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毛澤東推行大煉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導致中國出現全國性大饑荒。《墓碑》作者楊繼繩估算，整個大饑荒期間，全國餓死3,600萬人，少生4,000萬人。作為親歷者，中國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茅于軾則為我們記錄了一些大饑荒細節。他在回憶錄《八十回望》中寫道，「1960年，三年災荒的第二年，我因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東藤縣。當然那時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莊裡東村，住在該村黨支部書記李某的家裡。他家有兩個孩子，大的有三四歲，小的剛周歲。三年災荒時期只有幹部家裡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沒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農村待了整整十個月，根本沒有任何性慾。(編者註：茅于軾當年31歲，正值壯年)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經餓死了兩個，當地最慘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餓死了，只剩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這孩子冬天沒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條要淘汰的衛生褲，雖然屁股上已經磨出了洞。我臨走的時候把褲子給了他，他感激不盡。後來才知道，看上我這條褲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說我不該把這條褲子給他，因為還有人比他更需要。」「我在藤縣餓得沒辦法，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上，彎腰都困難。我之所以挺過來有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時吃了許多螞蚱。」
我的爸爸媽媽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媽媽名叫陳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媽媽大六個月。爸爸活到1990年，媽媽活到1992年。媽媽生了我們四個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於杭，是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於蘭(女)，是首都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於海，是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的著名教授，後離職去了美國從商。我們四兄妹相隔都是兩歲。
我的父系出了個茅以升，是中國的橋樑專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錢塘江大橋。我們一共有19個堂兄弟姐妹，出了三個右派，這跟茅家歷來的自由思想有關。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時江浙聯軍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部的副長，曾著文《江浙聯軍光復南京》，記述了1911年9月響應武漢辛亥革命的起義。我很小的時候他就去世了，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經教我寫字，並且鼓勵我寫好字。我每天要寫一張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個圈就給我一個銅板。我直到今天仍對書法有興趣，寫的字居然能夠賣錢，這得益於我祖母的鼓勵。應該說，她對茅家的興起有很大的貢獻。雖然居家貧困，但是她很重視子女的教育。她的三個兒子都是留學生。這在當時是極不簡單的事。茅家因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時間都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過得很舒坦。
我父親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他原在唐山交通大學，後因為鬧學潮被轉到上海交大。畢業後就去美國普度大學留學，學成後去了加拿大實習，最後從歐洲經過西伯利亞回國。他回到南京老家後，開了一個汽車修理鋪。這本來應該很賺錢，因為當時南京是國民黨首都，公、私業務繁忙，對修車的需求很強，但是國民黨官僚依仗權勢，強買強賣，沒有保護傘就做不成生意。父親開修車鋪不但沒賺到錢，反而被抓去坐牢，後來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鐵路(浙贛鐵路的前身)工作，負責機車車輛的工作。從那時起，爸爸就在鐵路上工作了一輩子。他一輩子最重要的成績是鐵路機車車輛的標準化。他的工作作風勤勞廉潔、一絲不苟，故深得基層群眾的擁護，但是和官僚們總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為人，所以「解放」後得到共產黨的重視，1950年就把他從廣州調到北京，任鐵道部機務總局的副局長。這是他一輩子擔任過的最高職務。所幸他倒沒怎麼挨整，還當過政協委員，待遇按副部級安排。
我爸爸在美國留學時和另一位留學生陳章同房間。陳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紹給了他。陳章後來成為我的三舅舅。陳家也是蘇州名門。我的外祖父陳希濂是光緒時的進士，我在周莊的博物館中看到過外祖父得中進士的報喜照片。陳章教了一輩子書，「解放」前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解放」後繼續作南京大學教授。大舅舅陳霆銳也是美國留學生，因為替五卅慘案的紗廠工人維權而名噪一時，成為上海著名的大律師，國民黨時的國大代表(相當於人大代表)。這就是我的母系的狀況。
我媽媽一生多病，在家庭經濟拮据的條件下，竭力維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機智幽默，愛護子女。一般婆媳關係總是緊張的，但是我媽和我愛人相處卻十分融洽。由於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識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學生的背景(那時候留學生非常少)，所以我們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開放的，且崇信科學。
一輩子的「吃」
在過去的80年裡，生活好的日子並不多。在我開始記事之前，模模煳煳記得家裡的日子很好過。那時我父親在粵漢鐵路管機務處，一個月拿近五百塊錢工資，家裡有兩個保姆。但是1937年抗戰開始之後，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時我在長沙楚怡小學念四年級。我記得大約在1938年，學校的大禮堂臨時改做傷兵病院。這些傷兵大概是從武漢撤退下來的。我們小學生去慰問，送麵包給他們吃。有些受輕傷的傷兵，傷好一點兒之後，就自由上街。他們有時候也會鬧事、打人。他們的心情很不好，因為負傷之後失去了勞動能力，不知道今後的生活怎麼辦?由此可見，戰爭對人的傷害太大了。
抗戰以後，物價開始上漲。等到我上中學的時候，家裡的經濟情況每況愈下。父親的工資越來越不值錢。家裡還有三個弟弟妹妹要上學，負擔是很重的。抗戰時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學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經常吃不飽。桌上的飯是定量的，如果吃得慢，別人就會搶先把飯吃完了，自己只好餓肚皮。至於吃肉，那是一件極奢侈的享受。我走過校門口時經常看見小攤上掛著油光鋥亮的豬蹄子，饞得直淌口水。在桂林漢民中學上學時，同班同學(忘記了名字)每個星期日帶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親總是炒兩個菜，一個炒肉絲，一個炒雞蛋，供我們兩個大吃一頓。他母親愛自己的孩子，也愛別人的孩子，讓我跟著吃。對於這件事，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戰，吃一直是大問題，挨餓、嘴饞始終伴隨著我。附帶說一句，抗戰雖然十分艱苦，但是沒有餓死很多人，個別人餓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過幾萬，頂多十幾萬，絕不會有幾百萬、上千萬。直到抗戰勝利，學校的伙食才忽然大大地改進。那時候我在重慶南開中學，每頓飯都有葷菜，最經常吃的是地瓜燉肉。那時美軍的剩餘物資在市面上出售，有奶油、冰淇淋粉、蛋粉等，價錢便宜，營養豐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長，一年後國共內戰開始，生活又開始走下坡。那時我已經進入上海交通大學，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虧美軍的剩餘物資供應充足，大學生經常吃美軍的配額給養，一個塗蠟包裝的紙盒子，重量不過一磅多，但是營養足夠一個成人所需。裡面有幾片餅乾、一個肉罐頭、一塊巧克力、幾支香菸和一卷手紙。盒子裡的內容物不是千篇一律的，每次打開，像挖寶藏似的，總想發現一些新東西。美軍的剩餘物資除了吃的，還有穿的、用的，為當時被戰爭破壞得千瘡百孔的中國緩解了物資供應的緊張。對比之下，大家也對美國生產力之強大有了切身的感受。
抗戰期間我最想念的是巧克力。自從1940年我們兄弟幾個從上海回到重慶以後就跟巧克力絕了緣。抗戰勝利後我從重慶坐飛機到上海，下飛機後頭一件事就是買一塊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還是我的所愛，不過年老了，不宜多吃糖。
1949年，全國「解放」後生活又開始好轉，那時我到了齊齊哈爾。但東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經常吃高粱玉米，細糧是特殊待遇。我經常上館子，因為沒有生活負擔，大部分的錢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我愛人趙燕玲從蘇州來到齊齊哈爾，她從小沒吃過苦，對高粱玉米難於下咽。除了繼續上館子，還叫家裡從蘇州、北京寄食物，肉鬆、板鴨、糕點、糖果，甜的、鹹的，從來不斷。兩個人掙的工資吃掉了一大部分。不過「解放」初期工資每年都漲，生活並不困難。次年我們兩人先後調來北京工作，1956年工資改革，我的工資漲到133.5/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頭一本書《蒸汽機車操縱和焚火》，拿到1600塊錢稿費，合十幾個月的工資，那時候是我們收入的黃金時代。但是好景不長，1958年當了右派，我被降職降薪，趙燕玲因病停薪留職，我們的頭一個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挨餓
1960年，三年災荒的第二年，我因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東藤縣。當然那時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我被下放到了莊裡東村，住在該村黨支部書記李某的家裡。他家有兩個孩子，大的有三四歲，小的剛周歲。三年災荒時期只有幹部家裡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沒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農村待了整整十個月，根本沒有任何性慾。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經餓死了兩個，當地最慘的是一家12口人，全家人都餓死了，只剩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這孩子冬天沒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條要淘汰的衛生褲，雖然屁股上已經磨出了洞。我臨走的時候把褲子給了他，他感激不盡。後來才知道，看上我這條褲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說我不該把這條褲子給他，因為還有人比他更需要。
那時候最難看到的是一個人嘴巴在動，這意味著他在吃東西。這怎麼可能呢?我們盼望的就是能夠到縣裡去開會，有一頓飽飯吃。這種機會很少，記得只開過兩次，每次差不多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頓飯每頓都吃一斤饅頭(五個)。一個禮拜吃下來，並沒有解餓。因為解餓要有油吃。沒有油，光吃糧食，肚子照樣餓。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個臭皮囊。在正常情況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因為人是受意識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餓的時候，臭皮囊卻起了決定性作用。人的意識完全讓位於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吃」。這是一段極特殊的人生經歷，一個沒有意識的經歷，人退化到了野獸的狀態。
我在藤縣餓得沒辦法，全身浮腫，連鞋都穿不上，彎腰都困難。我之所以挺過來有一個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時吃了許多螞蚱。在田野里有許多螞蚱，抓住一個就放入一個信封口袋裡，等有了七八個，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燒。信封燒掉了，螞蚱也燒熟了，放進嘴裡嚼嚼咽下肚去。螞蚱的消化系統里有一股綠色的水，是它吃草後消化過程中的產物，非常苦，很難咽，但是飢餓使我不顧一切。
人都說災年撐死的比餓死的多，這是有道理的。我從藤縣回到北京時，當天晚上我太太給我開了一個豬肉罐頭，我還算有節制地吃了一大碗帶豬油的大米飯，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幾次面臨死亡，一次是進入深水游泳，那時我11歲，不懂會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齊齊哈爾當副司機，冬天，我拎著一桶油追趕前進中的火車頭，差一點被車頭壓死;再就是在藤縣挨餓。如果再在那兒留兩個月，我必死無疑。
多年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大家在吃的方面已經不成問題，山珍海味經常品嘗，魚翅海參也不稀奇。但是人老了，胃口大不如以前。過去認為最好吃的食品，現在並不覺得有什麼好。這也許是味覺退化的緣故。
愛人趙燕玲
我的愛人趙燕玲出生於大戶人家。但不是書香門第，沒有知識分子的味道。她對我的事業的幫助主要是分擔了我的家務事，而不在直接的事業上。我曾經設想過，如果我被抓去坐牢，她會怎麼辦。她不可能發出和我同樣的聲音，呼籲外界的支持，但是她會很務實地設法營救。
她家和我家不一樣。日寇侵華時我們茅家全都跟著國民黨撤退到了大陸，因為不想做亡國奴。但是他們趙家全都留在了淪陷區，因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當局的是什麼政權，能夠有生意可做就好。她是家裡頭一個孩子，長得漂亮，又體弱多病，所以是家裡最嬌的嬌小姐。她有四個妹妹，兩個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寵愛於一身。
她是我的遠房親戚，是我舅媽的女兒的舅媽的女兒的舅媽的女兒。我稱之為舅媽的女兒的三次方，反過來，我是她姑媽的兒子的三次方。我頭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媽的兒子偷來給我的。以後又弄來一張，比較胖了一點。我見到之後當然羨慕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與她見面。那時我在東北開火車。後來因為我生病，請假回南方，才頭一次見到她。
她的出身對她一生有很大影響。雖然她沒有念大學，是中專畢業，但是人們都說她是大家閨秀，說她氣質非凡。她從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賢妻良母，又到孫兒繞膝的古稀之年，一貫保持著秀麗端正、雍容華貴的風度。
1954年她到了齊齊哈爾，成為齊齊哈爾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來到引起了當地的轟動。醫院的一位副院長就想動手動腳(後來此人因為男女關係受批而自殺)。醫院之外的人明里暗裡打她主意的人不計其數。管理局周末的舞會總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長會告訴醫院院長給她調換班次。每當我出差，這些人就蠢蠢欲動，獻殷勤，請看電影、吃飯、打麻將。到了北京以後她同樣驚動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館，在櫥窗里都掛她的照片(不論她在蘇州，在上海，照相館無例外地都掛她的照片)。在我下放的一年裡發生了許多事。隔壁的某局長晚上敲她的窗玻璃;歐美同學會舞會上認識的人盯住她不放;鐵道部的一位副部長1964年過年來我家拜年，看見了她就邀請我們第二天去養蜂夾道的游泳館游泳。當時冬天游泳是高幹的特權，邀請去游泳是顯示特權的姿態。第二天我一個人傻乎乎地去了，這位副部長看見她沒去，就滿臉的不高興。更奇怪的事還有，就不多說了。有人說她是傾國傾城，並不為過。
光說她的美貌遠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們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論茅家、陳家的人，她都記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們聯繫各方面的親戚。她為大家出主意，不論找對象、結婚、謀職、搬家、小孩兒看病，都來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遠遠超過我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國外的親戚回國相聚，燕玲給他們的印象最深。她在國外聲名鵲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於表達，善於溝通，而且非常能幹。結婚前她就為全家人織毛衣，後來為我們全家做各式各樣的衣服，從襯衫襯褲到中山裝。她從百貨大樓買零頭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幹是出了名的。當年她剛在齊齊哈爾鐵路醫院上班時，同事們都認為來了一位上海嬌小姐，幹不了事，後來才發現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產士，接生過一千多個孩子，沒有出過任何事故。她幹活麻利，乾淨利落。護士們都願意跟她的班，因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後，她被評為鐵路局的先進工作者，受到了獎勵。「文革」後她主持家務，更是一顯身手，全家的伙食極大地提高，從此以後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自從「文革」以後就是她給我理髮，從來沒上過理髮館，只除了在國外的兩年她不在身邊，不得不上理髮館。我三十多年沒有上理髮館的經驗，聽說現在的理髮還給按摩，十分舒服，但是我至今沒去嘗試。
衰老
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有老相是1970年我40歲前後，在大同廠看電影，忽然感覺眼睛模煳，其實就是開始老花了。到70歲生日的時候我的體力當然不像年輕人，但是還能夠堅持早上跑步，要跑兩三千米。但後來跑步就取消了，因為膝蓋疼。前後加起來跑步跑了三十來年。我打太極拳有近五十年的歷史。游泳是我喜歡的運動。
由於我愛好運動，到老也還算健壯。可是我太太從來不運動，年輕時多病，老了反倒健康起來了。可見健康和運動沒多大關係。
我到75歲時，在一般生活上沒有感覺到和青年人有多大的不同。只是聽力減退，配了助聽器，可是用處很有限。所幸視力還好。
在75歲以後，我慢慢感到衰老，走路越來越不穩。特別是開始有一種感覺，好像能夠看到生命的盡頭，做事老想著事業的結束，而不是開發一個新的事業，退的思想越來越多。現在還能夠走動，可以隨團出境旅遊，但是再過兩三年恐怕這一切都得停下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