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賀子珍被送進精神病院後，頭髮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著頭。以至她重新恢復自由後，日夜都戴上一頂帽子，遮蓋一下難看的光頭。
賀子珍進了蘇聯精神病院後，特別是在初期，經受了什麼樣的苦難與折磨，至今鮮為人知。她什麼時候提起這段往事，都是熱淚盈眶，痛苦萬分。她直截了當地表示：我不願意回憶這段往事。
被強迫關進蘇聯精神病院
賀子珍被送進精神病院後，頭髮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著頭。以至她重新恢復自由後，日夜都戴上一頂帽子，遮蓋一下難看的光頭。
以賀子珍那暴烈、倔強的性格，她絕不會馴服地接受被作為精神病人對待。她承認，她的確激烈地反抗過，抗議把她送到這種地方來。她曾經拒絕醫院的任何治療，要求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說，我家還有個生病的女兒，她需要我來照顧。然而，不管她說一千道一萬，精神病院的醫生們均置若罔聞，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訴說得越多，反抗越激烈，醫生們越發認為她腦子不正常。他們強迫她服用這些藥以後，她四肢無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沒日沒夜地睡覺。
她覺得，自己沒有病，被人誣陷說有病，硬拉到這種地方來，已經夠不幸了，如果讓他們按精神病來治療，大劑量地服用治療精神病的藥物，時間長了，把腦子真的治壞了，不是更倒霉嗎?
她對自己說，我一定要想出對策來。她逐漸發現，醫生給她服藥有一個規律，當她表現出不服從，不聽指揮，或者抗議、申訴對她的迫害時，她被強迫服用的藥量就大，甚至輔之以靜脈注射，自己昏睡的時間也長。她由此認識到，保護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裝出一副被馴服聽話的樣子，承認自己的確有病，醫生護士怎麼說就怎麼辦，就會減少服藥的數量。
醫生看賀子珍的確表現比較好，同意把藥停掉了。其實，賀子珍並沒有把藥吃進去，在這所醫院，護士要親眼看到病人把藥吞下去，並張開嘴檢查過後才離開。賀子珍每次吃藥，迅速把藥放到舌頭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頰邊，裝作用開水送下去了。等護士走開，再把藥吐出來。
再過一段時間，賀子珍向醫生訴說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這樣做，一是給醫生找點事情，二是讓醫生看到，她的知覺、感覺一切正常。
賀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醫生的注意力果然轉移到賀子珍的胳膊、腿上來，給她開的鎮定神經的藥相對減少了。
後悔錯過了與毛澤東和好的機會
對於自己到蘇聯來，賀子珍早就後悔了，而且不知後悔了多少次了。現在，她深深地感到這樣做的錯誤。她過去十分迷信蘇聯，以為只有到了列寧的故鄉，在那裡才能學好馬列主義。其實，馬列主義學得好不好，環境、條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個人的努力。她在蘇聯雖然有了很好的學習條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緒煩亂，不是也沒有學好嗎?
她還後悔對於異國醫學的迷信。她天真地以為只要到了蘇聯，她身上的彈片就能取出，身體就能康復，也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澤東當時就曾對她說過，我們延安的醫療條件也會提高的，我們要請國外最好的醫生到這裡來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蘇聯去，不久以後在延安也能把彈片取出來。她聽不進這些話，急著要走。結果，她在蘇聯也沒能把彈片取出。
賀子珍更後悔的是錯過了同毛澤東和好的機會。當他們夫妻間產生了一些誤會後，毛澤東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態。他苦口婆心地勸說賀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辦事處等待去蘇聯的飛機時，毛澤東又懇請當時在蘭州辦事處工作的陳正人和彭儒夫婦，勸賀子珍回來。可是，當時的賀子珍太任性了。
賀子珍更加後悔的是，在學習結束以後，沒有和同志們一起回國。她不願意回國，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的面子，覺得毛澤東再婚了，回國後目睹這種情形，會很尷尬，很難堪。賀子珍在醫院裡，反過來復過去地檢討自己的過去：她覺得，自己被人當成瘋子關進精神病院，就是因為身在異國他鄉，風俗習慣不同，語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國家，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她覺得自己應該回國去。
她對回國寄託著希望
賀子珍為了實現回國這個目的，她採取了好多措施。她積極地配合醫生和護士，服從治療，安靜本分，給他們一個良好印象。最後，這些醫務工作者終於承認，賀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經治好。他們不再強迫她吃藥，給了她更多的活動的自由。接著，她爭取得到醫務人員的同情和理解。她讓他們知道，她不是個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國的一個共產黨員，她是因為什麼原因才旅居蘇聯的。這時，治療她的醫生暗示：「你的病已經好了，可以出院了。」不過，他們告訴她：精神病院有規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擔保。
醫生的話，使賀子珍異常興奮。她出院回國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裡去找擔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從她進了瘋人院，就處在與世隔絕的狀態。沒有人來看過她，她無法知道，現在還有哪些中國同志留在蘇聯。她向一位態度比較溫和的女護士要了張郵票，一張信紙和一個信封。這封信寫給誰?發到哪裡呢?賀子珍好費思量。她根本不知道醫院以外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誰還留在蘇聯。她所見到的最後一個中國人就是那個騙她開門，讓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別人都走了，這個人可能還會留在蘇聯。她並不知道這個人現在何處，是否還在伊萬諾夫市。她決定收信人就寫這個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寫到莫斯科的那棟別墅。她覺得，把信投到那裡比較保險，那裡中國僑民出入的比較多，如果碰到有人認識這位女子，並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轉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產國際東方部如果還在活動，這樣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來信，定會引起他們的重視。要是找不到那位婦女，他們有可能把信拆開，就會看到她的呼喚，把她接了出去。
她在信中寫道：我的病已經好了，可以出院了，請你到醫院來一次，接我出院。她還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來的時候請別忘了給她帶幾件衣服。信發出以後，她覺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過的。雖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並沒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並不灰心;她充滿信心，總有一天，她的信會落到關心她的人手裡，一定會有人來接她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