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時也不怕，真不怕。確實也有很大的懸念，不知道軍隊要幹嘛。但是大家好多都在說，別動了，不能離開了，我們已經被包圍了，而且我們也真是不想走。
後來，大概四五點吧。我記得當時天特別黑，還沒亮，但是快亮了。砰的一下廣場上的燈全亮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廣場有這麼亮。好像是舞台上有出戲要開場了。
亮了不久，我記得從三面——北面是天安門，東面是歷史博物館，西面是人民大會堂，從北、西、東三面同時「轟轟」的聲音覆蓋過來，我這輩子從沒聽過這麼大的噪音，那種噪音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太可怕了!
就是坦克!有很多，同時很快的開過來，實際上就是在突襲包圍我們。那些坦克象一大堆黑壓壓的怪獸氣勢洶洶排山倒海地壓過來。它們所到之處，夷為平地，我剛才不是說這些帳篷裡面還有人睡覺嗎?我沒注意到有誰專門去每頂帳篷叫同學出來，沒有，因為沒有想到他們要壓帳篷。那些坦克開得那麼快，當時誰想去帳篷通知同學肯定也來不及!
然後它們轟隆隆就壓過來了，壓得很快，我們就看著那些帳蓬一頂頂接著倒塌。我親眼見著民主女神轟隆就倒了。也不知她旁邊有沒有學生，因為民主女神像是靠天安門那邊，他們那可不管，就是縮小包圍圈。我周圍人還是不怕，有人還歡呼：「象戰爭片!」
我想：完了，這回真要把我們壓死了。可坦克到了一定距離，又都不動了，不動了我們才隱隱約約看見每輛坦克後面全是步兵。我當時知道這是正規作戰戰術，坦克打頭陣，步兵押後，近距離肉搏。
後來隔了不多久，一隊士兵舉著帶刺刀的衝鋒鎗衝上紀念碑北邊的台階，打那幾個喇叭、是高自聯的喇叭。我親眼看見他們「叭叭」的(開槍)打。
後來就僵持起來了，當時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絕食的四君子在紀念碑上面，但我在台階西北邊，看不請上面究竟發生了什麼，只看見他們的黑帳篷還聳立在那兒。在紀念碑台階上的幾十個士兵就轉過身來，用槍口刺刀瞄準我們。我當時脊椎骨象被寒光猛刺了一下，滿腦子想的就是《瓦爾特包圍塞拉耶佛》裡納粹軍隊掃射學生的悲壯場面。但我很快就自我安慰，又不是機關槍，他們怎麼殺我們?這兩三千人也殺不了啊。
記者：你們後來是怎麼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呢?
唐路：後來聽說，廣場絕食的四君子商量了一下，請侯德健去跟軍隊去談判。我當時是看著幾個人往廣場東北方向過去了。
過了不久，他們就回來了，說軍隊同意讓學生和平撤離。
然後我們就開始就往東南走，說是給我們在那兒開了一個口子。開始時我們是慢慢的走，舉著紅旗，手挽手，唱著《國際歌》呢。大家都覺得挺灰心的，但是沒有任何人反抗、說不走的或者往反方向走的。那個場景挺悲壯的，我旁邊有一個同學，拿著台小錄音機錄他的感受。
但很快隊伍就亂了，就開始打人了，不是和平撤離了。一開始打，我就聽見那個聲音挺奇怪的，是打在肉體上的「噗噗」的聲音。學生都傻了，就慌忙往裡面擠，撤退隊伍整個就亂了，全都在逃命。突然一下，整個場面象夢境，一切都是慢動作。我們二外隊伍是靠西邊的，不是往東走嗎，我們就成了撤離隊伍最後的一部分，被打的對象。那些步兵從坦克後面跑出來了，把我們團團圍住。他們是拿著木棒和鐵棍的，沒有用槍來趕。打我的那個木棒，大概有一米半長，很大，很粗。鐵棍，因為沒有打著我，我也就不記得有多長。
我終於明白了足球場上觀眾踩死人是怎麼踩死的?完全有可能!因為我個子小，比較瘦小，我當時就覺得憋不過氣來，我就沒法呼吸了。而且我當時雙腳都離地了，襪子和鞋也踩沒了，也顧不上去找鞋。整個人都懸空了，就被人群給抬起來了。那個胸部就一直被憋著的。我戴的眼鏡在我臉上全擠碎了。
踩死人是這樣的，就是說沒有辦法呼吸，是憋死的，不一定是物理上的得把我肋骨給踩斷，踩死。我們就踉踉蹌蹌地往前移，我整個人就身不由己了，跟著這個人群移動，因為我腳是騰空的。
開始是踩著倒下的帳蓬什麼的，亂七八糟的東西。後來我記得我踩了幾個人，我踩上去，他們誰都沒動!你踩個活人，他怎麼樣也得動一動。這一點我印象太深了!那種情況我不可能去救他們，也不可能去看人死了沒有?
後來我就給擠出來了，就給擠到外圍了，踉踉蹌蹌就摔在地上了。我記得當時臉都撞在在水泥地上的，趴著摔的。水泥地又冷又硬。我還沒有爬起來，有個當兵的就用腳使勁踢我，罵得挺凶的，是粗話，所以採訪我時，我用英文講，我不想說粗話。我當時聽的非常刺耳，心裡挺委曲的，其實已經來不及心理委曲了，那木棒就揮下來了。但一接觸到我頭皮，就輕輕地點了一下。我腦袋嗡的一下，但沒覺得疼。
然後我又往人群裡面爬，連手帶腳的爬，擠、擠、擠，又回去了，又擠得我腳又抬空了，又沒法控制我自己的走向了。
怎麼都動不了，我整個人都絕望了，然後我前面就有人在哭，一個女孩在哭。我勸她別害怕。後來擠啊擠，就把我擠在一輛坦克邊上了。我怎麼也動不了了，差點沒把我憋死，那輛坦克——我記得很清楚——它那個金屬履帶硌著我的身體，硬幫幫，生疼生疼的。
我就這麼被夾在人群和履帶之間，壓得我挺難受的，怎麼也擠不出去，就一直就憋在那兒，憋了憋了好久我記不清了，就是橫豎動不了。我當時想都沒想，就往履帶上面爬。爬上去一點兒都不難，當時也一點兒都不怕。
爬上履帶了我繼續匍匐前進，就是模仿我在電影裡看過的戰士作戰中匍匐前進的動作。坦克的蓋兒是打開的，露出個當兵的腦袋，他架著機關槍，瞄準下面的人群。機關槍是朝西的，我記得我爬的那個坦克，是在廣場的東面，不是都在往東南那個口撤嗎?所以我爬的那輛坦克是在廣場東面，就是歷史博物館那個方向的，那挺機槍是對著人群的。我就從機槍槍管下面悄悄一點兒點兒蹭過去的。我偷偷看了眼那士兵，他根本沒看我一眼，全神貫注地托著機關槍，我爬過去機關槍就從履帶的另一面(南面)跳下來。實際上我是抄了個近道。我一爬過那個坦克，離那個出口就近多了，那邊就松得多。我跳下來，就可以走路了，人群稀稀落落的。我居然還找到了幾個二外的學生，頭上冒著血，我扶著受傷一位男生慢慢走。有好幾隊人，就是這麼互相攙扶著，有的同學悲憤的舉手打著V字手勢，那兩個月我們遊行時都做這手勢，也不知是誰起的頭。
也有同學哭，哭的挺慘，可能覺得灰心吧。我心裡也很痛苦，但是強忍著，不願意哭。真是很沮喪，覺得我們輸了，打不過他們，怎麼打得過呀?那麼殘酷。一位男生拿著一副很小的眼鏡邊蹣跚走著，邊痛哭著。我走上去仔細一看，眼鏡上沾滿了鮮血，其中一塊鏡片上有一個小孔。他告訴我他不久前被堵在在紀念碑南端，親眼目睹一位12，3歲的小女孩，為了保護她6，7歲的小妹妹，被一群在那跑步進廣場計程車兵近距離槍殺的。她和妹妹頭天晚上到廣場來乘涼，後來困在廣場一夜。沒想到軍隊拿著衝鋒鎗掃射群眾。
記者：你對著鏡頭好幾次你很氣憤，你氣憤的是什麼?
唐路：我最氣憤的就是把我們當成敵人，用正規軍作戰。憑什麼呀?他們那麼多坦克、裝甲車、衝鋒鎗、刺刀，荷槍實彈的來。
我們那兩個多月一直就是要請求跟他們對話，多可憐呀?還絕食呢。我當時就覺得要求對話有點天真，可政府連這一點都達不到。
我本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因為我爸「文革」關了十幾年牛棚，我出生之前就關進去了。我媽也受牽連，下放勞動。所以他79年平反以後，一直就給我絮絮叨叨的說，你就不能碰政治，這是很可怕的。我也不感興趣。我最討厭政治課，成天在那裡喊口號，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講階級鬥爭?鬥誰呀?我小學時候就覺得挺好笑的。
然後學生絕食很多天以後，這些人都還不出來對話，我當然就氣了，我說這是什麼政府呀?連學生請你出來對話你都不敢出來，這什麼政府呀?它沒把你當成人!你是它的奴隸!
後來我鬧得厲害的就是5月20號戒嚴令下來後，我更氣。那天二外有幾位同學，而且都是不怎麼鬧的同學，在街上就被一群武警用警棍打傷了。他們用幾根警棍同時觸電，那人會癱死，太殘酷了。我們系就有個大一同學躺了幾個月，還不敢講自己是被武警打的，只好說是自己從樓梯上不小心摔下來的。當時我去男宿舍看瘦瘦小小的這位貴州同學躺那樣，就特彆氣。
我當晚就去了天安門，結果在新華門那留下來了。我還在那裡當個頭頭，就是領著喊口號、發表演講、領著大伙兒唱《國際歌》。我那天穿著白牛仔褲，紅襯衫，頭上裹著那條紅布，用搖滾樂的節奏指揮《國際歌》，幾百號學生群眾還挺響應的。現在說起這事兒，感覺那天晚上氣氛有點兒象搖滾音樂會。我從15歲聽Wham, Bob Dylan,披頭四，但從來沒去過什麼搖滾音樂會。那時極少。在新華門，我們跟一排站在門口計程車兵僵持了好幾個小時，後來士兵坐下來，我們也靜坐。其實我們也沒有使勁要衝，沖也沖不進去，就一直在那兒靜坐。我推特上發的那張黑白照片，就是第二天早晨回廣場照的。
記者：有了這樣的經歷，對你後來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唐路：有兩點：第一點，以前在家裡還是挺寵的，挺自私的吧。家庭條件還是比較優越的，父母都知識份子，都是畫畫的。但就那一晚上、那一早上，我覺得我這人徹底變了，有點象脫胎換骨。都改變什麼呢?六四以後我就不會只顧著自己，突然一下有了責任感。那時候就下定決心，覺得不能讓那些人白死了。這個政府太殘酷了，一定要改變。所以這25年一直背負著這沉重的責任感，在加上倖存者的負罪感。我活下來了，他們犧牲了。我不能再懵懵懂懂的活下去。
政府派了那麼多軍隊、坦克，如此大規模的屠殺手無寸鐵無辜的老百姓，是瘋了不是?我們非暴力學運從來是愛國的，口號都不喊「打倒共產黨」。當時視頻里同學就在說他們瘋了呀!所以我當時是氣憤，我都氣瘋了!真的是氣瘋了!你看我(視頻上)那個樣子，非常悲憤!覺得自己非常無助，做不了事兒，幫不上忙，沒法改變這個現狀，非常悲憤!你知道嗎?!所以當時就想一定要做點事兒，結果後來我陰差陽錯的在澳洲，香港當了記者。
我在廣場幫一些西方記者義務做口譯的時候，就非常羨慕他們--羨慕他們很自由、新聞自由。我們爭取的就是自由，民主，公開性。
我後來做了12年英文媒體，是非常難的事兒，畢竟不是自己的母語。但我想，中國人在英文媒體裡面做記者，幫的忙會更大吧。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以外國記者駐北京的身分回北京，把真相告訴全世界，這是最大的夢想!
第二點，自己一輩子的生活，自己的心靈從六四那天凌晨永遠改變了，我前幾個月才開始心理治療。我沒有想到六四對我這25年影響那麼大。實際上我們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點抑鬱症。我性格比較強，有苦從來不跟人說。我這抑鬱症也不是很嚴重的，不是成天不出門、成天哭，我從來不會這樣。就是一種心理陰影、一種心靈的創傷，影響到個人生活。
做社交網路媒體這些事吧，我心裡好受一點。你要叫我成天把房子供下來、孩子養大，家裡過個中層階級的小康日子，就這麼過，我本來也不是這樣的人。不經歷這個事，我也不會這樣的。但經歷了這個事，就更不是這樣的人，有很大的責任感。
記者：六四過去了二十五年了，我們再談六四的真相，你認為還有什麼意義嗎?
唐路：意義太大了!
96年，我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當英文記者，我去三峽採訪，做了一個關於三峽移民的廣播節目。三峽當時拆遷幾百萬城鎮居民及農民。萬縣一個火鍋館子的老闆娘問我：「你是不是國外回來的?」我說：「你咋知道?」她說：「每次我給你拿什麼東西來，你都要說謝謝，很禮貌。」然後她說：「你是國外回來的，那你告訴我，六四發生什麼了?死了多少人?」
你想想：她一個下崗工人，開一個路邊火鍋館子，這樣的老百姓都知道六四殺人了，她很想知道具體的真相。她講，她很佩服我們學生，嘆氣說世道更差了，她起早貪黑，還是沒得賺。後來我到全國各地採訪，幾乎每處都有人提到六四，包括甘肅那些很偏僻的地方。我很有感觸，六四的精神如此深入民心。六四對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民主進程是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的。
我在國內採訪的時候，發覺很多維權行動，比喻說爭工人權利、討薪，環保組織，都是受六四影響、受六四的精神啟發。有些非政府組織頭頭自己就在當地參加過89學運，不一定都去過天安門。有些非政府組織頭頭是記者自己成立的，直接領導，參與維權或環保行動。民眾的覺醒肯定跟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他們的思維的衝擊有關。
從孫志剛那時候起，民主、維權意識就開始大規模普及。基本人權、民主這些觀念直接深入民心。
現在參與維權，新公民運動，街頭運動及訪民們跟我們六四一代的最大一點區別是：我們那時候學生老百姓喊的口號實際上是抽象的，我們也不懂新聞自由，民主具體是怎麼操作的。我到處去問民主到底是怎麼回事，誰也答不出來。當時信息實在不靈。誰都沒有嘗過在民主社會生活的滋味。
現在老百姓鬧是因為切身利益被侵害了--切膚之痛。貪污幾乎損害每家每戶，強拆，城管暴行，濫抓訪民，迫害家庭教會，鎮壓法輪功，貧富懸殊越來越大，藏人自焚越來越多，維吾爾人反抗越來越壯烈……現在媒體網際網路這麼發達，大家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了，我去年在成都見到17歲的中學生都在罵共產黨「暴政」。他還沒翻過牆，我叫他趕快翻牆看看真相。共產黨鎮壓得很厲害，是因為他們很害怕，狗急跳牆。做的虧心事太多，太多了。他們知道欠民眾的血債太多，欲蓋彌彰。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個暴政遲早要垮台的。就像一位藏人朋友說的。共黨政權象一座沙子做的塔，表面上看起來還挺好的，一垮起來快得很。排山倒海之勢。
視頻出現後這兩周，我看到推特,臉書上這麼多人(很多二十幾歲的國內年輕人)關注我，提出要多收集發布關於六四的視頻老照片，我心裡翻江倒海的。我失望沉淪迷茫了20多年，覺得很多人被洗腦或遺忘，漠不關心，西方政府跨國企業忙著拍中共政府馬屁，西方媒體也大多為利潤驅動，一直陷於蕭條。我都快絕望了。現在我終於看到希望的曙光了。最近一位湖南農民工在臉書上找到我，寫給我這幾句話：「你們回廣場之日，我爬也要爬到北京，與大家大哭一場，分享那份遲來的勝利，血不會白流.....感謝網路，感謝你們，家人不理解我的行為，但我不會放棄，哪怕更趨窮困潦倒，天亮不會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