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底特律申請破產的消息不僅成為美國的重頭報導，還成為中國官媒的重要國際新聞。由於底特律被冠以「資源枯竭型城市」之名，中國的山西再度受到關注，媒體報導，山西省煤礦地下採空區高達2萬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積1/8。
*礦區沉陷的連環生態危機*
山西這條新聞其實並不新，同樣的數據早在三年前就出現過。新華社在2010年12月13日發布過類似新聞。按《瞭望新聞周刊》同年9月25日的文章，山西省的地下采空面積更大，約占該省總面積的1/7。該文引官方數據稱，當時全國煤礦累計采空塌陷面積已超過7000平方公里，在重點煤礦，平均采空塌陷面積約占礦區含煤面積的1/10——如果以此為標準計算，全國的煤礦地下采空面積約為70000平方公里左右。這還不包括其他採礦引致的采空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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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煤礦地下採空區高達2萬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積1/8。（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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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型城市(包括資源型地區)是中國對以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採、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城市類型的總稱。其實，僅就資源枯竭來說，中國的情況遠比美國嚴重。第一，美國這種資源枯竭型城市不太多，底特律的衰落與其說是自然資源枯竭，不如說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底特律的汽車行業衰落所致。但中國截至2011年，共有資源枯竭型城市69座，占資源型城市總數118座的58%以上。第二，底特律的災難主要來自於人口減少、失業嚴重，其自然生態環境並未遭到嚴重污染與破壞。這種城市的再生可能性比生態災難型城市要大。而中國的資源型城市則面臨連環生態危機。
山西省官方曾總結煤礦采空造成的生態災害：首先，煤矸石大量堆積，環境污染加重。至2010年山西煤矸石堆積量已超10億噸，且以每年5000萬噸的速度增加。矸石中的有害成分通過徑流、淋溶和大氣飄塵，嚴重破壞了周圍的土地、水域和大氣。其次，水資源漏失量大，人畜飲水困難。採煤造成的水資源破壞面積2萬餘平方公里，導致1678個村莊的80萬人口、10萬頭大牲畜飲用水困難。年排放礦井水5億噸，全省受污染的河流長達3753公里，致使太原、大同、陽泉、長治、晉城、臨汾等城市水質含鹽量較原先有不同程度升高。第三，水土流失面積大，植被破壞嚴重。採煤造成土地裂縫、土壤退化、糧食減產，甚至顆粒無收。國內媒體對山西煤炭採空區做過調查，發現「300萬人受災，處處是鬼村」。
總體上來說，經濟結構失衡，缺乏接續替代產業、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失業和貧困人口較多、維護社會穩定壓力較大等，是這些資源枯竭型城市的通病。中國發改委2008年對山西省資源損失進行過摸底調查，但估算的損失結果遠小於實際損害。據山西省國土部門預估，至2015年，山西煤炭開採導致生態環境經濟損失至少達770億元;至2020年，煤炭開採導致生態環境經濟損失至少達850億元。我不知這估算的依據是什麼，但我知道，即使投入850億元十倍的錢，也無法讓山西省的空氣、水流與污染土地恢復到30年前的水平。
沉陷區生態災難涉及大氣、水和土壤三大方面，都與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有關，面臨這種生態恐慌的省份不止山西，比山西境遇更糟糕的地方有不少已經列入資源型枯竭城市行列。「踩著有毒的泥土，呼吸著污染空氣，喝的是污染水，吃的是污染糧食和蔬菜」，就是這些礦區沉陷區居民的生活寫照。
*中國的環境災難是人禍*
改革30餘年，中國一半以上的資源型城市面臨枯竭，與其說是天災，還不如說是人禍。在中國高能耗、低產出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當中，人的因素起了決定作用。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論述過中共政府與企業之間早就形成了一種污染共犯結構。這種共犯結構形成之後，首先導致法律失靈。中國環保法律、地方法規、部門法規雖然高達1800部左右，卻無法約束政府官員與企業的行為;其次是審批制度失靈。地方政府官員考慮的只是GDP增量與政績考核成績單，完全忽視當地的環境將受到何種影響，環境評估形同虛設。第三則是企業的外部約束管制失靈。法律規定各地環保部門都要定時定點對可能產生污染的企業監測，如果發生污染，將處以罰款甚至關廠等處罰。但由於政府與企業在污染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共犯結構，基層環保局乾脆順水推舟，成了吸附在污染企業身上的寄生機構。
以上是制度性因素，但我在本文中想重點論述一下人的因素。環境生態本身有共享性，儘管中國的食品特供決定了權貴們可以比平民享有更安全的食品，有錢人可以比窮人飲用更乾淨的水，但在空氣品質上，中國人算是平等享有。中國官員與企業家難道不清楚環境共享這一基本道理?
原因說穿了也簡單，官員與企業家大都抱著「賺夠錢就走」的心態。山西省官員們在煤礦吃乾股是公開的秘密。當採空區大量出現後，當地官員們還借動遷大發難民財。據生活在礦區的人透露，礦區的官員、國企高管及銀行系統中的實權人物早就通過各種渠道將子女送往國外。因為有了移民這條「退路」，他們一致認為發展比環保優先。數年前，山西省環保主管部門通過發放問卷和網際網路問答的形式，做了一次全省範圍的大型環保民意調查，調查總人數為9,411人，其中包括3,600名官員。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關係這個問題上，九成的市長、地方官員認為，環保和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矛盾，但經濟發展應該優先。正是在這一觀念指導下，山西省才會出現今天這種連環生態危機。不少山西省的煤老闆大都以山西為賺錢基地，與當年晉商在全國各地賺錢回家大蓋豪宅相反，今天的山西煤老闆熱衷於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北京、沿海城市購房置產，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上很有實力的購買者群體。
據新華社今年6月報導，中國為環境犯罪者引入死刑。這點是否能夠震懾那些用各種方式破壞環境的官員與企業家?其實很難，環境災難的追責有個漫長的責任評估過程，為肇事者留下很大的迴旋空間。更何況，中國的精英群體大都抱著賺夠錢就走的心態，早已未雨綢繆。更何況，目前世界上那些公共債務高企的國家，如加勒比海地區的一些島國和南歐的希臘、葡萄牙與賽普勒斯等正在修改移民政策。據移民律師說，「這些國家的政府瞄準的是那些焦慮的中國人——他們正尋求在本國發生動亂情況下的潛在家庭出逃方案以及資產保護」。
他人的痛苦並不能讓自己有所收穫。中國官媒莫要以為只有底特律踏上了地獄之旅。偌大的美國畢竟只有一座底特律，而中國已經有69座城市及地區赫然列於資源枯竭型城市榜單，如今這名單還在加長，就連改革30多年來一直走在經濟發展前列的廣州與溫州，如今也被媒體列入「十大資源枯竭走向衰亡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