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康生
毛澤東與康生素無淵源，1937年11月底康生與王明等飛返延安之前，毛甚至從沒見過康生。由於康生與王明曾有過的密切關係。甫抵延安的康生，並沒有立即贏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遠至親密。大約經歷了半年的時間。
康生在中共黨內最早以趙容聞名，1925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來、顧順章等一同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秘密遷到上海後，康生曾在中央組織部，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為中共「肅反專家」就聲名顯赫。1931年4月，顧順章事件發生後，中央特科的工作機構進行了重新改組。9月，留滬的部分負責幹部組成了有康生參加的六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從此就改由陳雲、康生、潘漢年組成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
指定康生參與領導中央特科，與他在上海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曾經負責過工人「打狗隊」有關。1932年陳雲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後，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負責人。
從1931年末至1933年7月康生離滬赴蘇，康生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就是鎮壓中共變節分子，以及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鬥法。由康生領導的「紅隊」(取「紅色恐怖」之意)刺殺了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直屬情報員史濟美(馬紹武)和一批共產黨轉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強烈震動。「紅隊」成員有王世英、項與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之父)、鄺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後，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長，李士英曾先後擔任過上海警局局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和江蘇省副省長等職。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環境日趨惡化，無法在滬立足而轉道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成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蘇聯居留四年期間，竭力吹捧王明，同時實地學習蘇聯鎮壓機關格伯烏的經驗，在中共留蘇人員中歷行「肅托」，成為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蘇聯「格伯烏」全面薰陶的「專業人士」。在1935年8月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上，康生被任命為共產國際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經歷表明，他和毛澤東沒有任何工作和歷史關係。因此，當康生返回延安後，毛澤東在一段時間裡，和康生只是維持看一般的工作關係，毛辯言鑒貌，仔細觀察康生的表現。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康生與王明、陳雲一同進入了中央書記處，由此參與了核心決策，但是康生長期脫離國內鬥爭，不可能在書記處內擁有較多的發言權，他的具體工作則在中央職工委員會和「敵區工作委員會」。毛知道康生是黨內老牌的情報和肅反專家，有意發揮其專長，但是，毛又讓康生兼任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一職，在幾乎沒有產業工人的陝甘寧邊區，此職無疑只是一個虛銜。此時，毛澤東對康生還不知虛實，只能用這一實一虛的方法試探、等待康生。
時年三十九歲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裡，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後台，其地位無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還沿著在莫斯科時緊跟王明的慣性，在延安繼續吹捧王明。據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回憶，當康生陪同王明給設在棗園的敵區幹部訓練班受訓的幹部作報告時，康生「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上。』」司馬璐回憶的這段史實，當發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為王明在1937年12月離延安赴武漢後，只是在這個時間因出席「三月政治局會議」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時，黨內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康生絕不會再呼喊「王明同志萬歲」。
然而，康生畢竟在中共上層機關工作多年，具有觀察政治風雲的豐富經驗，經過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識別，康生發現毛澤東雖然在政治局內暫時處於下風，但毛對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極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黨內、軍內並無堅實的基礎，康生認定王明決非是毛的對手，中共領袖必屬毛無礙。康生一經掂量、估算，馬上採取行動，拿出過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澤東的見面禮，以換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康生小心翼翼地邁出了投向毛澤東的第一步。康生表態支持毛有關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儘管毛澤東、康生、任弼時在會上提出的這項動議因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未獲通過，但是，康生試探的目的已經達到，在毛澤東暫時處於少數的時刻。助了毛一臂之力，從而獲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投給毛澤東的一票，立即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一個月後，康生被委任為中央黨校校長，離開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職工委員會。
從「三月政治局會議」至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半年時間裡，康生加緊了和毛澤東的聯繫，康生和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陳雲採取聯合行動，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或他們五人聯名的形式，不斷向以王明為首的長江局提出批評性的意見。康生已愈來愈明顯地和王明拉開了距離。
康生雖然已經逐漸獲得毛澤東的青睞，但一時還未握有實權，不久，康生力排眾議，全力支持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從而一舉獲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從此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1939年2月，毛澤東正式任命康生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毛將瑞金時期長期擔任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打發去中央黨校作校長，而將此重責委之於康生，一則顯示毛對康生的信任，二則分散了周恩來對情報工作的領導權(周恩來此時兼任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
在毛澤東的庇蔭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熱的人物。以中共的「捷爾仁茨基」(蘇聯十月革命後肅反機關「契卡」的首任領導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將延安的保衛機構分門別類建立和完善起來。社會部開始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秘密布設情報偵察網，吸收可靠黨員擔任「網員」。1939年，中央社會部在延安「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基礎上又創辦了一個培養情報人員和肅反幹部的秘密學校，對外稱「西北公學」，康生實際上是該校的校長。
顯而易見，康生之於毛澤東是極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變，對屬下一向猜忌、防範的性格而論，和毛毫無歷史淵源，又無戰功和長征經歷的康生，能長期獲毛的信任是極其罕見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關係的性質，完全不同於毛與其它中共領導人的關係。毛與劉少奇、任弼時等人的關係，從本質上說，主要是一種政治盟友的關係，而康生之於毛，則猶如家臣。康生對毛澤東的絕對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輕而易舉將康生與其它政治局委員區別開來。對於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於體會某些難言之隱而主動為主人分憂;康生又能雷厲風行，堅決貫徹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實在是為人主者手中須臾不可離身的一把利劍。
經過幾年的磨練，1941年的康生早已鐵定了心，做毛澤東的貝利亞(葉若夫被處決後的蘇聯最高特工頭目)。此時的康生，威風凜凜，經常身看俄式皮夾克，足蹬長皮靴，手牽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鏢親隨，已成為延安最令人恐懼的人物。他猶如一頭猛犬，隨時準備聽候主人的吩咐，向敵人猛撲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