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揭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面紗＊阿波羅新聞網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希望擁有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魔力。在上周六開始的領導層會議上，習近平將提出提振經濟的計劃，官方媒體也把此次會議和1978年的一次歷史性會議相提並論。根據它們的報導，在那次會議上，鄧小平開啟了市場化「改革開放」的時代。

但是，想從鄧小平那裡得到啟發和指導的人應當小心：關於1978年會議的常規敘述，不過是由一些經過挑選的記憶片段集合而成。對於中國究竟是如何走上經濟改革道路的，那些敘述也並不真切。

在接受一名中國研究者採訪時，曾擔任趙紫陽助手的鮑彤說，「把這次會議人為地掛上光環說成是『改革開放的大會』，這是編造出來的一個神話。」這份採訪發表於2008年。被迫下台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是20世紀80年代動盪的中心人物之一。

根據中國共產黨廣泛傳播並一再重複的那個版本的歷史，在1978年末舉行的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抓住了控制權。根據這些敘述，受到鄧小平的啟發，官員們開始在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摒除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殘留，並將當時的保守派總書記華國鋒排擠出高層，而華國鋒一直捍衛毛澤東，抵制經濟改革，並且阻礙為那些被毛澤東打倒的官員平反。

自那以後，接下來舉行的三中全會均在中國的政治議程中占據了特殊地位。這些會議大約每5年召開一次，會上領導人會制定政策重點。在每個領導人任內召開的第一次三中全會尤為重要，這次會議對於習近平也正是如此。黨的宣傳部門引導人們把本次全會與1978年的那次著名會議相提並論，對其大加讚揚。

不過，通過採訪、文獻和回憶錄研究那段歷史的學者們對於改革的敘述，卻並沒有那麼簡單明確，過程中的猶豫躊躇也更多。其中鄧小平的形象也更像是一個精明的政治人物——他隨著事件的發展做出反應，並一步步調整立場——而不像是一個遠見卓識的設計師。

「對三中全會的官方敘述，誇大了會議本身的意義，這種敘述在國外的研究里也經常得到附和，」在共同準備的郵件回覆中，澳大利亞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的政府學榮休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韋斯(Frederick Teiwes)和莫那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歷史學者孫萬國(Warren Sun)表示。他們二人正在合著一本有關那段歷史的書。

「它忽略了華國鋒在帶領中國遠離毛澤東思想教條，並將重心重新放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果，對三中全會前進行的初步改革輕描淡寫，並把接下來兩年鄧小平成為最高領導人的複雜過程過度簡單化敘述，」兩名教授寫道。

「市場」一詞並未出現在1978年會議的官方報告中;「改革」一詞出現了兩次。而在大約6年後，「改革開放」的口號才被廣泛使用，泰韋斯和孫萬國民教育授寫道。

在中央委員會正式會議之前召開的一場工作會議上，1978年的巨變就已開始上演;通常這兩次會議一起被稱為當年的三中全會。到會的官員本應討論經濟政策，但一些人開始敦促領導層著手解決毛澤東時代遺留的問題，並且為那些被毛澤東打倒的官員在政治上平反。

這一轉變的發起人既不是鄧小平，也不是華國鋒。他們事先取得共識，這次會議應該關注於改善經濟，而且會議上爆發出平反呼聲的時候，鄧小平正在國外訪問。

曾是黨內幕僚的鮑彤在2008年的那次訪問中稱，「這實際是一次失控的會議，是出乎華國鋒、鄧小平意料」的會議。

在位於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任歷史系教授的韓鋼表示，鄧小平回國後，支持平反被打倒的官員，但劃定了界限，而且不想破壞毛澤東的地位。韓鋼正在撰寫有關那段時期的研究文章。「他希望關注未來，不想糾纏於過去的細節，」他說。

1978年的會議支持對國家計劃進行調整，進而重振經濟，但轉變其實已經在進行了。在較早的官方文本中，華國鋒被描述成了一個不幸維護毛澤東思想教條的人。不過，泰韋斯和孫萬國表示，他的確認識到了變革的必要性，儘管他因為對意識形態轉向做出的調整過於遲緩而受到了批評，而且這些批評讓他受到了很大傷害。

韓鋼說，另一方面，鄧小平也逐步接受了由市場推動經濟增長的觀念，而不是在國家計劃中進行調整。三中全會前，鄧小平和華國鋒在經濟問題上有類似的看法，即需要加快經濟增長步伐，引進更多技術。

韓鋼說，「轉變是逐步逐步來的。」

「並不是說在三中全會上，他突然產生了改革的靈感，」他評價鄧小平說。「把市場經濟改革的想法追溯到那次會議是過早了。」

實際上，1978年的會議上原則同意的一份文件曾明確反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該制度後來成為了分水嶺，讓農民從公社的束縛中解脫了出來。這一變革將土地分配給了農民，允許他們承包生產，這樣他們就可以把餘糧留下來自己食用或者賣掉。

鄧小平等領導人花了幾年時間才轉變立場，明確支持這項政策;在實踐中廢除公社來得並不容易，因為公社是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象徵。泰韋斯和孫萬國稱，家庭承包政策到了1981年才成了決定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