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作家像張愛玲這樣勤奮，死後還不斷有新作問世。2009年，在其去世15年後，小說《小團圓》首次面世。上個月，她的小說《少帥》繁體版在台灣首次出版，簡體版則正在中國大陸緊鑼密鼓地運作。
《少帥》寫於1963年，當時張愛玲住在舊金山。她準備用這本書打開美國市場，扭轉自己的運氣，所以用英文寫作。只是，因書中繁多的中國人名字與複雜的歷史背景，她的經紀人對初始的幾章評價不高，這使張愛玲的寫作信心大受打擊，加之對男主人公張學良也漸失興趣，她遂就此擱筆。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的遺囑執行人宋以朗將《少帥》整理出版，並由青年譯者鄭遠濤翻譯為中文。
《小團圓》與《少帥》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沒有寫完，且張愛玲生前也沒有讓其「出生」的想法。
作為未成品，《少帥》更顯刺目。從內容看，故事從1925年開始，只講到了1930年，無論是對於兩個主人公的愛情長跑，還是張學良漫長的一生來說，這都只是剛開了個頭。從字數看，僅有3萬餘字，出版者不得不使用17幅插圖將篇幅撐到97個頁碼，同時附上100頁英文原稿，再加上90個頁碼的導讀文章，才讓這本書有了定價98港幣的理由。
不過，可以預料，這杯文學雞尾酒仍會大賣。原因很簡單，張愛玲是個偶像級作家，只要是她的文字，張迷們都願意為之解開腰包，這情形與《小團圓》的市場反應不會有什麼兩樣。
《少帥》以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為原型，寫他們的愛情故事。兩人的情戀細節，自然來自虛構，但故事中作為背景出現的其他人物及事件，均有據可考，具有高度的真實性。
在中國現代史上，張學良是一個傳奇人物。1936年12月12日，身為東北軍領袖、在陝西擔任剿匪副總司令的他在西安發動兵變，逮捕了當時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逼迫蔣同意與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此前，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進犯，蔣介石想儘量拖延時間，他，包括胡適等著名知識分子，都認為以中國當時的國力與軍事實力，無法與日本抗衡，在國力提高之前，應該儘量延緩全面戰爭的爆發。
蔣介石的另一個擔憂是，一旦中日開戰，當時已經被南京政府圍困在陝北的中共武裝力量會乘機壯大，坐收漁人之利。
西安事變深深改變了中國現代歷史的進程。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楊奎松在研究西安事變的專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國關係之謎》一書中提到，毛澤東曾對周恩來等人說，沒有西安事變，我們這些人就得坐牢去了。8年抗戰結束，中共由原來的不足三萬兵力，發展到擴軍百萬，各根據地人民超過一億人。隨後，經過四年內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被趕到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能大幅改變歷史走向的人不多，張學良是其中之一。但是，由於國共間的恩怨情仇，從1949年國民黨失去大陸、共產黨建政以來，對張學良的歷史評價與學術研究，兩地史學界都有不同面向的敏感。台灣實現民主轉型、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對張學良的研究開始活躍，文學影視也到這一題材中來淘金。1981年，中國大陸拍攝了電影《西安事變》，2007年，同名的電視劇開播。在這些作品中，遵循既定的評價，張學良被塑造為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張愛玲會端上來一個怎樣的張學良？她會怎樣描寫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愛情？作為人性的犀利觀察者，張愛玲以描寫男歡女愛與家庭瑣事見長，即使在日本入侵中國的年代，她也沒放棄這一寫作旨趣，因此曾被當代作家王安憶批評為「冷血」。這樣一位作家，當她的筆伸向一身家國風雲的張學良，人們有理由睜大眼睛。
不是英雄，甚至也不是一個有趣、體貼的情人——這就是張愛玲筆下的張學良。《少帥》中，生於錦衣玉食的軍閥之家的這位青年高級軍官，讓人看不出有什麼雄才大略與宏圖遠志，他的政治見識冷血而膚淺。對於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他認為那些人在混日子，所以他稱呼國民黨為「國賊黨」，而他開出的治國藥方是，「要是我們能殺掉幾百萬人就好了。也許那樣我們就可以有所作為。」他的另一個激進的政治見解是：「要是我們可以把國家交給某個可靠的強國，託管個二十五年多好。」這些話，或許會有語驚四座的效果，但怎麼也說不上是高明而可行的治國方略。
作為軍人，他的勇猛，在對少女情人趙四小姐身體的任性開墾上，似乎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小說中，張學良與趙四小姐戀愛時，張學良已是有婦之夫，而趙四小姐僅有12歲，比真實故事中的趙四小姐小了四歲，比張學良小10歲。兩人好上之前，趙四小姐思慕、仰望著這位帥府大少爺，愛他的相貌堂堂，尤愛他裝軍裝的模樣，因為這「既摩登又愛國」。她也愛上了少帥通體散發出來的權勢感。但二人走近之後，光芒萬丈的大男人很快顯出登徒子的原形。性還沒有覺醒的她，不得不招架他洶湧的欲望。小說中寫道，在一次幽會過後，為了避免讓家中僕人發現，她希望他光著腳離開，而愛面子的他，不顧這個請求，留下清晰刺耳的腳步聲離去，讓她心裡聽得發冷。
小說中，張愛玲還通過海軍部次長之口，對張學良花花公子的個性做了調侃。他說，張學良「樣樣都是先鋒，不推牌九，打撲克牌；不叫條子，捧電影明星和交際花」。叫條子指招妓，相比需要實力的捧電影明星和交際花，是一種低成本的放蕩方式。
張愛玲也寫到了張學良用擲硬幣的辦法決定處死他懷疑對自己不忠的部下。這一細節，在張學良的顧問端納的筆下有記載。如此對待他人的生命，實在荒謬而野蠻。用擲硬幣決定他人的生死，這樣的「英雄之舉」，讓人更加相信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的話，他說，大人物往往都是壞蛋。
顯然，對於張學良，張愛玲內心不存敬意，儘管她承認他是個愛國者。事實上，對男主角缺乏敬意，正是《少帥》只寫了三萬餘字就無法為繼的原因之一。在給自己的遺物處理人宋淇的一封談《少帥》的寫作的信中，張愛玲說，「太輕視男主角決寫不好」。
張愛玲為何輕視男主角？這與她對西安事變的評價有關。
張愛玲知道西安事變的分量，視之為「影響到國運和億萬生靈」的大事。但是，她對於這件大事對中國歷史的得失盈虧有自己的計算。在1991年給友人宋淇的信中，她寫道：「假定沒有西安事變，能拖到日本對美戰敗，中國固然沒面子，不能算戰勝國。但是即使內戰持續下去，得能免受大躍進與文革浩劫，總結帳的盈虧也很難說。」
有此計算，難怪張愛玲要輕視那驚天動地的英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