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五個"黑幫"被押上操場角上的高台，已經個個面目全非。他們被命令自報"罪行"。又有人作聲嘶力竭的"揭發"、"控訴"。"橫掃"、"打倒"、"踏上千萬隻腳"和"萬歲!萬萬歲"的口號，震盪在窄小的中學校園裡。過了一陣，沒什麼可說可喊的了，又把人押了下來，押往校園深處，說要讓他們"勞改"去。
我站累了，或許是因為對一種自己不能參與的恐怖行為也難保持長久的興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後的情況我沒看到。晚飯時分，我下樓來，走過一樓樓道，看到白牆上一大片散漫的暗紅色斑點，以及一個五指分明的暗紅色手印。楞了一楞，我才意識到這是血點、血手印。
校園已經安靜下來。吃晚飯的時候，聽人在說，初一的同學到開水房去打來開水，燙"黑幫"。又有人說，還把"黑幫"趕到宿舍樓的廁所里，淋了屎尿。飯廳里瀰漫著殘存的亢奮。
殘酷的行為竟能使人興奮快樂，這對人類來說實在是一種最具威脅性的經驗。這種經驗誘惑人們殘殺同類，引起一連串順之而來的災難。
這一天是1966年8月5日。
幾年以後，我下鄉去了，父母后來也下鄉了。中學時代的日記、筆記之類，全都失落了。尚能記得這個日子，在默默的遐想中，我有時也會將此作為自己尚未完全泯滅了善性的一個證據。為什麼要反對忘卻呢?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良知往往和記憶有某種聯繫，不僅心靈常常通過反省往事得到淨化，而且善惡感能在歷史的評判中得到澄清。
第二天早晨，我們坐在教室里，收聽有線喇叭里的中央台"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節目。停課兩個多月來，這成了每天的例行功課，而且指導著人們的行動。電台的節目結束後，當時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席，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在廣播喇叭里說，昨天晚上，校長死了。當然，她不說"校長"，而是說的女校長的姓名，她說"死了"，而不說"打死了"。
教室里似乎靜了一陣，然後有人議論了幾句什麼，話題很快轉向了別處。死亡，以及製造死亡，都還是第一次發生，可是已經成了無所謂的、並不令人震動的事情。校園裡沒有人討論"死"或死的恐怖，更沒有人會從法律的、事實的、人道的角度來分析這一死亡。我們頂多只把它看作為"革命"付出的一點"代價"。很多年裡，我就模模糊糊地常用所謂"付代價"來解釋那些無法解釋的事情，卻不去想這"代價"已經是人的生命，已經是對我們的共同生活所依賴的根本原則，人身安全原則的威脅和破壞。對死亡的淡漠，顯然只能表明我們的心靈對於罪惡有太大的容量。這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呢?
過了幾天，鄰近一所男校的紅衛兵，又到我們中學來打了一次，打斷了另一位副校長的肘骨。各個中學都在打，而且從學校打向社會。直到十四年後，公開審判"四人幫"時，我才從一份材料中看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後的四十多天裡，北京市被打死的人數。我記下了這個數字，1772人，特別因為其中有一個人，即我們校長的死，是我曾目睹的。
如今，當人們說起從前發生過的一件件悲慘的、痛心的、荒唐的、或者可笑的事情，常常會附上一句"嗨，都是'文化革命'鬧的。"我們似乎用"文化革命"便解釋了"文化革命"中發生的一切。但是，又怎麼解釋在我們這所著名的女子中學，發生了"文革"中北京市最早的暴力行為，我們的校長，成為北京市中學教職員中的第一個遇難者?
又過了一年，依然不上課，繼續搞運動。有一段時間"集中力量鬥、批、改"了，幾個學校領導的"罪行"抄成大字報貼了出來，一個人有四五十張，其中包括那位死去的校長。他們的姓名上都打著大紅叉叉。從大字報上，我才知道了死者的年齡、經歷。那些動過手的同學，原先大概也不知道這些吧。在這裡，尤其說明了無知不能作為原諒的藉口，如果是在弄清情況後才動手的，那麼儘管判斷是完全錯誤的，但態度還算是認真的，不弄清情況就動手，除了說明這種行為更為輕率、更為冷酷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從死者的有關材料中，我還知道了她有四個孩子，或者可以說，這時才想到了她可能有孩子這樣的問題。此外，除了驚訝於她的經歷幾乎和小說《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一模一樣之外，似乎沒有想過別的。我真怕自己的這種冷漠，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有兩年多的時間，天天在濺有血跡的樓道里走來走去，竟然熟視無睹了。新的死亡繼續發生過幾起。偶爾往牆上瞟一眼，會想到，"喲，這是人血"，但是貧乏而麻木的腦子裡再生不出別的想法。後來，也許是為了慶祝"九大"召開之類的活動，打掃衛生，粉刷牆壁，血跡看不見了。
往事也是會淡化在時間的流水中的，除非我們加以認真的反省和分析。那種由群體公開施行的私刑，問題不僅在於使一些無辜的、甚至是優秀的人物受到了迫害還在於激發了、助長了、施虐者們的野蠻心理，造成了人格退化。原始的人類，相信巫術，以為詛咒可以給人帶來災禍，以為往一個寫著敵人名字的假人身上扎針畫符，就可以使其遭難。與此相仿，我們竟也相信，私下的談話，畫像的損壞，就是危害性的;反過來，又用各種惡毒的字眼，"賊"、"鬼"、"黑幫"、"牛鬼蛇神"等等，咒罵老師和校長，似乎覺得這些惡名就具有某種威懾力一樣，卻不顧是否擁有證據。掛黑牌子，戴高帽子，剃陰陽頭，在姓名上打紅叉叉，往身上澆墨汁……，對這類一段時期中普遍發生的行為，從心理方面進行分析，結果也會使人吃驚的。拋開善惡不論，這類行為所隱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屬於所謂"原始思維"。人們常常說，女性是溫柔的。然而，這溫柔主要是在某種文化環境中薰陶培育出來的。在一種特別的情況下，原始的野蠻壓過了女性的溫柔。
離開中學後，我到邊疆去了。當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對待時，也曾有過感嘆世態炎涼、怨天尤人的念頭。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了校長之死。讀過歷史，知道我們已脫離了宗族社會，個人已經不可能依附於某種強有力的血緣集團;列身於一個大社會中，能保護自己的，唯有法律和社會正義原則;如果這些遭到破壞，那麼個人的安全，也許比古代還不可靠。一個人，不論是中學校長還是國家元首，一旦被定成敵人，立即陷入孤立，舉目無親，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這正說明了在缺乏法律約束和社會正義的情況下個人的無比脆弱。當看著一個人死去的時候，我是冷漠的;但我自己遇到不幸時，我卻又抱怨別人了。如果我不能為保衛正義原則努力，那麼種種怨尤不是很膚淺、甚至虛偽嗎?
當年的同學們早已風流雲散。偶爾見面，匆匆忙忙，談工作，談學習，談房子，談兒女，卻很少談到往事。幾年以前，在廣州，我遇到一位中學同班同學。她陪我遊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在那裡，她向我補敘了那天我沒有親眼見到的一些情景。比如，有人拿破椅子腿來打，上面有釘子，一打在肉上戳 出一個小洞，血就從小洞中涌流出來……。
也許沒有必要去細究或描述這些細節。但是過多地拋棄細節卻可能使我們失去總體性的把握。落實政策的時候，死去的校長被追認為烈士。作為一種待遇，這是完全應該的。然而，老老實實地說，這種死亡是很少含有悲劇英雄色彩的。死難者的犧牲並不因為他們的反抗、叛逆等主動性的行為所致，而往往只因為他們一開始就被指定為"運動對像"。以後的人們，也許會把這種死亡想像成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一樣，但身歷其境者應該知道，"文革"並不是大量產生悲劇英雄的背景。死者會原諒這種分析吧。在無情的、不可逆轉的死亡面前，粉飾掩蓋，又有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們把"文革"想像成一種英雄悲劇，那就是我們虛幻的、缺乏正視生活勇氣的舊習又在作怪。同樣，我們這些慘案的目擊者和參與者，也不能再把自己想像成玉潔冰清、天真無邪的受騙者，或者在一開始就發覺了"四人幫"的罪惡的先知者。如果已經決定改正錯誤，那麼首先就應面對事實。
這位同學和我一樣，是教員的女兒，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只是目睹了這樁暴行。事隔多年我們還能討論這件已經十分遙遠了的往事，也許，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我們更賦予歷史感或文學癖，更具有反省精神。我們檢討自己，覺得自己應該承擔未盡力制止罪惡的責任，然而，我們畢竟沒有直接參與這一暴行，沒有動過手，我們回憶這些也就不太費力。人，應該對自己誠實。然而，如果連不太費力的回顧都懶於作出，那麼實在是過於玩世不恭了。雖然往事早已過去，我們卻還活著，只要是非之心尚存，就割不斷對歷史的評價。回憶歷史，分析個人的行為，幾分出自受騙，幾分出自卑怯，幾分出自殘忍，並不只是一種舊事重提，這關聯著我們現存的道德感和是非觀。
離開中學以後，我回去過一次。那是學校舉行校慶紀念會的時候。校園裡洋溢著錄音機播出的樂曲聲，以及久別重逢的校友們驚喜的呼喚聲。什麼都可能回來，除了死去的人們。我參加了初中學生的一個班會。學生們要我簽名，要我講點什麼，因為有人告訴他們我在高考中考過第一。然而，我說出來的全是些文不對題的東西。我說了要學會思考，要有道德勇氣。離開了對中學生活的具體回憶，這兩句話一定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在我自己，也是經歷了種種變故之後，才理解了看似簡單的這兩句話的重要程度。很多年來，我有時思考著生活中所發生的那些事情的原因。然而，原因再多，也並不能證明那一切是命中注定，無法避免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們作出了某種選擇。也正因為這種選擇的存在，我願意把這段不願提及的往事，告訴年輕的同學們。
□ 作者說明：此文寫於1986年，發表於我的《校園隨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一書中，寫的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發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