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父親胡耀邦去世前後的日子》，作者：滿妹，原載於：《新世紀文學選刊(上半月)》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達美國西北部的海濱城市西雅圖，如約到健康和醫療服務中心(Heath&Hospi-talServices，後改名為PeaceHealth)進修。
根據中華醫學會與這家中心的交流協議，醫學會每年派出一名從事管理的女性，到那裡進行為期一年
的培訓，學習醫院和醫療管理。我是學會派出的第二名進修人員，住在擁有這家醫療服務中心的教會的集體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們生活在一起。
這所美國天主教會的慈善機構宿舍，坐落在風光旖旎的西雅圖湖畔。那在微風中蕩漾的藍寶石色湖水，碧草間綴滿五彩繽紛花朵的林間小路，躡步輕行的現代修女，餘暉晚照的湖邊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著濾盡塵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靜謐。
然而，它這有如世紀般漫長的寧靜，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當地時間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緒煩亂，坐在宿舍里讀不下書，跑到起居室看不進電視和報紙;走進地下室的琴房，將一首首鋼琴曲彈得雜亂無章;轉到湖邊散步，又感覺渾身倦怠……整晚都坐臥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終日。
當我漫無目的地走進餐廳坐下喝茶時，一位嬤嬤像雲朵似的輕飄過來。她好像發現了我的失態，用聖母般溫柔的細聲問道：「親愛的，最近家裡來信了嗎?」
這再平常不過的問候和輕柔的話語，不知道是怎麼搞的，竟像一道開啟了的閘門，使我一下子淚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來。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們見狀，紛紛走過來勸我。可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淚雨漣漣地居然哭了一個多小時，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間。進屋還沒坐下，電話就響了。
我愛人操著儘可能平靜的語調從太平洋彼岸告訴我：「爸爸病了，現住在北京醫院。」
我馬上截住他的話，急切地問：「是心臟病嗎?是不是需要我馬上回去?」
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現在平穩多了，媽媽說，要你相信組織上會安排好父親的醫療，好好學習，不要急著回來。」
或許是怕我再追問下去，他匆匆掛斷了電話。我手裡拿著忙音鳴叫的聽筒，站著發呆，直到隔壁一位嬤嬤的掛鐘敲了11響，我才從木然中清醒過來，放下電話，急匆匆提筆給家裡寫信。
記得我在北京醫學院醫療系上大學時，內科畢業考試的最後一道題是「心肌梗塞的臨床表現和搶救治療」。那是最大的一道題，留了一頁卷面的近1/4供學生回答。我答得極為詳細，不僅把老師留在卷面的空白寫滿，還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頁。後來判卷老師告訴我們班同學，這道題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緒，竟像潮水般把數年前那次考試的答案翻湧上來。我趴在檯燈下一口氣寫了四五張紙，直到夜深人靜。我提醒家裡人要嚴格遵守醫囑，謝絕任何探視，並根據學過的知識以及對父親的了解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注意事項，以保證配合治療，早日痊癒。
那晚我幾乎一夜沒睡，不斷猜測著在父親身上可能發生的疾病及相應的治療措施;也特別想回家，好守護在父親身邊，盡一盡女兒的孝心。可是我剛到美國五個星期，兜里總共只有在國內兌換的幾十美元和才領到的第一個月的生活費，根本買不起機票;同時，也怕因私事回國耽誤了公務而無法向組織和母親交代。我只得勉強按住回家的念頭，在心裡默默地為父親早日康復祈禱。
第二天一早家信發出後，我的情緒竟突然如這幽靜的修道院般平靜下來，直至14日黃昏。
那是西雅圖一個景色秀麗的日暮時分，為了緩解一天學習的緊張，我像往常一樣，飯後沿著湖畔散步。可是走著走著，那似曾相識的煩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現了。我兩腿酸軟，順勢坐在草地上，淚水泉涌般奪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無聲的淚水像冰雪似的冷卻著我的心;人也像被凍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黃昏里，直到夜幕降臨。
好容易平靜下來，剛回到宿舍，我愛人的電話又來了。他急火火地說：「媽媽要你馬上趕回來!」
當時正是晚上9點多鐘，後來我換算了一下西雅圖與北京的時差，那會兒正是父親的心臟猝然停止跳動的時候。
如同千萬隻蜂蠅同時振動起它們的翅膀，我的腦子裡頓時嗡聲一片。剛來美國六個星期，母親很清楚我的經濟窘況，這次如果不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以她那慣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維方式是絕不會讓我回國的。可是我依然懷著一線希望，緊張地試探：「爸爸……他……還活著嗎?」
電話另一端閃爍其詞：「你馬上和舊金山領事館聯繫，想一切辦法儘快趕回來。外交部可能已經通知他們幫助你了。」
我顧不上再追問什麼，當即撥通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電話，找總領事。
接電話的人嗓音倦怠，極不耐煩地說：「現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點多鐘了，你知道嗎?都下班了!」
我解釋說：「我是中華醫學會的副秘書長，是受組織的委派赴美學習的。我家裡出事兒了，希望能得到幫助，儘快回國。」
「自己想辦法吧。如果每個回國的人都找我們幫忙，那領事館就別幹事了。」對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問：「總領事什麼時候回來?我能過一會兒再打電話嗎?」
「不行!」
我生怕他掛斷電話，趕緊又補上一句：「是國內讓我與總領事聯繫的，你看我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辦公嗎?星期一再說吧。」電話還是啪的一聲掛斷了。
似乎是昔日美麗溫柔的太平洋瞬間掀起了無情的巨浪，鋪天蓋地地將我捲入了無底深淵。我第一次感到了時間、空間和距離帶來的恐懼。憤怒和無助像一支利箭刺痛著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淚腺，話筒還攥在手裡就不由自主地失聲痛哭起來。這下子驚動了整個修道院，修女們竊竊私語地傳遞著同一個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圖4月風雪初霽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氣沉沉。已經就寢的嬤嬤們一個個從床上爬起來，穿著睡裙，趿著拖鞋，三兩相伴地來到我房間安慰我。住在別的樓的嬤嬤們不知怎麼也知道了，不顧樓外寒冷，也過來看我，勸我。看看勸不住，她們又把住在湖邊的醫療服務中心主席莫妮卡·漢斯修女找來。
莫妮卡輕輕扶著我的肩膀，柔聲細氣地對我說：「親愛的，別難過，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說。你需要錢買機票，我可以借給你……你是這麼好的一個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你們。」
我搖搖頭，無助地問：「上帝在哪兒啊?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也沒有見上帝來幫助過我們!」
她似乎受了一個不小的驚嚇，但緩過神來仍輕聲慢語地安慰我，並詢問身邊的修女們誰有電話簿，說她要查查飛機時刻表，幫我訂最早一趟飛往北京的航班。可是，當時已是晚上11點多鐘，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處都早已下班了。
看著在雪地里來往穿梭的修女們，我為自己的家事驚動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凍紅了的雙腳和不貼身的寬大睡裙，我不忍心看著她和這些修女們再為我忙碌，轉而故作輕鬆地說：「這次我們可以看看到底有沒有上帝了。」
莫妮卡寬厚地對我笑笑，說明天一早會再來看我，她要親自幫我買票，並開車送我去機場。我推說還沒想好，把她送出門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靜下來，猛地從床上跳起，挨個兒給我在美國的朋友們打電話，看誰能借錢幫我
買張機票，同時打聽西雅圖最早飛往北京的航班。電話打了一大圈，最後總算有位公派常駐當地的西安來的朋友，答應用他的信用卡幫我買回京的機票。謝天謝地，我總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時，天已經蒙蒙亮了。
大約迷煳了個把小時，輕輕的敲門聲叫醒了我。開門一看，是莫妮卡端著早點來看我。當她聽說我的機票已經落實，行李也已收拾停當，正等著朋友開車來送我去機場時，驚訝不已地說：「喔，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親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說著，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一位官員打來了電話：「聽說你需要幫忙，我們能為你做點兒什麼?」他解釋說，「對不起，昨天我們那位同志不了解情況，當時你也沒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靜的心，頓時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還是苦辣。我強捺著性子，對著話筒沒好氣地慢慢答道：「有這個必要嗎?難道我們在國外的中國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幫助?」
他並未生氣，問了我具體搭乘的飛機航班，接著說：「我馬上給香港新華分社打電話，請他們接你轉機。」這顯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電話的人。我還沒來得及向他道謝，送我上機場的朋友就催我啟程了。
那時還沒有從西雅圖直飛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須搭乘經香港或東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慮到萬一飛機晚點，不能按時換乘下一班飛機，又不懂日語，我選擇了經香港轉機的航線。
接下來是長達17個小時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難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無際，像是要把世間萬物吞沒;霧蒙蒙的天空黑雲翻滾，像是要把整個飛機壓爛。我呆坐在飛機上，耳邊反覆交替著兩個聲音：「父親不會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樣生動、那樣年輕地活著!」「父親肯定不在了，他負擔得太多太重，已經走不動了……」我試圖制止住這惱人的爭吵，但這無休止的聲音緊隨著我，由小到大，擴展，擴展，竟然與茫茫的大海和滾滾的黑雲連成了一片……
還沒有到香港，飛機就晚點了。我沒能趕上本應即刻飛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飛廣州，再轉乘第二天廣州至北京的頭班飛機。
從廣州白雲機場到小島賓館的路上，我不時分別詢問來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經不在了?」「告訴我，他還活著嗎?」但是不管問到誰，他們竟是眾口一詞地回答：「你別著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父親還在嗎?
就在這時，汽車上的收音機傳來一陣哀樂，接著我聽到了父親逝世的訃告。儘管一路上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可是聽到訃告時，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員的聲音使我腦子裡頓時一片空白，無聲的淚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農夫與蛇」的畫面，慢慢地，慢慢地，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地占據了我的整個腦海和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