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邏輯,我們都想起了那句名言:這世上有兩種邏輯,一是邏輯,一是「中國邏輯」。在中國,邏輯的最大敵人,恰恰就是中國邏輯,因為嚴格來講,後者並不配稱為「邏輯」,其實質毋寧是反邏輯,玷污了邏輯之名。
中國邏輯到底是什麼玩意?
易中天先生曾將中國邏輯歸為三點:問態度,不問事實;問動機,不問是非;問親疏,不問道理。我的歸納不如他縝密,卻更具體,所指更為鮮明。
中國邏輯的第一表徵,是國情論,即用國情為吾國的一切癥結辯護,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說,30年前我們批判兩個凡是,現在要批判兩個謬論:穩定壓倒一切,中國情況特殊論。中國自然有其國情、有其特色,這決定了我們不能教條化,不能奉行「拿來主義」。只是,中國的國情與特色,不該成為阻止我們「拿來」真理的藉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話講,倘若真理不合國情,那麼需要加以改變的是國情,而非真理,「國情要適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適合國情」。可惜,對中國邏輯的堅守者而言,這些話始終不大入耳。他們眼中,國情的陰霾,阻斷了眺望真理的視線,只能惜取眼前物,國情——如貪腐、專權——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徵,是辯證法。它與第一表徵如膠似漆,互為表里。辯證法為國情論提供了論證的工具:哪怕國情再不好,辯證來看,總有好的一面。國情論則為辯證法製造了運行的語境。要言之,辯證法的作用,一是搗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處,在於混淆了是非善惡,因為一旦辯證起來,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再如,用辯證法審視官員腐敗,雖然違法,卻潤滑了科層制,提高了辦事效率,並不全是壞事呢。
第三表徵,是誅心,即易中天所云「問動機,不問是非」——須知心之為心,動機之為動機,恰在於不可測問。當然這不是中國邏輯獨有的病症,卻在中國流毒尤烈。你批評一位名人,他的粉絲立即上前圍攻,質問你什麼動機,是不是嫉妒,是不是藉機炒作,進而上升到人格問題、立場問題——凡事不論理性論人品,不論事實論立場,結果只能是各執己見,雙方之間的裂縫越來越深,達成共識的可能性越來越微弱。
第四表徵,是附會。以舊聞為例。據陳伯達秘書繆俊勝回憶,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會議室廁所未標男女,其間陳伯達上廁所,出來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麼上我的廁所?」陳解釋,這裡並未標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廁所,明天就會闖我的臥室!」——江青的不講邏輯或「中國邏輯」,其一是霸道,將會議室廁所的主權納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會,將廁所與臥室等同,將「上我的廁所」與「闖我的臥室」混為一談,事實上,廁所與臥室本不相干,「上錯廁所」並不必然會導致「上錯臥室」,二者之間不能遞進,將它們強行牽連在一起,便打亂了邏輯的前提。
第五表徵,是混淆:從混淆公私,混淆道德與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惡。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謹,曝光天下,其論敵便謂:依你這德行,假如上台執政,必定是一大貪官、酷吏。這種論斷常能蒙蔽一些受眾。然而,稍加明辨,當可知貪官和酷吏,與其人的德行並無必然關係,而取決於制度的設計,公權力是否受到了制約。制度不改,誰上台都一樣,君子執政,轉眼便是小人。對道德與制度的混淆,可謂吾國的一大沉疴,導致我們的制度建設,屢入誤區而不自知。
這五大表徵,猶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損傷。捫心自問,我亦不敢說自己健全,所以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
重申一點,中國邏輯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天敵——如今任何詞語,只要加上「中國式」、「中國特色」的修飾,一瞬之間,即由褒義變成了貶義。然而,你要想「讀懂中國」,就必須洞察中國邏輯的本質,洞察的前提,你必須具有邏輯。這正可以回答,邏輯為什麼重要。
補記:
關於中國邏輯,正文總結了五點,卻意猶未盡,再補兩個段子:
其一,俗云: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談政治;你跟他談政治,他跟你講民意;你跟他講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
其二,肖洛霍夫說過一個故事:「一個兔子沒命地狂奔,路遇狼,狼說,你跑那麼急幹嘛?兔子說,他們要逮住我,給我釘掌。狼說,他們要逮住釘掌的是駱駝,而不是你。兔子說,他們要是逮住我釘了掌,你看我還怎麼證明自己不是駱駝。」
此二者,作為的思維與方中國特色法,也許比「五毒」更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