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檔案顯示，克格勃對高爾基的控制，主要通過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此人從1918年開始為高爾基工作，聰明能幹，成為高爾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漸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學和出版方面的聯繫，處處代表高爾基。
未知克魯奇科夫與雅果達相識之前是否與克格勃有聯繫，但他在1937年被視為人民敵人和反革命陰謀集團而隨雅果達一起被逮捕後，在獄中承認，雅果達經常來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總部找雅果達；他還承認，他找雅果達商談去義大利看望高爾基；1932年，雅果達給他四千元，為身在國外的高爾基買轎車；1933年，高爾基沒有足夠錢買下索蘭托的別墅，雅果達給克魯奇科夫兩千元去支付，他拿了這筆錢，沒有簽寫收據。
由此可見，高爾基僑居義大利時就受到蘇聯秘密警察的資助。高爾基當然知道這筆款子，這種事很自然地使他與克格勃頭子雅果達相識。秘書招認，不僅涉及高爾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員也受到資助：他好幾次從雅果達那裡拿現金給M•巴德勃格（高爾基最後一位妻子，同時又是H•G•威爾斯的情婦）；1936年雅果達交給他和高爾基的兒媳彼什科娃400英鎊，也是給巴德勃格的；最後一次是在1936年9月（即高爾基去世後），彼什科娃告訴他，她從雅果達的私人秘書那裡收到一大筆錢，她迷惑不解地說：「他們為什麼要把這麼多錢硬塞給我呢？」
這位秘書的口供中，提到與高爾基有特殊密切關係的兩個女人。一位就是瑪麗婭•巴德勃格，一個迷人而且大膽的女人，有好幾個有名的情人，有人認為她是雙重特務，既為英國服務，也為蘇聯工作。這種說法沒有證據。高爾基秘書的調查案卷中有一個八人名單，她的名字被列入「參與反蘇右派分子組織」，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處決。1938年雅果達及其他人受審時，她已經遠在倫敦，蘇聯秘密警察鞭長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納狄婭•彼什科娃，高爾基的兒媳，長得很美，羅曼•羅蘭說她「年輕，非常美麗，單純而且快活」，雅果達試圖通過她，更深地打入高爾基家庭內部。
史達林的寵臣
高爾基於1933年回蘇聯定居後，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來訪和包圍。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與史達林和政治局委員一樣，要由秘密警察部門負責。
慶祝高爾基創作四十年鬧得很紅火。史達林下令以高爾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戰戰兢兢對史達林說，莫斯科藝術劇院是契訶夫創辦的。史達林回答：「沒有關係。高爾基是個沒有用處的人，我們必須把他拴在黨的身上。」高爾基接受了這些禮物，他也不必害怕別人的批評，政府不許人們批評他。在史達林的主持下，文學界開始崇拜高爾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爾基家有一次著名聚會，冠蓋雲集，有克里姆林宮的首腦史達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他們談笑風生，觥籌交錯；還有五十餘位作家，如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托諾夫、布爾加科夫、巴貝爾等，舉止卻相當恭謹自製。忽然，作家馬利什金來到史達林面前和他碰杯，詩人盧果夫斯科依大聲喊道：「讓我們大家都為史達林同志的健康乾杯！」此時，坐在史達林對面的小說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來說：「我聽厭了這種話！我們已經為史達林的健康幹了114萬7千次了。他大概已經厭煩這套了……」頓時冷場。史達林伸出手，握著這位小說家的指尖說：「謝謝你，尼基夫洛夫，謝謝你。我確實厭煩這套。」幾年後，那天晚上參加聚會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監獄，許多人被槍決。被槍決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說家尼基夫洛夫。後來，高爾基的秘書在獄中交待，雅果達在幕後積極操縱文學界活動和作家協會主席人選，1934年作家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之際，他要高爾基寫信給史達林，推薦阿維爾巴科作主席。
有人說高爾基反對暴力，說他會反對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史達林才把他除掉。現在看來，這種說法純屬編造。阿維爾巴科在獄中受審時證實，高爾基對秘密警察的工作給以極高評價。高爾基對1932年8月7日通過的法律毫無抗議，這項法律規定，12歲的兒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樣判罪，包括死刑。他對著名作家科里烏耶夫和曼德爾斯塔姆的被捕漠不關心。1929年，他參觀索洛維基，讚揚蘇聯這個第一座集中營。
在集體化時期，高爾基向當局提供一個駭人聽聞的口號：「敵人不投降，就讓他滅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報）。同時，當局策劃公開審判「工業集團」，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術人員，高爾基如此寫道：「讀到關於那些惡棍的報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維克人士受審，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稱他們是罪犯和破壞者，還說他們還有人漏網，應當繼續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稱讚：「史達林幹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寧格勒黨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刺，給史達林展開大清洗一個藉口，許多人未經調查或審判就以間諜罪名立即槍決。高爾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報》發表一篇文章為史達林吶喊助威：「必須無情地、毫無憐憫地消滅敵人，不要理睬那些職業的人道主義者們的喘息和呻吟。」
難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爾基的兒子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對高爾基晚年的沉重打擊。隨後，高爾基的家庭醫生維諾格拉多夫死於秘密警察之手，對馬克西姆的死因調查中斷。克里姆林宮醫療局長柯多洛夫斯基在調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後兩年，高爾基完全成為政府的馴服工具，他不倦地頌揚史達林，可是後者對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惡魔》，《真理報》立刻發表一個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義」。甚至，高爾基看不到報紙，克格勃有幾次還專門為他印了一份報紙，高爾基紀念館就保存著這樣一份報紙。
高爾基想去義大利旅遊，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鎖入囚籠。表面上他的名聲僅次於史達林。作家什喀帕在回憶中，談到高爾基絕望地喃喃自語：「我實在太疲倦了。好像他們把我圈在籬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進退不得！我不習慣這種生活……」
高爾基在克里米亞的別墅度過最後一個春天。法國作家安德列•馬爾羅去那裡訪問他。在蘇聯秘密警察總部保存的巴貝爾審訊檔案證辭中，提供了此次會見的細節。馬爾羅問高爾基，蘇聯文學現在是否正處於衰落階段，高爾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時《真理報》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學形式理論，以及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高爾基非常關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評；他心情抑鬱而孤獨，多次說有人不許他回莫斯科，去從事他熱愛的工作。雅果達和克魯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跡可疑的女人和高爾基一起徹夜縱酒狂歡，直到高爾基昏昏睡去。克魯奇科夫控制了高爾基的日常生活，那些來訪者都得經他挑選，使高爾基只能見到雅果達秘密警察圈子裡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騙子。
這位無產階級「文學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釋是一樁罪惡的謀殺，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團龐大陰謀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達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縱，陰謀在於推翻史達林政權。連他的死也被史達林用來大做文章。高爾基死後，他的房子被徹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書克魯奇科夫被捕時，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個個切開，尋找他們需要的材料。
高爾基的可悲命運，耐人深思。他順從於史達林政權，享受最高的名譽和地位，卻付出一個知識分子最高的代價——人格的喪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參與殘酷，宣揚虐殺，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為虐政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