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弄明白今天在封閉的中國西北地區發生了什麼，有時必須回朔到十年前，甚至更久的時期。
1991年秋天一個多雲的日子裡，在南方城市廣州附近的一個山頂上或許能發現一條線索。一個小型醫療隊和一名年輕的醫生開著一輛改裝成臨時手術車的麵包車，開出了中山醫學院。車子在推土機推平的一塊地上停了下來，他們發現那裡已有一小隊類似的白色麵包車，茶色的車窗，車身印有醒目的紅十字。警察下令醫療隊為了安全起見待在車裡。確實，從側面的車窗望去，看到一排排的坑，有的已經填上了，有的是新挖的，說明這個山頂已被用作刑場好多年了。
這天計劃處決36人，將有72個腎臟和眼角膜被分配給當地各醫院。每輛麵包車裡都載有能在15到30分鐘內快速摘取的手術師。開回醫院後，在六小時內施行移植。沒什麼特別的或試驗性因素。犯人的心臟可能在行刑時被損毀。
隨著過去十年中國醫學的加速發展，曾被視為廢料的器官不會再被「浪費」掉。這並非眾所周知的事，但中國的醫學院教導學生說，許多窮凶極惡的罪犯自願捐出器官作為最後的懺悔。
第一批槍聲過後，麵包車的門被迅速打開，兩名在警服外套著白袍的男子抬進一具屍體，頭和腳還在微微抽搐。這名年輕的醫生注意到，槍打在胸部右側，正如他此前預料的那樣。當第三號屍體被放下後，他開始工作。
這是一名四十歲上下的漢族男子。在麵包車裡，其他零售的器官被預訂賣給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那名醫生曾看到過文書顯示這個腎臟已做了組織配型，將會移植給一名50歲的中國男子。如果不做移植，那名男子將會死亡。有了它，這人會奇蹟般地從病床上起來，大約能繼續正常生活25年。
第三號屍體沒有特別的特徵，只是脖子上有一圈紫色的勒傷。有的時候，警察會把一條金屬線勒在犯人的喉嚨處，以防止他在法庭上說話。這名醫生琢磨過各種解釋。也許警方不想讓這名犯人說話，是因為他是瘋狂的殺人犯、暴徒，或是精神失常。畢竟，中國的刑罰制度就如同一台絞肉機，大批處決頑固的罪犯。是的，那名年輕的醫生知道這樣摘取器官是錯的。無論犯了什麼罪，最好是讓那名囚犯的遺體永遠安息。然而，他的手術任務與產科醫生的有什麼不同呢?這也能讓人獲得新生。他想，也許他們不想讓這個人說話，是因為他是政治犯。
十九年後，在歐洲一個安全的地方，這名醫生講出了他的疑惑。他要求我對他的身份保秘。中國的醫療當局承認絕大部份移植的器官來自被處決的犯人，但是，即便在流亡期間，來自中國大陸的醫生通常也不會說出自己執行過這樣的手術。因為一旦提起，將會提醒國際醫療機構他們寧願迴避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中國快速增長的死刑處決率或是摘取刑事犯的器官，而是中國系統性地消除宗教犯與政治犯。然而，雖然這名醫生擔心給家人和他的事業帶來的後果，但他不害怕這會令中國難堪，因為他出生於少數民族維族的家庭。
在這兩年中我所接觸的每一名維族證人——散落在兩大洲的警察、醫生和安全人員，通常通過吞吞吐吐的翻譯告訴我這些零散的信息。他們知道這會危及到他們的事業、家庭，而且有些人還威脅到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證詞不僅僅揭露了利潤豐厚的活體器官醫療需求的發展過程，也揭露了發生的一個更廣泛的暴行的源頭。
新疆長期以來被黨用作非法實驗室：從1960年代中期在羅布泊的核子試爆(導致了新疆省會烏魯木齊的癌症率顯著上升)，到近年來在塔里木沙漠建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勞改營，估計裡面能關押五萬名維族人、頑固的罪犯和法輪功修煉者。當談到摘取政治犯的器官時，新疆就是起點。
1989年，剛滿20歲的尼加特·阿布德熱伊姆(Nijat Abdureyimu)從新疆警察學校畢業，被分配到一個特警隊，烏魯木齊警局一支隊。該單位專門從事「保障社會安全」，本質上是壓制對黨的威脅。尼加特是首批進入該單位的維族人之一。他的任務是在對維族人的審訊中，尤其是那些高調的案件中，充當好警察。我第一次見到尼加特時是在羅馬郊外一個擁擠的難民營，他看上去身材瘦削，心情沮喪，並心存警惕。
尼加特向我解釋說，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中國同事們在時時監視他的行動。但尼加特展示了一個讓他們喜歡的形象：一名帶著樸實笑容的小兄弟。到1994年，他已打入了政府的各個秘密堡壘：看守所、審訊室和刑場。在這個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酷刑折磨、處決，甚至包括一起強姦。出於職業本能的好奇心，他向一名從刑場回來搖著頭的中國同事打聽。據那位同事說，這次是常規程序，把那些沒有用的屍體踢進溝里，把有用的屍體搬到摘取器官的麵包車上，但後來他聽到從一輛麵包車裡傳出似乎是一個男人的慘叫。
「那人還活著嗎?」尼加特記得自己問道。「是什麼樣的慘叫?」
「就像來自地獄。」
尼加特聳聳肩。在這個部門他見過的草率行事比比皆是。
幾個月後，要把三名死刑犯從拘留所運到刑場。此前，尼加特對其中一名非常年輕的小伙子很友好。當尼加特在一旁走過時，那小伙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問尼加特：「你們為什麼要給我打針?」
尼加特沒有給他打過針，是醫務主任乾的。但那名醫務主任和一些司法官員都在看著他們交談，所以尼加特順口編道：「這樣當你挨槍子的時候就不會感到那麼痛。」
那小伙子微微一笑。尼加特意識到自己這輩子也不會忘記那個表情。等到行刑結束後，尼加特問那名醫務主任：「你為什麼給他打針?」
「尼加特，如果你能調到其它部門，就趕快離開吧。」
「你是什麼意思?醫生，到底你給他注射了什麼樣的藥?」
「尼加特，你有信仰嗎?」
「有。你呢?」
「尼加特，那是一種抗凝劑。也許我們都要下地獄。」
我是通過倫敦一個非正式的維族人關係網第一次見到恩維爾·陶提(Enver Tohti)的。他面容慈善，說話輕言輕語，嗓音略帶沙啞。我承認，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只是又一位居住在公共房屋的流亡者。但恩維爾有個秘密。
他的故事開始於1995年6月的一個星期二，當時他是烏魯木齊一家醫院的普通外科醫生。恩維爾回憶了與頂頭上司主任外科醫生一段不尋常的談話。
「恩維爾，我們要去做件興奮的事。你在野外做過手術嗎?」
「沒有。你想要我做什麼?」
「準備一個流動醫療小組，要輛救護車。讓每個人明天早上九點在前門外面集合。」
周三上午，天空晴朗無雲，恩維爾帶著兩名助手和一名麻醉師進了救護車，跟在主任的車後，出了烏魯木齊朝西開去。救護車裡洋溢著野餐的氣氛，直到他們意識到他們在進入西山警戒區，這是專門處決政治異議人士的地方。
在一座陡峭山坡旁的泥土路上，主任把車停了下來，他走回來對恩維爾說：「當你聽到一聲槍響，就把車開到山那邊去。」
「你能告訴我們為什麼到這兒來嗎?」
「恩維爾，如果你不想知道就不要問。」
「我想知道。」
「不。你不會想知道的。」
主任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就轉身回到車裡。恩維爾看到，在山那邊似乎有些荷槍實彈的武警。周圍還圍了些平民。恩維爾半開玩笑地對同伴說，也許那些是等著交子彈費和收屍的家屬，同伴們回應的笑話更荒唐，試圖打破這緊張的氣氛。後來他們聽到一聲槍響，可能是齊射，於是就把車開到了刑場。
恩維爾緊跟著主任的車，由於專注於路況，他沒有好好看過周圍。他只記得有十具、或者二十具屍體躺在山腳下。武警看到救護車，就揮手招呼他們過去。
「這個。就是這個。」
只見一名一身海軍藍衣服、大約三十歲的男子趴在血泊中。所有的犯人都剃了頭，只有這個人留著長頭髮。
「就是他，我們要在他身上動刀。」
「我們為什麼要動刀?」恩維爾觸摸著那人的頸動脈抗議道。
「快點。這個人已經死了。」
恩維爾身體發僵，糾正道，「沒死，他還沒死。」
「快動手，摘肝臟和兩個腎臟。馬上!快!動作要快!」
按照主任的指令，大家把那具屍體搬進了救護車。恩維爾感到自己麻木了：只是去剪開衣服，只是把四肢固定在桌子上，只是打開腹腔。他努力按照常規去做——消毒，儘量減少暴露，畫上切口。恩維爾疑惑地看了看主任。「不用麻藥」，主任說，「不需生命供給」。
麻醉師只是叉著手站在那裡，有點像無知的農民，恩維爾心想。恩維爾沖他嚷道：「你就不能做點什麼嗎?」
「我到底該做什麼呢，恩維爾?他已經沒有知覺了。如果你刀子切下去，他也不會有反應的。」
但是他有反應。當恩維爾的手術刀切進去時，那名男子的胸部痙攣性蜷了起來，然後又反蜷回去。這時恩維爾有點狂亂起來，他轉向主任問，「我應該切多深?」
「儘量切寬切深。我們在趕時間。」
恩維爾動作利落，也不用夾子了，右手切，左手把肌肉和軟組織撥到一邊，只有在確保把腎臟和肝臟切割乾淨的時候才慢下來。即便在縫合的時候，恩維爾也感到那人還活著。他沒有做內部縫合，已經沒什麼必要了，只要讓屍體看上去「像樣」。「我殺了人」，恩維爾內心痛苦地嘶叫著。他再也不敢看那張面孔，就像殺人犯不願意再看到受害者一樣。
醫療隊默默地開回了烏魯木齊。
周四，主任外科醫生找到恩維爾問道：「所以，昨天，發生什麼事了嗎?昨天一切正常，對吧?」
恩維爾答道：是的。他花了幾年才明白活體器官在新的受體身上具有更低的排斥率，打在胸膛上的那顆子彈除了最初那個痛苦，或許起到了某種麻醉的作用。恩維爾做了他所能做的，他為那家人把屍體整齊地縫好了，並在15年後，恩維爾披露了在那個星期三發生的事情。
對於尼加特而言，直到1996年才弄明白是怎麼回事。
當時大約是子夜，牢房早就熄燈了。尼加特和醫務主任在拘留所的值班室里。兩人的談話停頓了一下之後，醫務主任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問尼加特覺沒覺得那裡鬧鬼。
「到晚上的時候是覺得有點怪」，尼加特答道。「你為什麼這麼想?」
「因為這裡殺了太多的人。那些人都是冤死的。」
尼加特終於明白了。那個抗凝劑。每次從刑場回來後給支隊昂貴的慰勞餐。牢房裡的便衣警察遊說犯人們在捐獻器官的聲明上簽字。現在醫務主任全都承認了：那些文件是真的。只是他們沒有考慮到那些囚犯在被解剖時事實上還是活的。
「尼加特，我們真的會下地獄。」
尼加特點點頭，拉開啤酒瓶，臉上沒有笑容。
1997年2月2日，巴提亞·赦姆什丁(Bahtiyar Shemshidin)開始懷疑自己只徒有警察之名。兩年前，新疆西部城市伊寧市警局把巴提亞招進緝毒支隊。巴提亞非常適合這個職位，他高大、英俊、透露出有權威的維族人氣質。巴提亞最終到了加拿大，但他對自己當初的理想記憶猶新。那時，巴提亞並不把自己視為漢族的合作者，而是一名緊急救援者。
幾年來，海洛因在伊寧泛濫，如同中世紀的瘟疫，擊倒了年輕的維族人。可是在緝毒隊裡，巴提亞迅速意識到漢族海洛因毒犯受到了當局的悄然保護。招募他其實也是在玩誘餌與調包。他的漢族上司不派他去稽查毒販，卻讓他去調查麥西熱甫。麥西熱甫是一種傳統的維族聚會，提倡潔身自好、運動及維族的音樂和舞蹈。如果麥西熱甫像是抵禦鴉片入侵者的傳統中藥那樣繁榮，中共當局會把它讀作是對國家的變相攻擊。
1997年1月初，開齋節之夜，整個伊寧警力——包括所有維族及漢族警員，突然被下令上繳槍枝以供檢查。大概一個月後又發還回來。但是巴提亞的槍被扣下了。巴提亞找到控管槍枝的漢族官員詢問，他被告知「你的槍有問題」。
「什麼時候能修好?」
那名官員看了看手裡的名單，聳聳肩，然後抬頭盯著巴提亞說：你可以走了。那天下班前，巴提亞發現：所有漢族警員都拿到了槍，而所有維族警員的槍都有問題。
三天後，巴提亞明白了這是為什麼。2月5日，大約有一千名維族人聚集在伊寧市中心。此前一天，當局逮捕了六名婦女，都是穆斯林老師，都是麥西熱甫的參與者。據說她們被折磨得很慘。那些來的年輕男子沒有穿冬季厚重的衣服，以示自己沒有攜帶任何武器。然而，不知是否是計劃好的，漢族警察朝抗議者開槍。
伊寧事件的死傷人數至今不明。巴提亞記得警察內部估計約有400人喪生，但他沒看到。所有維族警察此前都被派到當地監獄「去審問犯人」去了，並在整個事件期間被關在那裡。不過，巴提亞確實看到很多維族人被趕進監獄，光著身子被扔到雪地上，有些人在流血，有些人受了內傷。伊寧的主要維族診所被勒令停業，漢族特警逮捕了十名大夫，並毀壞了診所的救護車。
隨著四月末被抓的人數激增，監獄人滿為患，每天都有維族政治犯被挑出來處決。4月24日，巴提亞的同事親眼看到八名政治犯被殺。讓他們驚訝的是當時有「摘取器官的特別醫療車」和醫生在場。
在歐洲，我與一名在伊寧事件後曾在伊寧一家大醫院工作的護士談過。她很緊張地要求我不要提供她的任何個人細節。她告訴我說，當時醫院都被禁止處理維族抗議者。一名給傷者手臂打繃帶的醫生被判了15年徒刑，另一名被判了20年。醫院的員工被告知：「如果你給治療，會有同樣的下場。」漢族和維族醫護人員之間的隔閡更深了。
漢族醫生寧願讓處方堆積在那裡，也不給維族醫務人員藥房的鑰匙，而維族病人只能拿到正常藥量的一半。
伊寧事件後不久，一名年輕的維族抗議者的屍體被從一家軍隊醫院運回家。也許他被縫合的腹部只是因為屍檢造成的，但這激起了又一輪的騷動。之後，所有的屍體都被裹起來，在槍決的地方就地掩埋，有漢族士兵在墓地巡邏，其中一個墓地距離現在的烏魯木齊機場不遠。
到了六月份，這名護士遇到了一個新的案例。一名年輕的維族抗議者被捕後被打得很慘，他的家人交錢把他贖了出來，發現他的腎臟已嚴重受損。他的家人被告知到烏魯木齊一家軍醫院就診。在那裡，醫生告訴他們：一個腎臟需要三萬人民幣(折合4700美元)，並保證移植的腎臟是健康的，因為供體是一名21歲的維族男青年，與他們的孩子一樣。那名護士得知器官「供體」實際上也是一名抗議者。
1997年早秋，一名年輕的維族醫生剛在新疆的農村做血液測試回來，並將在烏魯木齊一家大醫院開始其醫生生涯。我們姑且叫他穆拉特(Murat)。兩年後他開始計劃逃到歐洲。幾年後，我在歐洲見到了他。
一天，穆拉特的導師悄悄地通知他，有五名漢族的黨政官員，大人物，因器官出了問題已住進了醫院。現在他給穆拉特分配任務：「到烏魯木齊的監獄，政治犯的部門，不是刑事犯部門，做血液測試。取小量血樣，只需測血型就可以了。」
「那組織配型呢?」
「穆拉特，先不考慮這些，以後再說。現在先測血型。」
抓著授權書，在醫院一名助手的陪同下，滿是書卷氣的穆拉特發現自己面對的是近十五名魁梧的維族硬漢，年紀在二十多快三十歲。第一名囚犯坐下來，看到針管時懇切地說道：「你和我一樣是維族人，為什麼要害我?」
「我沒有要害你。我只是來採血。」
聽到「血」字一切都混亂起來。那些男子吼叫著，驚恐地要離開，警衛咆哮著把他們拉回去排隊。那名囚犯叫喊著自己是無辜的。警衛抓著他的脖子使勁掐。
穆拉特突然注意到那名醫院的工作人員也許正在監視他，看他是否心生惻隱。「只是為了你的健康」，他平靜地說道。「只是個健康檢查」，抽血時穆拉特一遍一遍地說。
回到醫院後，他問導師，「那些犯人都被判了死刑嗎?」
「是的，穆拉特，是的。別再問了。他們是壞人，是國家的敵人。」
不過穆拉特還是不停地問，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漸了解到了整個安排。一旦找到匹配的血型，他們再進行組織配型。之後那名政治犯會在右胸上吃顆子彈。那些官員將會得到器官，從病床上起來，出院。
六個月後，接近伊寧事件第一周年的時候，有五名新的官員住進了醫院。導師告訴穆拉特返回到監獄政治犯的部門去再採取血樣。這一次，他告訴穆拉特說摘取政治犯的器官是正常的。出口交易日益增長。流量很大。軍隊的醫院在領頭。
到了1999年初，穆拉特就再也沒有聽說摘取政治犯器官的事了。也許這樣的事結束了，他想。
可是新疆的摘取程序傳播開來。到了1999年底，毛澤東以後中共公安最大規模的鎮壓活動——消滅法輪功，超過了對維族人的鎮壓。據我的估算，高達三百萬的法輪功修煉者被送勞教勞改。到2008年奧運會前，約有六萬五千人心臟還在跳動時被摘取器官。還有一些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及藏人可能遭遇了同樣命運，具體數字不清楚，但會小得多。
有些人會指出，中國醫療系統最近的聲明承認了這個明顯的事實——中國的醫療環境並不是完全道德的，這說明問題有了起色。外國投資人推測，中國最終會在某一天，或者已經，廢除摘取器官，轉向利潤更豐厚的藥物及臨床試驗業。雖然這樣的說法令人欣慰，問題是許多報告，甚至一些來自一年前的報告，揭示了中國並沒有廢棄新疆的程序。
2009年7月，烏魯木齊爆發了維族和漢族間的血腥衝突。當局出動大批軍隊到烏魯木齊，趕走了西方記者，切斷了網際網路，並在後來的六個月里悄悄地，大多是在夜間，抓走了數千名維族男子。根據被抓的維族人透露出來的消息，一些犯人被拉去做僅僅旨在評估其器官是否健康的體檢。這些信號也許不明顯，但它們是一致的。結論只有一個：中國，一個向超級大國快速邁進的國家，不僅踐踏人權——這個不是新聞，而且在十幾年裡，濫用人們最信任的醫療領域知識，執行用人權法律術語所稱的有針對性的群體滅絕。
當尼加特坐在瑞士納沙泰爾難民署，等待哪個國家給予他難民身份的時候，他向我、也向其他人供認了真相。但是在一個急於不要冒犯中國的世界裡，沒有哪個國家要聽他的陳述。恩維爾參加了英國下議院一個不起眼的中國人權研討會。當國會議員徵詢聽眾提問時，恩維爾站了起來發言，他第一次講述自己殺了人。我做了筆記，但是沒有一名英國議員和他們的工作人員記下了恩維爾的聯繫電話。
這些暗示非常明顯，維族人只能靠自己的決斷來解決問題。1300萬維族人，人數不多，但是非常絕望。他們也許會武力抗爭。戰爭或許會到來。到了那一天，當全球的外交家呼籲與北京對話時，希望每個國家能看看事情的起緣與良心。對我而言，如果我的猶太姓氏告訴了我什麼的話，那就是：也許不能完全為死者復仇，但沒有人會接受被無休止地致命壓迫。
(譯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