從頭開始想了好多遍。「第一次那麼剖根究底地想找到一點線索，讓自己明白為什麼。」但整理了好幾遍「我真的自認為一輩子都在盡力做所有人認可的好人」：在做派出所所長的時候，前任所長總會親手把辦好的戶口交給居民，藉機當面收取好處，「我認為這是份內的業務，改變流程，不再由自己經手去揩那道油」。有一次，轄區內—位居民有精神障礙，過去曾親手捂死過自己的孩子，他到派出所辦理戶口時，直接拿起痰桶喝水，人人避之不及，「是我親自出來為他批了手續，那個病患一向不懂人情，事後居然自己扛來10斤大米表感謝。我知道沒法和他爭執，收了大米，但留他在自己家吃了一頓飯」。除了這樣的小人物，霍玉奎也曾經拿著市委秘書長、市政法委書記的條子，為副專員追回過偷走的工資袋，把工資單都從廁所里撈出來，與錢—起一文不少地送還給當時鐵嶺市最高層的領導。
「沒有人天生擁有那麼好的品格，」霍玉奎說：「這二十年的公職工作，我一直把它嚴苛的自我修煉過程。」因為他堅信體制需要他這麼做。而且體制會回報他。
「我當時到街上，偶爾搭計程車也要費一番口舌，因為司機發現是過去的老派出所長，會堅持不要我的錢」，無論從底層民眾還是上司領導，在這座城市生活多年，人脈和名望滲透到方方面面，霍玉奎自信「我有我的社會基礎」，然而，一向體面的自己，竟然會被鐵鏈囚禁在荒郊野外，「毫無尊嚴可言。」而且原因不明。
他開始不斷反過來追問審訊他的人：你們到底要我說的是什麼?你們就一直讓我交代，得讓我知道交代什麼?這樣的追問將近一周，最終是「審訊的人自己慌了」，告訴霍玉奎，他的「案子」原來是王立軍正轟轟烈烈發起的「9.19掃黑」的—個。
9.19是從承接上面嚴打精神，市委領導結合鐵嶺實際做出的部署。為了支持這個部署，領導甚至特批，可以特事特辦，在有足夠的判斷下，先逮捕和審訊。這讓王立軍沒任何實際證據前就可以抓捕人—一即使是刑事偵查大隊副隊長。
霍玉奎恍然大悟，王立軍做了很聰明的政治投機：「而且王立軍可能以為，一抓一個準，誰沒這或那的問題?」霍玉奎甚至能想像，王立軍向上級申請逮捕自己的理由：先提設定有黑社會了，然後抓了—撥人，緊接著說黑社會之所以那麼猖獗，在於警方有人充當了保護傘，「為了鐵嶺，必須徹查到底，用這樣—個完全正確的邏輯包裝，要我是領導，我也沒法拒絕。」霍玉奎終究還是為體制在自己身上犯的錯找了—個合情合理的理由。
2、掃黑的「需求」
如果只是這個原因，霍玉奎有信心，自己很快就會出來，而且體制會恢復甚至補償他的損失。
按照當時市委領導傳達下來的精神：正因為經濟沸騰，全國又在掀起一輪嚴打運動，再加上鐵嶺發生過兩次惡性事件，讓市領導和時任警局局長陳泰寶有了整頓的想法：1994年6月，在縣法院民事庭在調解一起經濟糾紛過程中，當事人不滿調解結果，當庭引爆炸藥包，至一名法院工作人員和當事人死亡，另一人重傷。而在更早之前，市政協某官員的轎車，被人安裝爆炸裝置至當事人死亡，另一人重傷。
這個級別的掃黑運動，嚴格意義上本應該由警局一把手負責的，不過，王立軍曾在曉南和犬明鎮以掃黑著稱，又剛到市局來需要有所表現，領導最終同意讓王立軍總負責。
即使其他人對王立軍背後關係網有再多的猜測，霍玉奎依然篤定：掃黑特長才是王立軍真正的靠山。霍玉奎自己也有大量的關係網，但關係網只是構成你在關鍵時刻的推手，王立軍這樣的火箭，簡單的關係網是造不出來的。王立軍升遷的真正秘密，是他發現了社會對掃黑的需求，並成了這個國家掃黑的代言人。「有時候，思想『正確』比什麼力量都大。」
霍玉奎從來不認同掃黑這—做法。那兩起惡性事件，在他看來，都是個例，特別是政協轎車爆炸案，已經證明罪犯是有精神分裂傾向。這兩個事情恰恰說明，經濟的發展在改變了整個社會結構，讓社會的人心和階層發生了新的摩擦可能，應該在這個層面上來探討如何治安。
在他看來，鐵嶺當年並沒有黑社會，按照刑法的定義，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指：「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百姓，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組織。」跟其他城市一樣，鐵嶺當年有殺人放火的刑事案件，「但都是單獨出現的個體案件」。
這些作惡的人，在霍玉奎看來，只是平時社會上一些「作得很兇的小孩」。「是有人經常在一起打架鬧事收保護費，郡些霸道的小地痞們最大的一次毆鬥叫北山戰役，規模不過幾十人，所用的武器都是鐵鎬、鐵鍬，沒有槍枝彈藥出現。完全達不到黑社會的程度。」「對這些小孩，最好的辦法就是引導、教育。」
霍玉奎的理念是引導人正面的一面，遏制惡的一面。而且他看到這些「很兇的小孩」，「通常也是很有衝勁，很有能力的人」，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鐵嶺，開飯店、餐廳、物流等這一類新買賣的，都是這些在市井裡打架立名的人。
果然，正如霍玉奎的預料。最終落到霍玉奎頭上的主要的犯罪罪名，是黑社會二亮子的保護傘。
二亮子原名張洪俊，年少時候曾是當地的混混，被抓時是當地有點名氣的商人。兩年前，一次打架事件後，為了躲風頭，二亮子跑到了外地，此後他想回來自首，便帶了兩萬塊錢托霍玉奎幫忙打點說請，公安檢察相關部門的朋友都判斷情節不嚴重，也都沒有收下這份人情。據霍玉奎說，特意與二亮子的母親打了招呼，準備拿著那兩萬塊錢給老人存入銀行，他就被逮捕了。
即使在王立軍軍依然執掌期間，對霍玉奎的判決書還是承認了霍玉奎無意受賄這個情節，也因此，當時的霍玉奎非常期待「能馬上放出來，並官復原職」。
但霍玉奎還是天真了。他繼續被扣押著。親友們來探望的時候，給他帶來了消息：王立軍發文給霍玉奎工作過的街道、辦事處、單位，說，任何人只要舉報霍玉奎有功，都可以被獎勛甚至馬上提升。
這樣的「謠言」，霍玉奎的家人雖然不相信，但開始心神不寧。事實上，這些在政府各級部門工作的親友，也通過這個體制內的各種規矩，來嘗試告訴王立軍：這樣的刑拘毫無道理。
王立軍的回覆理由是：「這是領會中央精神，結合地方實際的嚴打，我相信老霍沒有問題，但是要嚴查。」就這樣，霍玉奎繼續扣押在小白樓里。一個中央抽象的理念，在王立軍的運作下，成了這麼多體制內的官員也衝破不了的鐵幕。
最終霍玉奎被關押了將近—年。等到他出來，才發覺，一切都變化了。在私底下，有一些人來表示過同情和關心，但每個人，包括曾經最支持自己的一些下屬，在公開場合都躲霍玉奎遠遠的。霍玉奎聽曾經的一個下屬說過，他被抓進去後，「王立軍竟然連霍玉奎也敢抓」這—些說法曾經震撼了整個公安系統，雖然進—步的審查證明霍玉奎確實沒做過什麼出格的事情，「這竟然反而強化了王立軍的威望——老霍什麼事情都沒有，被王立軍說拿下就拿下。」
霍玉奎確實感覺，自己似乎一下子落單了，警局有一位姓劉的女性文職人員，一度跟對門的同事矛盾深重，「純不講理，打的那是生死架」。局裡讓當時最有名望的霍玉奎出面調解，借用他的權威和人緣，化解了兩人尖銳的衝突。然而在霍玉奎羈押的時候，這位劉姓政府宣傳人員，受命為王立軍撰寫宣傳材料，繪聲繪色地講述霍玉奎如何與二亮子沆瀣一氣，到處訛詐錢財，在家具公司、水泥廠等挨家挨戶打白條，最後建出了二亮子的飯店。當地報紙、後來的宣傳材料，都一一沿用了裡面的情節，而其實，最終法院和各級部門都證實「都是瞎編的」。
那段時間，霍玉奎覺得自己似乎無處可去了。剛出獄沒多久，閒逛的他碰到三個歹徒在搶劫一個小年輕，那歹徒揮起刀就要砍人，霍玉奎「不由自主衝出去頂」。「刀就落在右手上。家人送我去醫院的時候笑話我還以為在當警察啊。」
霍玉奎伸出右手，給我看那個刀痕，淡淡地說：「手的肌肉組織被破壞了，這手從那個時候就廢了。」說到這兒，突然聲音一哽，什麼都不願意說了。
3、掃黑的「作用」
「我知道當時很多人罵我是王立軍的跟班」，計連科兩手—攤：「我其實也被逼得很慘。」計連科就是當時「小白樓」的實際負責人。
在這個體制里，計連科—度是個既邊緣，又主流的人。刑警是警局最容易出成績的地方，而計連科業務能力尤為突出，「不排第一，也該在第二吧」。但在人際上，他—直非常不擅長。同事總覺得他質樸得有些過頭。衣服上時常有污漬油跡，說話時喜歡用「俺」做代稱。後來王立軍帶他去—名部長家拜年，計連科才第—次在那兒見到盒裝紙巾。回鐵嶺後，他最常和別人講的故事是「人家部長家的衛生紙，都是一拽一拽的。」
因此，警名再遠搖，計連科辦案卻經常連摩托車都輪不上，多少公里地只能靠走路。局裡給各支隊撥款，他管轄的刑警總分不到多少。
即使這樣，計連科終究也是四年—級、四年一級這樣上來的。因此和市局裡的許多人—樣，王立軍還沒到任，他早早地表達過厭惡：「這種跳飛機的人，肯定玩的很虛。」
和王立軍真正見上面，計連科對他的第一印象卻是新鮮、好玩：帶著墨鏡，穿著皮爾卡丹的風衣或時髦的皮夾克，腕子上掛著好看的手錶;說話、辦事一板一眼有繁複的講究，出門誰走前誰走後，哪個級別走中間哪個走兩邊都有個說法;無論是多少人的飯局，都是帶領話題的焦點，時不時講個黃段子或是戲弄—下屬下。喝到高興，王立軍還能亮嗓子唱幾句。在工作中，王立軍說一就一，沒有猶豫，簡單利落;很多事情，做起來因此特別方便、直接。—些拖了許久的事情，王立軍—來，就全部解決了。
「得說他有點兒小魅力」直到現在，計連科依然這麼覺得。他覺得王立軍擅長的，恰恰是他最欠缺的，而這些優點，在政府工作中也很重要。他甚至在王立軍的影響下，開始注意自己的衣著打扮，去做了套假皮爾卡丹西服，然後很緊張地問王立軍，精神不?
計連科從沒想過，自己會是王立軍三顧茅廬的人。在王立軍被任命為9·19掃黑負責人後的兩三天，計連科就被找過去談話。「你是搞刑事偵查的，掃黑你得參加，我來當指揮。」計連科本能的傲慢讓他拒絕了這個「討好新領導的機會」，他覺得王立軍根本不懂刑事偵查，「憑什麼領導自己」。沒幾天，王立軍又找到計連科，計連科又拒絕了—次。計連科以為應該不會有下文了，沒想到局長陳黎瑩榮自找到他，「老計你去吧，市委書記都來電話了。」
回顧二十年前的那次決定，計連科坦言，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王立軍可以讓我完完全全地發揮自己的特長.」。「以前，鐵嶺刑事偵查支隊只有三十幾人，撥款少，沒車、沒錢」，王立軍—到，扣了好幾台車，豪氣地告訴手下「執行任務，車隨便開」。9·19掃黑的規模更是前所未有，—下子幾乎整個鐵嶺公安的資源全部集中在了刑警的手中。計連科從來沒這麼過癮過。
計連科分析過王立軍為什麼找到他：王立軍出身小鎮派出所，以前辦案其實談不上專業。他需要專業的刑事偵查技術。另外，王立軍必須有自己的人，刑警隊成了王立軍組建嫡系部隊的天然班底，自己自然成了被需要的人。王立軍當時曾放言：「刑事偵查隊就是鐵嶺警局的黃埔軍校。」王立軍到任以來，把新招的大學生，全都拉到了刑瞥隊，還從各部門物色尖子。很快，刑警支隊超過了120人。
計連科當然明白王立軍的處境。局裡那麼多人排斥他，王立軍的性格又讓他無法採用討好的方式，他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快地出盡可大的成績。在剛開始的—段時間裡，鐵嶺刑警隊裡的「王立軍小分隊」氣勢很高漲。因為王立軍慣常的強勢、著急，此前積壓的一些案子一下子解決了。
到這個時候，計連科已經不去計較他「沒什麼業務能力」。王立軍可以打通上上下下的關係，市領導能因此重視、解決各種實際問題。「這也是能力。」
王立軍第一次和他說到掃黑計劃時，計連科非常興奮。計連科是贊成掃黑的，首先他很期待掃黑能讓自己過一次前所未有的刑事偵查癮，再有，他一直不太理解霍玉奎式的寬鬆。他並不太懂，也不相信「教育」、「引導」等這種虛的力量。「鐵嶺當時治安確實差，我老婆上街買菜還要我當保鏢。」計連科至今認為，沒有掃黑，也不會有後來鐵嶺的治安環境。
在9·19行動正式展開前，計連科看到王立軍在忙活地到處找小白樓——有單獨的一個樓，有從各個地區調來的警察隊伍。王立軍的各種行為無疑都在向計連科透露著一個訊息：大幹一把的時候到了。
第一個抓的是楊富。這個決定計連科很贊成。雖然一開始並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楊富殺人越貨，搶劫偷盜。但他是那些混混中，比較著名的一個。抓他，或許能滅滅這個圈子的威風。緊接著，是二亮子，這個計連科也理解。二亮子和楊富一樣比較有名氣。在計連科看來，二亮子純粹是自找苦吃。開飯店還搞了兩輛推土機立在門口，然後垂下兩串鞭炮大肆地轟，「在那當口，等於是自己跳出來的人選。」
王立軍希望計連科幫他管理小白樓，計連科同意了。然而，進小白樓沒幾天，計連科就開始內心不安。
「由於專案組當初並沒有明確打擊範圍，又採取了先定目標再抓人後取證的方式，所以產生了擴大化。」「凡一些國營企業，集體經濟的負責人跟所謂『黑社會』有接觸的都被列在收審範疇。」而這些人，通常都是這個地區比較有經濟活動能力的頭面人物。
計連科隱隱約約感覺到王立軍的標準：有名的，有錢的。
小白樓里越發充滿著計連科不認可的審查：沒有嚴格的犯罪事實，而是試圖通過拷打讓他們自己交代。犯人被銬在鐵床上，不許下地，一拷就是三個月。也不移交看守所。
這不是計連科認為的刑事偵查的方法，也不是他覺得合理的做法。他不斷找機會向王立軍建議放掉沒找到問題的人，卻一次次被王立軍拒絕。
真正讓計連科吃驚的是，霍玉奎也被投入小白樓了。而且還審查了一段時間，果然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並沒有什麼具體的犯罪事實。計連科一直有一個原則，「不整警局內部」，「那樣做太不講規矩了。」但是現在他能做的只是想辦法讓霍玉奎少受些罪。
從霍玉奎開始，王立軍的掃黑行動，在那個階段一度轉向「警局內部」，很多人不斷被盤問和老霍是否有哪些來往，每個人人人自危。
計連科此時已經察覺：自己也無路可退了。「同事們漸漸也對我有另外的看法，所有人都覺得我是王立軍最親密的人。」計連科早已習慣被人排擠在外，但他「得按照自己的良心來」，「我偷著私下攔住一些拷問，儘量減少些痛苦。」
這種完全失控的掃黑，讓計連科一度失眠，他只是一次次和王立軍反映情況，希望讓王立軍明白，「掃黑的方向和方式似乎錯了。」但王立軍沒有耐心聽他的任何建議。
看上去毫無根據的抓捕還在擴大。據後來的不完全統計，「9·19」抓了國營企業法人7人，民營企業家8人，市、縣公安幹警4人，區檢察院幹警2人，市法院幹警1人，市執業律師1人。其餘的，還有為數許多的「社會閒散人員」。
被抓的人，越來越讓計連科哭笑不得。他認出過一個人，曾經是和王立軍一起研究文物的同好，後來聽說是買賣中出現糾紛，就被以掃黑的名義抓了進來。還有一個朋友和計連科抱怨，自己剛買了一輛豪車，突然被王立軍安排人給扣下了。經過多方人情運作，朋友終於見到王立軍本人，沒想到王立軍只是隨口說一句，「沒什麼毛病，就是想認識認識你。」車子就給放出來了。
「或許掃黑是王立軍想到的在市局裡開一條路的辦法，但真正運作起來，那裡的名和利，好像激發了他另外的東西。」計連科不敢質問的還有一件事情：前後總共以掃黑名義在鐵嶺抓獲了136人，不管是否有罪一律採取罰款或交先保釋金。少則1萬元，多則3至5萬元不等。但最終入市局的帳僅僅21萬元，其餘200多萬不知去向。後來，1996年鐵嶺市黨組會議上，有人提出查看9·19帳目，王立軍回答「刑警支隊搬家，帳本被水泡了，剩下的被老鼠咬碎了」。
計連科猜想，那時候的王立軍格外需要錢。「他地位越不鞏固，越必須用很多的錢招呼人。最大的開銷可能是招呼媒體。」9·19掃黑那陣，王立軍到哪都帶著一隊媒體。
折騰了小半年，終於逼近年關，計連科迫不及待提議把掃黑組織撤掉。在他的經驗里，沒有任何一場運動會持續這麼久的時間，事實上到了後期，實在無人可抓了，王立軍開始到鐵嶺市下屬的各地去搜捕。
王立軍答覆，「不行」。沒幾天，市領導提出同樣的建議，同樣遭到拒絕。
這樣的態度讓計連科覺得十分蹊蹺，堅持下去是為了什麼?計連科看到，王立軍繼續不斷要求手下的人聯繫媒體，整理各種材料給領導，也總是到領導辦公室里去。過了幾個月，王立軍突然宣布撤掉9·19工作組，沒多久，王立軍被鐵嶺市委推薦，獲得國家人事部、公安部授予「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範」稱號。在這個基礎上，同年5月，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並參加了全國勞模報告團和全國公安勞模報告團。
就在王立軍忙著到處宣揚他的掃黑事跡時，鐵嶺的法院開始宣判9·19專案的「犯罪嫌疑人」。長達一年的運動，前後拘捕幾百人，最終夠證據起訴判刑的只有18人，其中被處決4人;被處決的罪名，大都是因為定義上比較寬泛的「流氓」和「強姦」。而幾個被扣上所謂「黑社會保護傘」帽子的8個涉案公安政法幹警、律師，在掃黑結束的幾個月內，「經市紀檢委和市、區檢察院、法院審理後，全部被平反、糾錯、恢復名譽」。
9·19掃黑結束的一段時間裡，各級報刊大篇大篇的報導都在歌頌王立軍和這個專案組。計連科有時候出門，就有群眾向他歡呼翹大拇指，但他揮手轉身趕忙就走，心裡有說不出的不踏實。
從小白樓回到局裡，計連科再次審視自己所在的單位，經過9·19這一站，王立軍已然在局裡組織好自己的體系了。當時跟隨王立軍打9·19的年輕幹警，各自因為功勞占據局裡的核心位置。當然計連科也被市局領導和王立軍掛上了頭功。
這不是沒有代價的，計連科知道，王立軍搞垮的一些人各有關係網，他們一個個通過各級領導，試圖在合適的時機「調整」王立軍。
關於王立軍抓捕犯人的英勇資料在辦公室已經屯了幾大箱子，但是他依然「非常努力地繼續積攢」。為了隨時可以聯繫到警局的攝影師，還特意扣了一個大哥大當專線，24小時保持聯繫。
小自己10歲的王立軍在9·19掃黑後，開始「阿計阿計」地叫他，辦了不合他心意的事就當眾破口大罵，甚至甩人耳光。他最不能接受的，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飯，王立軍拿了包煙扔給大家，酒足飯飽桌上的煙不見了。臨走王立軍和計連科擁抱，他感到王立軍順勢把自己兜兒摸了—遍「他在懷疑我偷了煙，是當著大家的面赤裸裸的羞辱我。」
終於忍不住，計連科還是做了點什麼。有—次—個領導突然拉住計連科問，王立軍是不是執法比較暴力。計連科支支吾吾，表示了肯定。這個事情馬上傳到王立軍耳朵里。王立軍怒氣沖衝來責問他：你是誰的人?兩個人冷戰了—個星期後，王立軍卻突然在計連科岳父的生日那天，送去了禮物。
幾個月後，—個雨後的早晨，在警局外面發現了—個炸藥包。王立軍報案，聲稱這是歹徒放的炸藥想滅他的口，「不想，下雨把導火線澆滅了，這是上天憐愛。」而「柱子上的黑色痕跡就是熄滅時留下的」。計連科知道這肯定是王立軍在壓力之下選擇的怪招：這個故事證明他因為無私掃黑招致來可怕的報復，經過一宣傳放大，就會激發了體制內和社會對他的保護之聲。
然而，搞刑事偵查的計連科，太知道炸藥的導火線點著了扔水裡都不會熄滅，而那塊黑色痕跡，—看就是輪胎蹭的。作為整理材料的需要，計連科再次被問詢到。計連科實在無法讓自己在引以為豪的專業問題上說假話。
匯報上去的結果，是領導隨即去找王立軍談話。不一會兒，王立軍衝進了計連科辦公室，抬手把手槍砸了過去。計連科躲過手槍，背後的東西稀里嘩啦地也碎了。
從那天起，計連科發現王立軍派人看著他的辦公室，只要有人來，就會被他叫過去訓斥。不久，連送文件的都不敢靠近計連科。不要說破案抓人，自己連日常工作都沒有了。計連科甚至聽說王立軍花了幾十萬雇了人要殺他，據說殺手到了鐵嶺，—打聽發現計連科是公安，被嚇跑了。不過，計連科始終沒有看到殺手，無法判定事情的真偽。
局裡的領導看他倆矛盾太大，就把計連科調去底下的分局做局長。上任後第二天，王立軍馬上把計連科的五個副局長叫到市局裡談話。回來以後，沒有一個副局長聽計連科的話，還有一個指著鼻子罵他。局裡選舉，這些人還聯合起來把計連科的政委給選下去了，—下子」連領導班子都組不起來」。計連科—度覺得，自己無路可走了。
4、「入伙」的「條件」
在銀州區紅旗派出所所長楊鋒看來，壓力似乎在幾年之內就重構了王立軍。
1993年，楊鋒第一次見到王立軍。當時楊鋒是市區一個派出所的所長，王立軍是曉南鎮派出所的副所長，在他印象里，王立軍狂妄、粗魯，但也坦率、好玩。
再次見面時，王立軍已經是比楊鋒高兩個級別的市局副局長了。王立軍才上任沒多久，楊鋒所在的派出所在調查一名賣淫婦女時，審問到這名婦女與鐵嶺一位領導進行過交易。市委書記知道了這樁醜聞後，親白找到所長楊鋒要求繼續深挖，與此同時，紀委也組織了專案組。
在這個專案組裡，楊鋒與王立軍貼身工作了十多天。十天接觸下來，楊鋒覺得現在的王立軍是個心神不定、坐臥不寧的人。常常召集開會，人到齊了他卻不發一語，斜楞楞地盯著你，看得人心裡發毛，最後卻三言兩語講完，說「好了，先這麼地吧。就讓人一頭霧水田走了。「王立軍每天看起來都神神叨叨的，似乎特別焦慮緊張」，「卻不知道他在琢磨啥。」
楊鋒感覺得到當時王立軍的壓力，這種壓力，促使王立軍做出一個個過激的行為。正因為對流言的焦慮：楊鋒聽說，王立軍在各個層級早已經完善了耳目。曾經有一個叫於紅海的幹警發過幾次牢騷，被反映到王立軍耳朵里，很快就被因此免職。而計連科也告訴過楊鋒，「和王立軍在—起，他電話就沒閒過，警局裡的、其他部門的、老百姓，都是反映問題的。」
他改變了見下屬和其他人的流程：過去見副局長，只要敲門進去就好，幹警們有時候沒事兒串串門兒，坐沙發上閒聊下工作和生活。王立軍在門口設置了一個警衛，不管什麼人要見他，都要先跟警衛通報預約，被允許後才能進門，而且必須立正站好匯報。
這其實是種惡性循環：質疑給了王立軍壓力，壓力讓他更加強勢，強勢又帶了更多質疑。王立軍變得越發的暴躁，越發需要通過一些「手段」和「技巧」標榜—些姿態來安撫自己。
楊鋒雖然理解，卻很反感這種做派。自已經歷過七任警局長，沒有一個需要他如此恭敬。他去找王立軍，故意一進門坐在沙發上。楊鋒的底氣在於，他有幾個關係很好的同學，現在已經是市政府常務副市長、市委秘書長的級別。王立軍經常請他們喝酒，一群男人喝高興了互相勾肩搭背，甚至交杯酒，飯桌上王立軍與楊鋒並不見外。
看上去，似乎王立軍對楊鋒有些格外的尊重。但楊鋒後來覺得，那時候的王立軍正忙著「整頓」市局裡的關係，既無暇顧及他這個直屬分所，同時需要他那些同學的力量。
果然，氣氛正在微妙起來，自己所里的一些人默默地與王立軍接觸得越來越頻繁。一開始所里的人對那些人冷嘲熱諷，但是，沒多久，這些人職務一下子提升，另外的人安靜了。反過來，那些看不起這種獻媚行為的人被擠到冷處，甚至因為丁點兒的事兒而被免職。
楊鋒掰著手指頭對GQ的記者數，從刑警大隊長、治安大隊長，到各個派出所的所長，所有層面都被王立軍大肆調整。在楊鋒的這一層級，十多個派出所所長前前後後都被撤換：「第—批就地免職四個人，第二批免掉兩個，心理抑鬱被迫辭職了一個，調走了—個，病死了—個，最後只剩一個安然無恙」，「那是因為有至親在市委組織部任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