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運動，也稱「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964年12月至1966年8月，我先後參加了（湖南省）零陵地區寧遠和道縣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工作隊由四個方面的人員組成：地縣區社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幹部、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和會計、知識青年、社會青年。知識青年必須是貧下中農成分，具有初中畢業以上文化程度，未婚且在農村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兩年以上，在地委黨校學習3個月後即分配到「社教」工作隊，列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培養對象，當時也叫「政治學徒」，全地區9個縣兩批共500多人，我是其中一員。
「社教」運動設立工作機構，縣設工作總團，由地委書記任總團長；區設工作分團，由縣委書記或地區正處級幹部任分團長；公社設工作隊，由一名縣委副書記任隊長；大隊設工作組，由一名公社副書記任組長。其他工作隊員也有分工，如分管整黨、治安、民兵、青年、婦女以及資料等。一個生產隊至少安排一名工作隊員，相當部分生產隊安排兩名（以老帶新），地委書記所在的總團生產隊最多安排7人（包括兩名農業技術員），一個縣上萬名工作隊員，當時稱之為「大兵團作戰」、「人海戰術」。運動大體分四步進行：建立以貧下中農為主體的階級隊伍，清查基層幹部的「四不清」問題，開展對敵鬥爭，整頓、健全農村領導班子和各種組織。農村生產貫穿運動全過程。最後總結、驗收。工作隊撤出後，每隊留駐兩名工作隊員為觀察員，以鞏固運動成果。省委按照毛主席關於「蹲點調查、解剖麻雀」的指示精神，在寧遠縣禮仕灣村搞試點，副省長徐啟文帶隊蹲點，指導面上。《二十三條》要求六七年內全國搞完，零陵地委打算試行「一帶一」的辦法，即搞一個縣，同時帶一個縣，爭取全區四五年搞完。據說，總團在附近縣搞了「一帶一」試點。
「社教」運動雖然過去40多年了，但那些日日夜夜、點點滴滴，至今仍在腦子裡縈繞，難以忘懷。這裡，僅就其中二三事，作個簡要記敘。
「搞階級鬥爭的工作隊」
「階級鬥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它是一場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是「社教」運動中講得最多、運用最廣、影響最深的一句話。那時候，什麼事都扯上階級鬥爭，動不動搞批鬥，說什麼「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亡」，強調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群眾說我們是「搞階級鬥爭的工作隊」。
進隊第一件事，搞訪貧問苦、紮根串聯，就是在「越窮越革命」思想指導下，從群眾中挑選出身最苦（貧下中農）、家境最窮（「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的赤貧戶最為理想）、政治思想上沒有任何問題的家庭，作為工作隊員的住戶。並以此為駐點，動員和發展其他貧下中農，建立貧下中農協會，依靠他們開展各項工作。一般要求清查戶主祖宗三代，看有沒有值得警惕的問題。有個工作隊員，清查一個戶主的老爺爺在清朝當兵與太平天國農民軍打過仗，說這個戶有歷史問題；另一個農民在60年代困難時期講過「吃不飽，餓死人」的話，說這是對現實不滿；還有一個農民與地主兒子認「老庚」（同齡人之間的親暱稱呼），被說成是階級立場不穩等，進隊一個多月了，這個隊員還沒有紮下根來。其他工作隊員也碰到過這樣那樣的問題，為紮根串聯感到頭痛。當時流行一句話，說：「『紮根串聯』比推選中央委員還困難！」
總團、分團、隊部領導多次講話，批評一些工作隊員看不到階級鬥爭，看不到「螞蟻」（把階級敵人說成是螞蟻）。此後，大家頭腦里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覺得到處是「螞蟻」。有一次，我們幾個工作隊員在去隊部開會的路上看見一個老人吃力地推板車，「幫不幫助推一把」成了我們爭論的話題，最後「寧可不推，絕不錯推」占了上風，理由是不知道推車人是貧下中農群眾還是「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或其子女。1965年底，在道縣白馬渡區開展「旱地改水田」大會戰中，有一個20多人的勞動隊伍在統一休息時多休息了10來分鐘，分團團長指著那一堆人對我們說：「那裡肯定有壞人搗亂破壞！」有個工作隊員反應很快，馬上跑過去催促那些人儘快動工。平時工作隊員上廁所也很小心，生怕弄錯走進「五類分子」或其子女家的廁所，「廁所里的階級鬥爭」像警鐘一樣，時時在工作隊員的頭腦里敲響。「社教」工作進入對敵鬥爭階段時，則集中火力批鬥「五類分子」，不管他們有沒有「反動言行」，總是認為他們「火燒冬茅心不死」、「對共產黨和貧下中農刻骨仇恨」、「伺機反攻倒算，夢想復辟變天，妄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對他們捆、打、吊、罰（罰做苦工），有時還把這些人的不是「分子」的妻子及成年子女拉來陪批陪鬥，要他們「清洗腦筋，接受教育，劃清界限，站到人民這邊來」。與此同時，還挖空心思地搞出一個「二十一種人」來，即除「五類分子」外，還把國民黨起義投降人員、勞改釋放人員、親屬在港澳台的人員、因政治思想問題被開除黨團或公職的人員、歷次政治運動受到批判未定性的人員、摘帽右派、封建迷信職業者等等，看作是「內部隱患」、「社會渣滓」、「邊緣人物」，把他們列入「另冊」，內部掌控。這些人不能入黨、提干、上大學、就業，而他們自己和多數群眾則被蒙在鼓裡。我在寧遠搞「社教」時，隊部臨時把我抽調去抄寫「對敵鬥爭花名冊」，裡面是「五類分子」的姓名、簡歷、表現及管制情況等，另有一個「副本」名冊，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由此得知「二十一種人」一些情況。不知當時和以後提出「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口號時，這些人是否在其中，我這個身臨其境的人也解釋不清。
《二十三條》明確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整社員群眾。為了做到既要抓階級鬥爭，又不整社員群眾，當時熱衷於搞「對事不對人」的階級鬥爭教育，即抓住一些典型事例，開展群眾性的批判和辯論。我所在大隊某生產隊一個農民是集體豬場的飼養員，他家一隻母雞走失了，他點著火把到處找，而就在這天晚上，他負責的豬場一頭母豬壓死了幾頭剛產下來的崽豬。工作組把這件事上升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上去，並且與階級敵人聯繫起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開展批判和辯論。一些群眾因怕傷了鄉里鄉親的面子而批不起來，工作組就培養典型發言引導批，批得不痛不癢就去找「理論武器」深入批。儘管沒有點名道姓批判，這個農民精神上仍然受到很大刺激，甚至一度想尋短見，因為他明白，批判對象就是他。在「對事不對人」的批判、辯論中，有的地方還別出心裁地編排出「兩條道路的幾個界限」來，如出集體工就是社會主義，做集體工時間搞自留地就是資本主義；家庭養豬賣給國家就是社會主義，殺了自己吃就是資本主義；搞個體副業掙來的錢交集體記工分就是社會主義，錢由自己支配就是資本主義；集體經營林場、魚池、果園等就是社會主義，責任到戶到人就是資本主義，等等，並把它當作經驗來介紹和推廣。群眾對此很反感，說把他們的活路都給堵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