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改革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所有主要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迫在眉睫的議題——美國政府最近關門背後的原因就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醫療支付和對富人增稅方案存有分歧所致。中國稅費將來必會大幅增加，但誰將為此買單？能否解決好這一問題對中國非常關鍵。
討論稅制改革的中短期措施預期效果時，必須要從長遠的角度來綜合考慮。和所有國家一樣，中國在制定經濟戰略時也必須要確定能產生預期效果的稅制改革方向。因而，未確定稅制改革方向，只依據總體經濟動態就貿然制定稅制改革政策決定，其結果必然只會是抽象、無成效的，嚴重時甚至會導致社會動盪。
稅制改革、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之間的聯繫非常精密。顯然，徵稅不是目的，而僅是為政府支出提供資金的手段。因而，中國必須面對「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將會大幅增加」的基本事實，因其正經歷從「開發中國家」過渡到「小康社會」，最終成為「高收入國家」的轉型過程。
因為政府支出終究是源於稅收，這意味著中國的稅費也將不得不大幅增加。下文將會分析中國未來數十年的平均稅率(average tax)增速將會快於GDP增速的原因。誰來為這些額外的稅費買單必然會極大地影響社會穩定。因而，討論稅制改革的中短期措施預期效果時，就如「383」改革方案一樣，必須要從長遠的角度來綜合考慮。
事實上，可以直言不諱地說：如果說中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反腐敗鬥爭是關乎中國社會穩定的迫在眉睫的問題，那麼從中期來說，建立稅收制度體系也同等重要。
下圖1顯示了中國稅費大幅將會增加的必然原因，因為中國將成為更發達經濟體。如圖所見，對比中國與主要工業國家，中共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遠低於已開發國家：中國這一比重僅為25%，不僅遠少於德國的45%、日本的41%，而且也遠低於通常被視為小政府模式的發達經濟體——美國的39%。因為除極短期外，政府支出必然是源於稅收。也即是說，中共政府支出將大幅增加，因為中國正轉型過渡為更發達經濟體。這必然就要求稅收相應大幅增加。
圖1：2012年中、德、美、日四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試圖避免這一實際後果的建議明顯自相矛盾，例如同時建議中國降低稅收和增加社會保障淨支出以刺激居民消費，或者依賴一些必然會造成短期經濟動盪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當前就過度依賴土地銷售。
許多學者指出，社會支出應是最優先考慮的事，但這同樣和稅收有直接的關係。例如，中國現有2.6億農民工，但其僱主為其支付的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14%、24%、8.4%。鑑於在發達經濟體，這些稅種的覆蓋率基本達100%，中國僱主繳納的稅種覆蓋率顯然將會大幅增加。下文將論述個人課稅( personal taxation)。
更重要的是，下圖2所示的美國州政府民用支出有助於看清發達經濟體的政府支出整體軌跡。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州政府民用支出從1947年占GDP比重的12.3%升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30.4%。美國政府支出占美國經濟比重增加，和中國一樣，也是由城鎮化推進和經濟發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建立社會保障網的支出所拉動的。
圖2:1947-2012年美國州政府民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下圖3舉例所示的是中國和美國本世紀的總政府支出——此數據包括軍事和民用支出。可以看出，中共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已從17.1%大幅升至24.9%，但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亦同樣有所增加——從32.6%升至38.8%。因而，中國和美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距從15.5%縮小至13.9%。但中共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仍然遠低於發達經濟體水平。
本世紀中美兩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鑑於這些趨勢，社會穩定和稅收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如果政府支出不朝著發達經濟體水平提高，就不能可能建立適當的醫療和社會保障網。要是那樣的話，社會動盪將不可避免——當缺乏安全感成為普遍現象時，這種不良情緒不僅會影響自身，還將會抑制消費支出。
如果稅收增速快於GDP增速，必然會帶動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增加，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誰為這些增加的稅收買單。這必然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社會公平正義的關鍵因素。試圖通過權宜之計，比如通過地方政府賣地避免這一根本問題，不僅不會有效解決這一固有的短期問題，而且會產生抬高土地價值和推高住房成本等諸多不良副作用。
回到稅制改革如何才能做到滿足政府支出必將大幅增加的首要原則，正如被廣泛指出的，這必須要從間接課稅急劇轉變到直接課稅——政府支出主要是源於間接課稅會增加最不富裕人口的相對稅收負擔和引發通貨膨脹。
中國顯示了發展中經濟體比發達經濟體更依賴間接課稅的特徵。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印度僅3%的人口支付個人所得稅(income tax)，而美國的這一數據則為49%。中國在2011年啟動了個人所得稅改革，但也僅8%的人口支付個人所得稅——勉強高於印度，但遠低於發達經濟體水平。從此數據看，很明顯，中國直接課稅的範圍將會大幅擴張。
個人所得稅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直接課稅的主要稅種，但在美國，其和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s tax)是一個稅種，雖然在其他國家，這兩個稅種是獨立的。然而，中國目前缺乏兩種在已開發國家理所當然的直接課稅稅種——一般被稱為物業稅(property tax)和遺產稅(inheritance tax)。
曾有很多人從中國宏觀經濟層面討論過物業稅效果。物業稅是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經濟體的主要地方稅種的原因是因為其和個人課稅密切相關。累進物業稅實際上是一種財產稅。事實證明，這一稅種的效果非常好，而且也很難逃避——百萬富翁願意住在貧民區以逃避支付物業稅的數量可以忽略不計。物業稅的收益也非常穩定和容易計算——不象個人所得稅，銷售稅或增值稅——因為他們不會隨商業周期而急劇波動。
頗為奇怪的是，中國居然沒有遺產稅這一稅種。因為這一稅種缺乏不僅有悖「社會主義」原則，而且甚至有悖理性的「資本主義」原則！沒有國際證據證明，遺產管理總的說來是有效率的——管理家族傳承財富是不發達經濟體而非發達經濟體的典型症狀。因而，從本質上來說，傳承世襲累積的大筆財富是一種經濟失衡。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捐出他們99%的財富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也要注意到房屋稅(estate tax)。在美國，房產價值超過525萬美的房屋稅率為40%。
中國在做直接課稅的關鍵決定時一定要按原則辦事。美國稅收制度給人一種難以逃稅感覺的原因之一就是其高效的採集系統，但這依賴於兩個關鍵的原則：首先，美國公民必須繳稅，不管他們住在哪個國家；第二，如果他們試圖靠放棄美國國籍來逃稅，他們就必須支付「退出國籍稅(放棄國籍稅)」。鑑於美國稅收採集系統的高效性，建議中國也效仿美國的這些原則。
與複雜的個人課稅相比，對企業課稅的原則很簡單。統計數據顯示，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投資拉動的。對企業課稅的設計應該秉承這樣的原則：如果企業將利潤用於投資，就應課以較低的稅率；如果企業用利潤支付如紅利等的支出，則應課以較高的稅率。
當然，上述框架太大，可能不會這次就被引入三中全會或者將來的一系列會議——但這代表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要全面推進的一系列稅制改革。然而，這代表中國稅制改革的大方向。如果三中全會能通過物業稅和遺產稅等政策，這意味著中國的稅收制度邁向了接近發達經濟體的第一步。這些措施與中國稅制改革的大方向一致，並非背道而馳。但與其他國家所做的粗略比較已經表明，中國制定任何合理的稅收政策必須是基於事實，而非神話。
·以發達經濟體標準看，中國稅費並不高，反而非常之低。因而，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的政府支出增加不是偶發事件，相反這一過程還只是剛剛開始，並且還將繼續。
·「大市場，小政府」的口號完全是誤導性的。中共政府支出規模不會縮小，反而會大幅增加，因為中國正邁向發達經濟體。
三中全會的作用是在合理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稅制改革進程——這就要全面理解「中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平均稅率增速將會遠快於GDP增速」這句話所蘊含的現實意義。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