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以後要離開家獨自生活了。
體校管理非常嚴格，我每天放了學就得馬上回去訓練，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時間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離體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時間—那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訓練結束後，爸媽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點鐘之前我必須歸隊。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幾乎每個周六都來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掛念我。當時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訓練完爸爸騎著自行車來接我回家，那個時候我可以對爸爸撒嬌，說出訓練時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媽媽每天傍晚都會從家裡坐公共汽車(大概20分鐘左右)到體校來輔導我做家庭作業，風雨無阻。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強烈的時候。有時她來晚了，我就站在陽台上，牢牢望向大門口。媽媽不來，我就不下來。
媽媽每次來都帶點我愛吃的零食，我吃東西，她就站在旁邊幫我洗飯盒，收拾收拾床鋪。等我吃完，她輔導我做作業，幫我洗衣服，我們母女倆有一句沒一句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一直等到10點鐘我上床睡覺，我媽才會回家。
那些分離對我和媽媽來說都是不那麼輕鬆的，我記得自己在夜晚將近時是多麼失望，但我不能賴著媽媽不讓她走，我已經8歲了，我是大孩子了。
我也知道我的哭泣會讓她難受，而且什麼結果都改變不了。唯一體面的告別方式似乎就是閉起眼睛裝睡，等媽媽走了，再一個人躲在被窩裡面偷偷低聲啜泣—絕對不能大聲哭，讓室友聽到很丟臉的。我媽很快就覺出了蹊蹺：怎麼往床上一倒就睡著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間後，站在窗戶旁邊看了幾分鐘，才看到我鑽出被子，面對牆壁，肩膀因為啜泣而輕輕抖動。很多年後，她告訴我說，當時她難過極了，很想帶我回家。但最後她也只能咬咬牙離開，想著周末要爸爸給我多做幾個好菜。
日子長了，我逐漸適應了體校的生活。同學們全比我大，對我這個小丫頭都很照顧，我的興趣開始轉移到了網球上，不再哭著入睡。這讓家裡人也比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聽到很多很新鮮的事情，儘管當時可能有的聽不懂，我還是覺得很快樂。就算我媽臨時有事不能來，我也不那麼難受了。
業餘體校的生活是艱辛而快樂的，每天早上6點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飯，然後7：30出發去上課，放學回來接著訓練。對我來說，最痛苦的就是冬天從暖和的被子裡爬出來出早操。我們要圍著四片網球場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們跑步的時候就偷懶，只順著網子跑，還以為教練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後，教練會去檢查腳印，被檢查到的時候我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當時真的單純得有點傻傻的，以為自己的小計謀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飯，我自己走到學校去上學。我記得從食堂走到學校要15分鐘，體校的同學沒有和我一個學校的，大家走著走著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著馬路往學校趕。馬路兩邊是高大的法國梧桐，我認識梧桐樹，一到秋天它們就掉我一臉毛毛。
放學後要趕緊回體校訓練。體校的孩子們是沒有假期的，別人放假的時間就是我們訓練的時間。當時武漢市好像有個針對小學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課。但對我們來說，周四下午是個很重要的時段：那天我們要留在隊裡打循環賽。
剛開始訓練的兩年，我對網球熱情很高，每天放學後恨不得跑步回去訓練。90年代初打網球，各方面條件都比較簡陋，那時我們訓練的網球場是露天的，沒有硬地球場，當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紅土地，我們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練習前隊員們要自己先下去做場地。
做場地也蠻好玩的：先用腳蹭出線的位置，然後再推著小車用石灰水畫線。武漢的夏天氣溫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畫線，腳底板都熱辣辣地燙。那時候的經濟實力還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裝備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個問題。那個年代可沒有為兒童特製的小號球拍，我們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頭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墜手。木頭拍把摩擦係數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會磨出水泡，要等水泡變大、漲破，最後結成繭子，打起來才不會覺得疼。
我對痛感一直很遲鈍，人家說我是那種「長頸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腳，周日才會反應過來，因此對手上的水泡，我並不放在心上，我比較擔心膝蓋。
開始打對抗的時候我們還是孩子，重心不穩，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們幾乎每天都把膝蓋磕得鮮血淋漓。運動員摔摔打打是常事，我們也不會把這當回事。業餘體校沒有隊醫，都是教練帶著我們去水龍頭底下把傷口上粘的沙子沖一下，胡亂抹點紅藥水、紫藥水就接著上場打球了。體校的小孩是不興動不動就哭天抹淚的。再說大家都有傷，別個都忍著，就你一個人哭，怎麼好意思哪?那時候我們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紅藥水，下次就會選擇紫藥水，顏色不一樣會感覺比較好玩。小時候真的單純得可愛。
要說疼，最疼的是摔到舊傷口，之前的傷疤會裂開，疼得很。經常是受傷的部位還沒有完全癒合就又摔到同樣的部位。我記得有一次膝蓋上面結的痂有一兩厘米厚，裂開後，可以看到裡面積了好多膿血和沒剔乾淨的沙粒，那是舊傷未愈又添新傷的結果。所以現在看到膝蓋上的疤痕，我還是會在心裡為當時自己的堅強而默默鼓掌。
我們當時訓練的時候在中山公園。因為是在開放的公園裡，導致每次訓練都會有很多人來圍觀，對，就是圍觀。可能大家覺得很稀奇吧—那麼多小朋友在場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頭髮而且曬得很黑(現在學名是古銅色)。特別是當有小朋友摔跤的時候，有的人會心疼，但有的人卻是會捂著嘴大笑著看熱鬧。不過不管怎麼樣，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還是很快樂的，有那麼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爾下班也會過來看，但大多數時間他們會刻意錯過那個時間段，因為看著實在太心疼了。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臉色凝重，我倒是毫無感覺。小孩子完全沒有「好看」「難看」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後才發現自己的腿上傷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時，幾乎所有網球隊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別。為了打球方便，我們都把頭髮剃得短短的，穿著幾乎所有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們都穿過的類似式樣的運動服。
由於常年在室外打球，我們的臉上、身上都曬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錯認成男生。訓練場外面就是公園，有時我們打完球去滑梯、蹺蹺板上玩，旁邊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饞，上來說：「哥哥讓我們玩一下撒。」我只好說：「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現在想來，那段時間的開銷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個子長得飛快，運動服幾個月就穿不下了，這些都是要自己花錢買的，再加上學費、定期交食堂的飯費，爸媽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受薪階級的家庭，這筆支出對我家不是小數字，但每次要換裝備的時候，父母都表現得非常輕鬆，他們不願意我有這方面的心理負擔。寧可自己省吃儉用，也不會讓我覺得拮据。我的同學們家裡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條件好很多，但當時，我一點兒差距都感覺不到。
打了兩年網球，最初的新鮮勁兒漸漸過去，我開始在放學的路上磨蹭。從學校到中山公園的網球場中間的商場門口有時會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裡看猴戲看到散場，再看商場掛的大鐘，訓練時間都快要結束了，趕緊往訓練場跑，趕在結束前揮兩拍。
我對網球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但它已經成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它從我的生活中驀然抽離時，我忽然感到空虛。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時躲在二樓的陽台外面，結果不小心掉下陽台，摔在一塊石頭上，軟組織挫傷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暫時停止訓練。
這個結果對我來說是正中下懷，終於不用頂著太陽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電視、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輕鬆愉快，還舒舒服服地睡了個懶覺。第二天起，空虛就占領了我的心，我六神無主地在家裡發呆，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好。在家裡「養傷」三天後，我向爸爸求饒，讓他帶我去隊裡看看。隊裡的小朋友們見我回來都很開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說，讓他一個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隊裡訓練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麼和你媽交代?」最後我還是留在了隊裡，當天就恢復了訓練。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會帶我去打球，不過不是在訓練場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漢市青少年宮的網球場打。我們三個人帶著晾好的白開水和洗乾淨的水果趕到青少年宮。那裡打網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歲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練。陪練是要收錢的，一小時5塊錢，這在那個年代是蠻貴的價格了，但爸爸毫不猶豫地說：「打。」
最初跟陪練打，我是有點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點，打起來很辛苦，但打著打著就慢慢適應了，也摸出了一點兒門道。漸漸地還在青少年宮打出了一點兒小名氣，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動邀請我打球，還蠻風光的。可能是因為我的架勢挺專業，不像一個初學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歡啟蒙教練夏溪瑤，她性格溫和，總和我們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別的教練那麼嚴肅，我小時候最喜歡她。考慮到我們都還是小學生，夏教練把訓練時間安排得比較靈活，作業多的時候，她會讓我們少訓練一會兒，留出足夠的時間把作業寫完，等到作業少的時候再把運動量加上去。
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數學尤其出色，還曾經被老師帶去上過一段時間的奧林匹克班。數學考試的時候我習慣倒著做卷子—這也是優等生用來表示自信的一種方式，我信心滿滿地先做後面的大題，再做前面的填空選擇。
在數學課上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障礙。相比之下，語文就差多了，我討厭語文課，我的語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數學差遠了。好在爸媽對我的教育一直比較寬鬆，每次考試卷子都要帶回家給家長簽字，爸媽看過就簽了，印象中，他們從來不曾對我說過「別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這種話。從這一點上說，我比很多同齡人都要幸運。
隨著我年齡漸長，訓練和學習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個奧數班那麼簡單了。
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試前，我在學校複習功課，整整一個月沒去訓練。老師和教練都對我意見很大。當時我在武漢單洞新村小學就讀，班主任黃老師對我期望很大，一直勸說我父母讓我專心升學，放棄網球。她說打網球如果打不出成績，以後很難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個學校。而夏教練的意見則相反，她認為我網球前景不錯，順利的話，會有「打出來」的一天。老師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練則希望我全心訓練。兩邊都是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媽被頂在磨盤中心左右為難。20世紀90年代初，「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還占據了社會主流，大家對運動員有些成見，好像搞體育的就特別笨似的。我們自己心裡也沒什麼底氣—搞體育的不確定因素太多，誰也不敢保證自己就一定能「打出來」。當時湖北省隊的余麗橋教練曾經是亞洲冠軍，那在我當時的心目中可是厲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學一起坐公共汽車回家時問他：「余麗橋你認不認得?她是亞洲冠軍!」同學老實回答：「不認得。」這讓我很震驚：網球這麼不受關注!亞洲冠軍這麼厲害，可說出名字來，大家都不知道，這讓我非常有挫敗感。
許多同學都在那時陸陸續續放棄了網球，但爸爸最終還是為我選擇了繼續打球這條路。回家後他沒有提到老師在家長會上的抱怨，而是讓我繼續專心練球。儘管如此，我還是能感受到教練和老師之間的競爭和對彼此的不屑。
老實說，在後來的若干年中，我曾經多次懷疑自己是否該踏上網球這條路。但當時的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孩子都在做自己並不感興趣的事，許多人不喜歡數學奧賽班，但他們的父母喜歡說「我的孩子在奧數班」，於是他們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慮「已知籠子裡共有雞和兔15隻，共有40條腿，那麼雞和兔各有幾隻」的問題。我對網球說不上多熱愛(有時簡直就是痛恨)，但我還是堅持練下來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堅持。我堅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認為我應該堅持下去。當我坐在教室里試圖為枯燥的課文分段，並總結歸納段落大意的時候，我偶爾會思念網球場上明媚的陽光，以及網球撞擊在拍子上的響聲。但當同學們盡情享受著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討論昨天晚上看的電視劇劇情時，我就只能木著臉走開—我沒有寒暑假，他們說的電視劇我都沒看過，我沒有時間看電視。
11歲那年，我和業餘體校的另外幾個隊友進了省隊的集訓隊，我們的指導教練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亞洲冠軍余麗橋。從11歲開始，她就是我的教練，一直帶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練告訴我們，進省隊的名額只有一個，想要從集訓隊進入專業隊，就要更加努力地訓練。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體會到「競爭」兩個字的含義。我們幾個人都住在一間宿舍裡面，每天一起吃飯，一起訓練，都是親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競爭」，心裡總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這些隊員里年齡最小，家裡經濟條件也很一般，雖然成績算是比較不錯的，但也沒有勝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時候，一個新的機會忽然出現在眼前—作為集訓隊的隊員，我有時可以代表湖北隊出去打一些錦標賽或者業餘賽，在某場比賽中火車頭隊的教練相中了我，並和我爸爸取得了聯繫，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車頭隊打球。
爸爸很猶豫，因為對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隊沒把握，但又不甘心讓我去火車頭隊—當時的湖北是網球強省，連續出了好幾個全國冠軍，火車頭隊雖然實力也很強勁，但比湖北隊還是略遜一籌。爸爸在反覆思索後，最終婉轉地謝絕了火車頭隊的教練。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為全國冠軍，湖北隊作為網球傳統強隊，無疑是培養冠軍的最佳土壤。
爸爸和我那時都沒想過日後會有「大滿貫」這類比賽，我們的夢想止步於全國冠軍，能打到國內第一，已經覺得是莫大的榮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現實的顧慮—湖北隊離我家的距離不過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車頭隊，想多見我幾面就很難了。
這些事情，我當時一無所知，直到爸爸走後，媽媽才告訴我當時爸爸有多焦慮。
爸爸的病時好時壞，在他意識清醒的時候，他給我的教練余麗橋寫了一封信，語氣非常誠懇謙恭。大意是感謝教練對我的栽培和指導，自己身患重病，時日無多，只能把我的未來託付給教練了，希望教練多多幫助我，不要客氣，該批評就批評該教育就教育……這封信余教練留了很長時間，還叮囑隊裡的同事「萬一李娜家出了什麼事情，隨時准假」。這時候爸爸的身體已經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於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覺得胃疼，沒當回事，以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調理一下就會好。1992年，忽然高燒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 B超檢查，檢查結果是：先天性血管狹窄—一根位於肝臟與心臟之間的血管因為太過狹窄而堵塞，血流不暢通引起了高燒。醫生說，這種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見。唯一的治療方法，是將血管切除，換成人造的塑料血管。當時醫學還不是很發達，人造血管也都是國產的，最多使用4年。我從頭到尾被蒙在鼓裡，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談論他的病情。這根細細的人造血管像一個惡毒的詛咒，像一顆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一樣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說的一樣，只工作了4年就開始萎縮了，血液無法通過，形成了肝腹水，嚴重時，爸爸連呼吸都無法進行。
這時我正在北京集訓，為之後在深圳的青少年賽作準備，爸爸反覆叮囑大家不要讓我分心，媽媽也不敢告訴我爸爸的真實病情。最後一次見爸爸是在火車站，當時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訓練，我和小隊員一起從北京坐火車去深圳時，火車經過武漢，爸爸讓我下車，我們父女倆在站台上見了一面，見面不到5分鐘。之前的三個月我一直沒見到爸爸，這次見面，看到爸爸拖著臃腫的身體艱難地邁著步伐時，我大吃一驚，爸爸怎麼憔悴成這樣，跟變了個人似的?不過爸爸一直跟我說不要擔心他，病況已經開始好轉了，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陪著我到現場看我比賽。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美好的謊言，直到現在我還在自我欺騙地堅信會有實現的那一天。
如果那個時候我聰明一點不會沒有想到爸爸的病，不會見不到爸爸的最後一面，不會直到現在想起爸爸時還會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會跟媽媽通電話，媽媽說爸爸身體恢復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納悶，爸爸病了好幾年了，怎麼好起來這麼快?不過媽媽既然都這麼說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還叮囑媽媽讓她看好爸爸，大病初癒，不要走動太多。後來才知道，媽媽接電話的時候，爸爸正在手術室里搶救。
我家的經濟條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後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單位效益不好，雖然有醫保，大多數醫藥費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那段時間，媽媽最受煎熬，以前家裡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習慣了凡事由爸爸操辦，現在爸爸病得臥床不起，媽媽只能自己去親友家走動借錢。剛開始還能籌到一些，後來就只能兩手空空地回來了。債主們也有他們的顧慮：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孩子，這錢什麼時候能還上呢?
媽媽憂慮得連哭都不會哭了，她自幼衣食無憂，從沒這樣四處求告過。爸爸有一段時間經常陷入昏迷中，媽媽一看到就趕緊把他送到醫院搶救，第一次搶救過來後，大概有一個多月的時間，爸爸的身體沒出現過突發狀況，第二次搶救後，他只有20天左右的時間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維持了10天……最後就完全意識模煳了。醫院的病危通知書一封一封地發，我們卻沒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點的醫院。最後一次住院的時候，爸爸說他不想去了。就在媽媽單位隔壁五醫院的分院打了一針胺基酸，然後在媽媽單位休息，媽媽一邊照顧爸爸一邊上晚班。那段時間爸爸試圖自殺過一次，他說想吃包子，支開了媽媽，媽媽提著包子和菜走到樓下時，隔壁的朱師傅把頭探出窗戶大喊：「小李!小李快上來!你家出事了!」媽媽進門就看到滿地的血，趕緊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醫院搶救。
此時的媽媽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人說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話是對的，人到了這般田地，才會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最讓我和媽媽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棄，爸爸生病時，奶奶當著我的面說了一句：「死馬當做活馬醫吧。」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他們有五個兒子，漫不經心地養活著他們，即使一個不在了，後面也還有四個。可是我只有一個爸爸。
後來媽媽跟奶奶借錢付醫藥費，奶奶很直接地說：「我借不到。」轉天就帶著家人去買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歲，當時還在念大學，奶奶二話沒說就拿出錢來給叔叔交學費。
父親去世後，我和爺爺奶奶加起來見面不超過三次。我知道他們有他們的立場和苦衷，但是我沒辦法忘記，沒辦法原諒，起碼現在還不能。我不願意見他們，見到他們就會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離世的時候，連40歲都不到。
不久後，我就在湖北省隊註冊，成為湖北隊的正式隊員，朋友們都祝賀我，但我心裡並沒有多少喜悅。進入省隊，成為全國冠軍，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結果，可他還沒來得及看到這一切，就早早地離去了。
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余指導那裡看到了爸爸當年留給余指導的一封信。
萬箭穿心。
「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何其真實，又何其殘酷。
(本文參考：華西都市報、人民網讀書頻道、揚子晚報等)(來源：人民網-文化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