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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親筆自傳《獨自上場》選摘

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以後要離開家獨自生活了。

體校管理非常嚴格,我每天放了學就得馬上回去訓練,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時間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離體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時間—那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訓練結束後,爸媽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點鐘之前我必須歸隊。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幾乎每個周六都來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掛念我。當時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訓練完爸爸騎著自行車來接我回家,那個時候我可以對爸爸撒嬌,說出訓練時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媽媽每天傍晚都會從家裡坐公共汽車(大概20分鐘左右)到體校來輔導我做家庭作業,風雨無阻。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強烈的時候。有時她來晚了,我就站在陽台上,牢牢望向大門口。媽媽不來,我就不下來。

媽媽每次來都帶點我愛吃的零食,我吃東西,她就站在旁邊幫我洗飯盒,收拾收拾床鋪。等我吃完,她輔導我做作業,幫我洗衣服,我們母女倆有一句沒一句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一直等到10點鐘我上床睡覺,我媽才會回家。

那些分離對我和媽媽來說都是不那麼輕鬆的,我記得自己在夜晚將近時是多麼失望,但我不能賴著媽媽不讓她走,我已經8歲了,我是大孩子了。

我也知道我的哭泣會讓她難受,而且什麼結果都改變不了。唯一體面的告別方式似乎就是閉起眼睛裝睡,等媽媽走了,再一個人躲在被窩裡面偷偷低聲啜泣—絕對不能大聲哭,讓室友聽到很丟臉的。我媽很快就覺出了蹊蹺:怎麼往床上一倒就睡著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間後,站在窗戶旁邊看了幾分鐘,才看到我鑽出被子,面對牆壁,肩膀因為啜泣而輕輕抖動。很多年後,她告訴我說,當時她難過極了,很想帶我回家。但最後她也只能咬咬牙離開,想著周末要爸爸給我多做幾個好菜。

日子長了,我逐漸適應了體校的生活。同學們全比我大,對我這個小丫頭都很照顧,我的興趣開始轉移到了網球上,不再哭著入睡。這讓家裡人也比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聽到很多很新鮮的事情,儘管當時可能有的聽不懂,我還是覺得很快樂。就算我媽臨時有事不能來,我也不那麼難受了。

業餘體校的生活是艱辛而快樂的,每天早上6點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飯,然後7:30出發去上課,放學回來接著訓練。對我來說,最痛苦的就是冬天從暖和的被子裡爬出來出早操。我們要圍著四片網球場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們跑步的時候就偷懶,只順著網子跑,還以為教練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後,教練會去檢查腳印,被檢查到的時候我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當時真的單純得有點傻傻的,以為自己的小計謀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飯,我自己走到學校去上學。我記得從食堂走到學校要15分鐘,體校的同學沒有和我一個學校的,大家走著走著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著馬路往學校趕。馬路兩邊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我認識梧桐樹,一到秋天它們就掉我一臉毛毛。

放學後要趕緊回體校訓練。體校的孩子們是沒有假期的,別人放假的時間就是我們訓練的時間。當時武漢市好像有個針對小學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課。但對我們來說,周四下午是個很重要的時段:那天我們要留在隊裡打循環賽。

剛開始訓練的兩年,我對網球熱情很高,每天放學後恨不得跑步回去訓練。90年代初打網球,各方面條件都比較簡陋,那時我們訓練的網球場是露天的,沒有硬地球場,當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紅土地,我們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練習前隊員們要自己先下去做場地。

做場地也蠻好玩的:先用腳蹭出線的位置,然後再推著小車用石灰水畫線。武漢的夏天氣溫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畫線,腳底板都熱辣辣地燙。那時候的經濟實力還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裝備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個問題。那個年代可沒有為兒童特製的小號球拍,我們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頭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墜手。木頭拍把摩擦係數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會磨出水泡,要等水泡變大、漲破,最後結成繭子,打起來才不會覺得疼。

我對痛感一直很遲鈍,人家說我是那種「長頸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腳,周日才會反應過來,因此對手上的水泡,我並不放在心上,我比較擔心膝蓋。

開始打對抗的時候我們還是孩子,重心不穩,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們幾乎每天都把膝蓋磕得鮮血淋漓。運動員摔摔打打是常事,我們也不會把這當回事。業餘體校沒有隊醫,都是教練帶著我們去水龍頭底下把傷口上粘的沙子沖一下,胡亂抹點紅藥水、紫藥水就接著上場打球了。體校的小孩是不興動不動就哭天抹淚的。再說大家都有傷,別個都忍著,就你一個人哭,怎麼好意思哪?那時候我們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紅藥水,下次就會選擇紫藥水,顏色不一樣會感覺比較好玩。小時候真的單純得可愛。

要說疼,最疼的是摔到舊傷口,之前的傷疤會裂開,疼得很。經常是受傷的部位還沒有完全癒合就又摔到同樣的部位。我記得有一次膝蓋上面結的痂有一兩厘米厚,裂開後,可以看到裡面積了好多膿血和沒剔乾淨的沙粒,那是舊傷未愈又添新傷的結果。所以現在看到膝蓋上的疤痕,我還是會在心裡為當時自己的堅強而默默鼓掌。

我們當時訓練的時候在中山公園。因為是在開放的公園裡,導致每次訓練都會有很多人來圍觀,對,就是圍觀。可能大家覺得很稀奇吧—那麼多小朋友在場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頭髮而且曬得很黑(現在學名是古銅色)。特別是當有小朋友摔跤的時候,有的人會心疼,但有的人卻是會捂著嘴大笑著看熱鬧。不過不管怎麼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還是很快樂的,有那麼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爾下班也會過來看,但大多數時間他們會刻意錯過那個時間段,因為看著實在太心疼了。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臉色凝重,我倒是毫無感覺。小孩子完全沒有「好看」「難看」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後才發現自己的腿上傷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時,幾乎所有網球隊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別。為了打球方便,我們都把頭髮剃得短短的,穿著幾乎所有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們都穿過的類似式樣的運動服。

由於常年在室外打球,我們的臉上、身上都曬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錯認成男生。訓練場外面就是公園,有時我們打完球去滑梯、蹺蹺板上玩,旁邊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饞,上來說:「哥哥讓我們玩一下撒。」我只好說:「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現在想來,那段時間的開銷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個子長得飛快,運動服幾個月就穿不下了,這些都是要自己花錢買的,再加上學費、定期交食堂的飯費,爸媽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受薪階級的家庭,這筆支出對我家不是小數字,但每次要換裝備的時候,父母都表現得非常輕鬆,他們不願意我有這方面的心理負擔。寧可自己省吃儉用,也不會讓我覺得拮据。我的同學們家裡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條件好很多,但當時,我一點兒差距都感覺不到。

打了兩年網球,最初的新鮮勁兒漸漸過去,我開始在放學的路上磨蹭。從學校到中山公園的網球場中間的商場門口有時會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裡看猴戲看到散場,再看商場掛的大鐘,訓練時間都快要結束了,趕緊往訓練場跑,趕在結束前揮兩拍。

我對網球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但它已經成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它從我的生活中驀然抽離時,我忽然感到空虛。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時躲在二樓的陽台外面,結果不小心掉下陽台,摔在一塊石頭上,軟組織挫傷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暫時停止訓練。

這個結果對我來說是正中下懷,終於不用頂著太陽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電視、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輕鬆愉快,還舒舒服服地睡了個懶覺。第二天起,空虛就占領了我的心,我六神無主地在家裡發呆,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好。在家裡「養傷」三天後,我向爸爸求饒,讓他帶我去隊裡看看。隊裡的小朋友們見我回來都很開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說,讓他一個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隊裡訓練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麼和你媽交代?」最後我還是留在了隊裡,當天就恢復了訓練。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會帶我去打球,不過不是在訓練場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漢市青少年宮的網球場打。我們三個人帶著晾好的白開水和洗乾淨的水果趕到青少年宮。那裡打網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歲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練。陪練是要收錢的,一小時5塊錢,這在那個年代是蠻貴的價格了,但爸爸毫不猶豫地說:「打。」

最初跟陪練打,我是有點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點,打起來很辛苦,但打著打著就慢慢適應了,也摸出了一點兒門道。漸漸地還在青少年宮打出了一點兒小名氣,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動邀請我打球,還蠻風光的。可能是因為我的架勢挺專業,不像一個初學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歡啟蒙教練夏溪瑤,她性格溫和,總和我們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別的教練那麼嚴肅,我小時候最喜歡她。考慮到我們都還是小學生,夏教練把訓練時間安排得比較靈活,作業多的時候,她會讓我們少訓練一會兒,留出足夠的時間把作業寫完,等到作業少的時候再把運動量加上去。

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數學尤其出色,還曾經被老師帶去上過一段時間的奧林匹克班。數學考試的時候我習慣倒著做卷子—這也是優等生用來表示自信的一種方式,我信心滿滿地先做後面的大題,再做前面的填空選擇。

在數學課上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障礙。相比之下,語文就差多了,我討厭語文課,我的語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數學差遠了。好在爸媽對我的教育一直比較寬鬆,每次考試卷子都要帶回家給家長簽字,爸媽看過就簽了,印象中,他們從來不曾對我說過「別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這種話。從這一點上說,我比很多同齡人都要幸運。

隨著我年齡漸長,訓練和學習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個奧數班那麼簡單了。

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試前,我在學校複習功課,整整一個月沒去訓練。老師和教練都對我意見很大。當時我在武漢單洞新村小學就讀,班主任黃老師對我期望很大,一直勸說我父母讓我專心升學,放棄網球。她說打網球如果打不出成績,以後很難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個學校。而夏教練的意見則相反,她認為我網球前景不錯,順利的話,會有「打出來」的一天。老師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練則希望我全心訓練。兩邊都是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媽被頂在磨盤中心左右為難。20世紀90年代初,「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還占據了社會主流,大家對運動員有些成見,好像搞體育的就特別笨似的。我們自己心裡也沒什麼底氣—搞體育的不確定因素太多,誰也不敢保證自己就一定能「打出來」。當時湖北省隊的余麗橋教練曾經是亞洲冠軍,那在我當時的心目中可是厲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學一起坐公共汽車回家時問他:「余麗橋你認不認得?她是亞洲冠軍!」同學老實回答:「不認得。」這讓我很震驚:網球這麼不受關注!亞洲冠軍這麼厲害,可說出名字來,大家都不知道,這讓我非常有挫敗感。

許多同學都在那時陸陸續續放棄了網球,但爸爸最終還是為我選擇了繼續打球這條路。回家後他沒有提到老師在家長會上的抱怨,而是讓我繼續專心練球。儘管如此,我還是能感受到教練和老師之間的競爭和對彼此的不屑。

老實說,在後來的若干年中,我曾經多次懷疑自己是否該踏上網球這條路。但當時的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孩子都在做自己並不感興趣的事,許多人不喜歡數學奧賽班,但他們的父母喜歡說「我的孩子在奧數班」,於是他們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慮「已知籠子裡共有雞和兔15隻,共有40條腿,那麼雞和兔各有幾隻」的問題。我對網球說不上多熱愛(有時簡直就是痛恨),但我還是堅持練下來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堅持。我堅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認為我應該堅持下去。當我坐在教室里試圖為枯燥的課文分段,並總結歸納段落大意的時候,我偶爾會思念網球場上明媚的陽光,以及網球撞擊在拍子上的響聲。但當同學們盡情享受著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討論昨天晚上看的電視劇劇情時,我就只能木著臉走開—我沒有寒暑假,他們說的電視劇我都沒看過,我沒有時間看電視。

11歲那年,我和業餘體校的另外幾個隊友進了省隊的集訓隊,我們的指導教練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亞洲冠軍余麗橋。從11歲開始,她就是我的教練,一直帶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練告訴我們,進省隊的名額只有一個,想要從集訓隊進入專業隊,就要更加努力地訓練。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競爭」兩個字的含義。我們幾個人都住在一間宿舍裡面,每天一起吃飯,一起訓練,都是親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競爭」,心裡總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這些隊員里年齡最小,家裡經濟條件也很一般,雖然成績算是比較不錯的,但也沒有勝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時候,一個新的機會忽然出現在眼前—作為集訓隊的隊員,我有時可以代表湖北隊出去打一些錦標賽或者業餘賽,在某場比賽中火車頭隊的教練相中了我,並和我爸爸取得了聯繫,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車頭隊打球。

爸爸很猶豫,因為對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隊沒把握,但又不甘心讓我去火車頭隊—當時的湖北是網球強省,連續出了好幾個全國冠軍,火車頭隊雖然實力也很強勁,但比湖北隊還是略遜一籌。爸爸在反覆思索後,最終婉轉地謝絕了火車頭隊的教練。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為全國冠軍,湖北隊作為網球傳統強隊,無疑是培養冠軍的最佳土壤。

爸爸和我那時都沒想過日後會有「大滿貫」這類比賽,我們的夢想止步於全國冠軍,能打到國內第一,已經覺得是莫大的榮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現實的顧慮—湖北隊離我家的距離不過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車頭隊,想多見我幾面就很難了。

這些事情,我當時一無所知,直到爸爸走後,媽媽才告訴我當時爸爸有多焦慮。

爸爸的病時好時壞,在他意識清醒的時候,他給我的教練余麗橋寫了一封信,語氣非常誠懇謙恭。大意是感謝教練對我的栽培和指導,自己身患重病,時日無多,只能把我的未來託付給教練了,希望教練多多幫助我,不要客氣,該批評就批評該教育就教育……這封信余教練留了很長時間,還叮囑隊裡的同事「萬一李娜家出了什麼事情,隨時准假」。這時候爸爸的身體已經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於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覺得胃疼,沒當回事,以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調理一下就會好。1992年,忽然高燒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 B超檢查,檢查結果是:先天性血管狹窄—一根位於肝臟心臟之間的血管因為太過狹窄而堵塞,血流不暢通引起了高燒。醫生說,這種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見。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將血管切除,換成人造的塑料血管。當時醫學還不是很發達,人造血管也都是國產的,最多使用4年。我從頭到尾被蒙在鼓裡,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談論他的病情。這根細細的人造血管像一個惡毒的詛咒,像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一樣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說的一樣,只工作了4年就開始萎縮了,血液無法通過,形成了肝腹水,嚴重時,爸爸連呼吸都無法進行。

這時我正在北京集訓,為之後在深圳的青少年賽作準備,爸爸反覆叮囑大家不要讓我分心,媽媽也不敢告訴我爸爸的真實病情。最後一次見爸爸是在火車站,當時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訓練,我和小隊員一起從北京坐火車去深圳時,火車經過武漢,爸爸讓我下車,我們父女倆在站台上見了一面,見面不到5分鐘。之前的三個月我一直沒見到爸爸,這次見面,看到爸爸拖著臃腫的身體艱難地邁著步伐時,我大吃一驚,爸爸怎麼憔悴成這樣,跟變了個人似的?不過爸爸一直跟我說不要擔心他,病況已經開始好轉了,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陪著我到現場看我比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美好的謊言,直到現在我還在自我欺騙地堅信會有實現的那一天。

如果那個時候我聰明一點不會沒有想到爸爸的病,不會見不到爸爸的最後一面,不會直到現在想起爸爸時還會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會跟媽媽通電話,媽媽說爸爸身體恢復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納悶,爸爸病了好幾年了,怎麼好起來這麼快?不過媽媽既然都這麼說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還叮囑媽媽讓她看好爸爸,大病初癒,不要走動太多。後來才知道,媽媽接電話的時候,爸爸正在手術室里搶救。

我家的經濟條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後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單位效益不好,雖然有醫保,大多數醫藥費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那段時間,媽媽最受煎熬,以前家裡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習慣了凡事由爸爸操辦,現在爸爸病得臥床不起,媽媽只能自己去親友家走動借錢。剛開始還能籌到一些,後來就只能兩手空空地回來了。債主們也有他們的顧慮: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孩子,這錢什麼時候能還上呢?

媽媽憂慮得連哭都不會哭了,她自幼衣食無憂,從沒這樣四處求告過。爸爸有一段時間經常陷入昏迷中,媽媽一看到就趕緊把他送到醫院搶救,第一次搶救過來後,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爸爸的身體沒出現過突發狀況,第二次搶救後,他只有20天左右的時間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維持了10天……最後就完全意識模煳了。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一封一封地發,我們卻沒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點的醫院。最後一次住院的時候,爸爸說他不想去了。就在媽媽單位隔壁五醫院的分院打了一針胺基酸,然後在媽媽單位休息,媽媽一邊照顧爸爸一邊上晚班。那段時間爸爸試圖自殺過一次,他說想吃包子,支開了媽媽,媽媽提著包子和菜走到樓下時,隔壁的朱師傅把頭探出窗戶大喊:「小李!小李快上來!你家出事了!」媽媽進門就看到滿地的血,趕緊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醫院搶救。

此時的媽媽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人說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話是對的,人到了這般田地,才會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最讓我和媽媽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棄,爸爸生病時,奶奶當著我的面說了一句:「死馬當做活馬醫吧。」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他們有五個兒子,漫不經心地養活著他們,即使一個不在了,後面也還有四個。可是我只有一個爸爸。

後來媽媽跟奶奶借錢付醫藥費,奶奶很直接地說:「我借不到。」轉天就帶著家人去買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歲,當時還在念大學,奶奶二話沒說就拿出錢來給叔叔交學費。

父親去世後,我和爺爺奶奶加起來見面不超過三次。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立場和苦衷,但是我沒辦法忘記,沒辦法原諒,起碼現在還不能。我不願意見他們,見到他們就會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離世的時候,連40歲都不到。

不久後,我就在湖北省隊註冊,成為湖北隊的正式隊員,朋友們都祝賀我,但我心裡並沒有多少喜悅。進入省隊,成為全國冠軍,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結果,可他還沒來得及看到這一切,就早早地離去了。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余指導那裡看到了爸爸當年留給余指導的一封信。

萬箭穿心。

「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何其真實,又何其殘酷。

(本文參考:華西都市報、人民網讀書頻道、揚子晚報等)(來源:人民網-文化頻道)

責任編輯: 王篤若  來源:人民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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