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身沒有問題，只是運用法律的人，有時還有著私念和偏見。希望我的遭遇能讓執法者把視野放得更遠，讓與我有相似苦難的人獲得自由。如果我的經歷能換來司法的進步，我願意做一塊鋪路石，這不是擺高姿態，是心裡話。」
—17年冤獄當事人於英生
按照當年警方的說法，現場除了於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紋，再沒有外來指紋信息;於英生說，後來省檢察院複查案件，到蚌埠搜集證據時，卻發現了兩枚陌生的指紋。
時至今日，省市兩級檢察院都拒絕再提及此事，但巧合往往讓人有意無意地將事情勾連在一起。
1998年2月，因為證據不足，於英生的案子已被市檢察院退查了兩次。看守所所長告訴他，他可能被無罪釋放，「但問題是馬上市里開兩會，警局長就要到檢察院做檢察長，如果真這樣，肯定出不去。」
「如果」變成了現實。
冤獄
「給自己打氣，活下去」
於英生最不願和別人提起的，是在看守所的日子。
看守所條件差，他得了疥瘡，一到被窩裡就癢。治療疥瘡很簡單，只要用疥瘡膏或者一塊硫磺皂洗幾個澡就能好，於英生懇求了很多次，看守所就是不給，讓於英生必須認罪，才能給。
於英生不認，身上都抓爛了，後來，駐看守所的檢察官看不過去了，偷偷給他一塊硫磺皂，但只洗了一次澡，就被看守所的管教發現，沒收了。
2000年的一天，市政協委員們去看守所視察，哥哥於寧生因為工作關係隨同，在號房外高牆的過道上，於寧生特意落在委員們身後，挨個朝下面的號房喊，「於英生，於英生」，不一會兒，一個哭腔傳來，「哥」。
那是事發後四年，於寧生第一次看見弟弟。弟弟臉上掛著傷，他跟我講，「傷是之前幾天市領導視察，他喊冤，被管號幹部打的。」
看守所里，於英生見到的熟人不只是哥哥。
一次領導來視察，於英生衝到門口大聲喊冤。這個領導是他以前的同事，前同事望著他，對同行的人說，「這個人殺妻子，該殺!」
於英生說，他曾想過死，但一想到妻子不明不白地遇害，心裡就放不下，「妻子比我還冤，我要是死了就對不起她，也讓兇手逍遙法外，我給自己打氣，必須活下去。」
2002年，隨著案件終審裁定，於英生被押解到阜陽監獄服刑。
監獄裡的犯人有娛樂活動，但在裡面生活了10多年，於英生從不唱歌，他拒絕穿囚服照相，「它不應該出現在我的生活里，我也不會把這裡的一點一滴帶出去。」
很多人說，於英生是現實版的《肖申克的救贖》，他沉默了半晌，最後說，「我比電影裡的人要悲慘。」
他覺得，生活永遠比電影更戲劇，有更多的意想不到。
抗爭
從沒離希望這麼近
從第一天到阜陽監獄，於英生就說自己沒犯罪。
監獄分監區的指導員張旭告訴他，可以通過正當途徑申訴，牢房裡，於英生給檢察院、法院寫申訴信，張旭讓他把信交給自己，開始於英生不放心，擔心指導員不會幫忙寄出去。後來從父親口中得知，檢察院和法院都收到信了，「我到現在都感激他。」
於英生自學法律，還托家人、獄警幫忙買書。監獄裡，他自考了法律專科，拿到了法律專科畢業證，還學會了用電腦。
監獄裡規定，犯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可以掙分，1到3分不等，1分可以減刑3天。
2005年8月，《法制日報》和司法部舉辦「我與法的故事」徵文大賽，於英生拿了安徽省唯一一個三等獎。
於英生做勤雜犯，擔任監區宣鼓員，向獄友宣傳法律政策。在監獄裡看報紙，他看完趙作海的新聞，覺得自己也有盼頭了，「司法環境在變好。」
去年7月4日，典獄長突然找到於英生，說馬上把他調到犯人醫院去，還叮囑他「現在起你什麼都別幹了，好好休養」。
正值盛夏，於英生被安排進一間有空調的病房，他知道那「星火」近了，因為就在年初，最高檢的檢察官還特意從北京來監獄找他，核實了證據。
「我心裡狂喜。」於英生說，但又不敢表現出來，別人問起，他就說去醫院看病，「我不敢講，17年了，離希望從來沒這麼近過，越近越怕失去。」頓了頓，他反問，「能理解我嗎?」
於英生被宣判無罪後，於寧生領著弟弟大踏步走出法院，扭頭對弟弟說，「天亮了」。
但於英生沒法釋懷。
監獄裡，每年妻子的生日、結婚紀念日、遇害日，於英生都牢牢記著，他想念那張臉。有次妻子問他，你知道誰是真兇嗎?他說知道。醒來才發現是場夢。
去年11月27日，警察拿著一個男子的照片讓於英生認，他反覆端詳，「不認識。」照片裡的男子，是犯罪嫌疑人武欽元。
「我恨他。」於英生說，他希望法律這次能做出公正的判決，「只有這樣，我經歷的苦難才更有意義。」
亡靈
兩座墓碑
回蚌埠後，在父親墳前，於英生磕破了頭，「爸，我回來了。」
於英生說，他最對不起的人就是父親於道欣。「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
為了給兒子申訴，於道欣北京、合肥跑了幾十趟，直到2005年8月，在安徽省人民檢察院，控審處檢察官李革民說，案子已經9年了，老人家您急也沒用，即使法律錯了，糾錯也是漫長的過程。
於道欣老淚縱橫。
在監獄這麼多年，每到中秋和過年前，父親都要坐火車從蚌埠趕到阜陽，帶上山東老家的花生和地瓜干，還有帶魚，那都是兒子最愛吃的。
監獄裡有親情同居室，每次和父親同住，於英生都打一盆水，給父親洗腳、剪指甲。
2005年過年，監獄接見室外面，於英生和父親照了張相，相片裡，於英生特意脫下了囚服囚帽，露著黑色羽絨服，這是他和父親最後一張合影。
2009年過年，父親最後一次探視，告訴他申訴可能就要從省檢察院的控審處移交到公訴處，「父親總能給我正能量，每次他都會帶來一點希望。」
2009年6月23日，於道欣去世，終年79歲。老人終究沒能等到兒子重獲光明的那天。
哥哥於寧生覺得，公正不僅是懲罰真兇，也要追究當年辦案人員的責任。直到現在，他還在父親生前的住所設著靈堂，「我要求不高，至少在我父母遺像前鞠三個躬，就原諒他們。」
17年，風沙一點一點磨礪，墓園裡，妻子韓露的墓碑上，字跡已模糊不清。
墓碑是岳父母和兒子立的，墓園工作人員說可以重新立個碑，加上他的名字。於英生想了想，沒加，只把字重新刷了一遍，「人裝在心裡就行了。」
半年來，有人給於英生介紹對象，見過面，於英生再沒接觸對方。「我怎麼會忘記她(妻子)，現在沒法接納另一個人。」
殘局
幫兒子一把
當年和於英生一起被重點培養的幹部，其中兩個人當上了副市長。出獄後，於英生的行政級別恢復為正科級，和案發前一樣。
於英生覺得，仕途這兩個字，在人生里已經被強行刪除了。
「這就是命，命里有這一劫吧?」他開始信命，也在想辦法修復命里的殘局。
自己已然這樣了，如今他想幫兒子一把。
同事劉先生曾見於英生在電腦前打字，材料是寫給市領導的，「大概意思是希望政府能幫忙落實孩子的工作。」
過年後，兒子也被安排到民政系統，沒多久就被評為單位的「服務之星」，照片貼在牆上，這讓於英生臉上有光。
沒能為父親盡孝，於英生希望在岳母這彌補。73歲的岳母帶著外孫租房住，他計劃著給岳母再買套房。
冤獄換來的國家賠償加上補發的17年公務員工資，一共100多萬。於英生在民政局附近買了新房，兩室兩廳，6000多一平方米，10月份房子就蓋好了。
他自己現在租房過，岳父去世前為了看病，賣掉了於英生夫妻的三室一廳，如今房子已經變成了花店和文具店。
於英生再也沒走近過他以前的家，每次路過，他刻意不去看那棟房子，「只要看見，就想起以前。」
那棟房子周圍，他還能記起和妻兒最後相處的畫面：那是個冬日的周末，一家三口沿著淮河路往家走，8歲的兒子一手挽著媽媽的胳膊，一手拉著於英生，腰裡挎著父親的BP機，覺得自己很威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