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鄧穎超、鄧小平、李先念和周恩來(從左至右)在北京西郊機場
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份的時候，我們上海的幾個市委書記感到政治空氣很沉悶，張春橋、姚文元很久沒有與上海聯絡了。毛澤東關於反對經驗主義的批示【注1】通過不同的渠道傳到上海，我是從新華社上海分社負責人徐壽鏗那裡看到全文的，他是從新華總社得到的。我一看批示很重要，並直接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有關，馬上將情況告訴馬天水、王秀珍，毛澤東在批示中講到「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只提一項」指經驗主義，「放過另一項」指教條主義，我一看就知道道是針對張春橋、姚文元有關講話、文章而發的。因為張春橋在北京解放軍總政治部講話的時候專門講到過反對經驗主義問題，現在毛來批評了，「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是很有針對性的。毛在批示里又批評一些人，說：「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還說：「不懂馬列。」這是明顯地批評江青，江青在政治局經常發脾氣、訓人。接著，毛澤東有關電影《創業》的批示也下達了，這又是批評江青和文化部的，這一連串的批評都是針對我們陣營的，我們覺得日子比較難過。
與江青、張春橋他們的沉寂相對照，鄧小平的日子過得風風火火。周恩來病重後，他主持國務院工作，不斷有重要講話傳達，主要是談整頓的。他召開各省市工業書記會議，強調整頓，大反派性，而且在鐵路系統抓了幾個大鬧派性、衝擊鐵路交通的壞頭頭，整頓了鐵路秩序。接著，國務院召開計劃工作務虛會，鄧小平在會上作了講話，也強調各條戰線的整頓。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葉劍英請鄧小平講話，鄧小平強調軍隊也要整頓，而且要改組「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各軍區都解放了一大批高級領導幹部，充實到各大軍區，各兵種當領導。
王洪文上海「蹲點」
就在這個時刻，在中央工作的王洪文突然從北京來到上海，我們感到很奇怪，他住在東湖路七號招待所里。他對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說：「我這次到上海是作調查研究的，恐怕要住一段時斯。」但他並沒有具體的調查研究的打算，我問他需不需要安排一些項目和日程，他說不要，有什麼事我會告訴你們的。當時，我們覺得在黨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中，他排在鄧小平的前面，現在鄧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很失意、所以躲到上海來了。
過了幾天，王洪文在錦江小禮堂，找我和馬天水，王秀珍談話。他從公事包里拿出很厚的一迭中央軍委任命幹部的名單給我們看，這是經過毛澤東批准的各軍種，各兵種，還有各大軍區副司令員、副政委以上幹部名單。他把這些名單放在桌子上面，用手拍拍任命的文件說：「鄧小平這個人真厲害，他對軍隊的幹部很熟悉，很多人都是他的老部下，他一當總參謀長，很快就把各總部、各兵種、大軍區的領導班子搭起來，安排他自己信得過的人。中央軍委討論這些名單的時候，我和春橋同志都不熟悉這些人，對有些人的情況，根本不了解，講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好通過。」
王洪文又說：「你們知道春橋同志最近說什麼呢?他說，我這個總政治部主任不過是枚橡皮圖章，人家搭好了班子，要總政向上報告，報告上蓋的就是張春橋的簽名章，可是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這天，王洪文又問我們，鄧小平和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你們覺得怎麼樣?我說：「鄧的講話里提到整頓，還要改組『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根本不作階級分折，什麼『軟』啊『硬』啊，假如推行的資座階級路線，領導班子越硬，那麼危害越大。」王洪文一聽，很讚賞我的說法，他說：「老徐說的對!反對『軟、懶、散』，一點階級分析都沒有，實際上軍隊裡對提拔新生力里，最保守了，全國只有瀋陽軍區毛遠新當了政委，讓孫玉國當了副司令。武漢軍區算是有一個參加過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年輕副司令。其它地區進領導班子的，都是一些老傢伙。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罵娘。前一時期，社會上的一些政治謠言，都是從軍委擴大會議後傳出來的。」
王洪文發泄了一通後，馬天水插進來說：「這個鄧小平，我可了解了，他倒真是個『鋼鐵公司』，他抓起權來很厲害，過去他當總書記的時候，主持中央會議、連毛主席在場，都不放在眼裡。開會開到最後，也不徵求毛主席的意見，就宣布散會。」王洪文嘆了口氣說;「我最擔心軍隊不在我們手裡，軍隊裡沒有我們的人。這次，我把單文忠調到中央讀書班。」單文忠原是上海警備師幹部，那時巳調到安徽去了，他和王洪文關係密切。王洪文說：「我把他調到中央讀書班，就想派他的用場。他在上海警備區真是個造反派，可是調到安徽省軍區後，只擔任個副參謀長，級別太低，起不了大作用。」
談到這時，已是深夜了，服務員請我們吃夜餐，王洪文每次到上海，在錦江小禮堂開會或看電影，吃飯就在二樓一個僻靜的小房間裡。這裡一個圓台子，四周放著四把椅子，只有市委的書記來吃宵夜。
王洪文是個酒葫蘆，有酒必喝，酒量不大但很貪杯，有了幾分醉意後，話就多了。馬天水問他在上海住多久，他說「我給主席的報告沒有講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這時，我和王秀珍交換了一下眼色，因為我們曾議論過，總理生病以後，中央曾決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現在他跑到上海來，不是把大權讓給鄧小平了嗎?我們埋怨過他。今天聽他這麼一說，我也試探著問：「老王，你本來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現在你到上海來，中央的工作由誰主持啊?」王洪文此時已有幾分醉意，說話就比較敞開了，他說：「什麼主持工作?還不是讓我往火坑裡跳。」我們一聽，都不便接口。王洪文又說：「現在我有什麼權啊?黨中央和國務院都是鄧在抓，軍隊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黨校的工農兵讀書班嘞。」說到這裡，他一臉很生氣的樣子，因為我一問戳到了他的心病。王洪文又說：「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辦法?」說完，他就往椅子上一靠，他的口氣里對毛主席也不太滿意，我們三人就更不敢出聲了。
毛遠新、李先念告鄧小平的狀
王洪文在上海一住就是幾個月，「八·一」建軍節，他沒有回北京，「十·一」也在上海過。「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都參加，他也沒有去。後來，傳達了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的講話，他說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科技隊伍也要整頓。我們看來，全面整頓，就是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鄧小平的連續講話，使我們這些在文革中起來的人都不滿意。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看到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後，大有意見，在一九七五年國慶前後，他從遼寧到全國幾個地方走了一圈，到北京後，在中南海向毛澤東當面匯報，他說：「今年以來，在省級工作感到有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似乎比一九七二年批極左還要凶些，我擔心中央出覆。」毛澤東很同意毛遠新的看法，他說「文化大革命應該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還說：「鄧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過的老幹部說話的。他對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態度的。」毛澤東要毛遠新當面找鄧小平談一談，同時要汪東興和陳錫聯一起參加。
關於毛遠新當面找鄧談話的情況，後來在一九七六年初的「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他在京西賓館馬天水的套間裡向我們作了詳細的敘述：毛遠新找鄧談話，把鄧的講話中的問題都指出來，但鄧不服貼，鄧說：「遠新同志啊，照你這麼說，我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囉!說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可以想一想嘛。」毛遠新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毛遠新在向我們敘述這次交鋒時，很激動，又顯得很神氣，講著講著站起來，左手插在腰裡，右手朝前伸，一個指頭做著指向鄧小平的樣子：「你就是修正主義!」樣子非常咄咄逼人，他平時也很傲氣，可以想像那天他和鄧小平的談話是兩個「鋼鐵公司」碰在一起了。
過了兩天，毛澤東提議政治局討論如何統一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書面決議，肯定文革的成績。當然，也要指出文革的不足，但是，據張春橋告訴我說，鄧小平拒絕作這個決議，鄧小平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寫這個決議是不合適的。」當時，毛遠新是毛澤東的聯絡員，每一次政治局討論的情況，都由他轉達，鄧小平的態度，大大地得罪了毛澤東，後來毛遠新傳達了毛的十二條指示，其中，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毛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牴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毛對鄧的批評越來越尖鋭了。
但是，並非所有的老同志都是如此，比如政治局裡資格很老的李先念，當時不但不要求算文化大革命的帳，而且是首先提出「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員之一，向毛作了匯報，這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到現在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從來沒有人提到過李先念也向毛匯報過鄧的問題，而這是王洪文親口告訴我的。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七五年國慶節前後，有幾批重要的外賓由李先念陪同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在中南海紫雲軒的書房進接見外賓，會見結束，外賓離開後，李先念有單獨與毛澤東談話的機會，他非常了解毛澤東是極其看重他本人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雖然毛澤東幾次談到文革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這部分只占「三七」開的「三」，實際上，講「二八」開，或「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可能更符合毛的意願。因為他始終把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作為千秋大業來看的，從他臨終前與政治局成員談話中也可以看出來，他把發動文化大革命作為畢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解放」全中國，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足見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位置和份量之重。這一點、李先念是應該充分體會到的，他在這個問題上有過教訓。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與李富春、陳毅、譚震林等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發過牢騒，作為「二月逆流」參與者，受過嚴厲的批判。但當時，李先念轉得快，檢討得早，因而被毛澤東保了下來。我參加過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屆一中全會，毛澤東不僅保留了李的中央委員，還當場提名他當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李先念非常感動，他當著全體中央委員的面，向毛主席作了公開的檢討。
我聽了他的發言以後，感到他言辭很懇切，對參加「二月逆流」的事，心情也很沉重，九屆一中全會以後，我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閒談的時候，都認為他的態度不錯，爭取了主動，在卷進「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當中，他是態度最好的一個。他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在毛心目的位置，現在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國慶節，李先念聽了鄧小平的一系列講話，他根據毛對文化大革命的一貫著法，覺得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接待外賓後，在毛澤東的書房裡，他對毛說：「最近，有一些講話，我覺得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對鄧小平講話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視。一個毛遠新，一個李先念，一老一少，不謀而合，共同對鄧小平提出質疑，焦點問題是在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上。毛澤東絕不能容忍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鄧小平不願做文革的書面決議後，毛被激怒了，他想通過一個什麼突破口，把鄧小平的問題揭示出來，機會終於給毛抓住了，他借著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信發難，劉冰一連給毛寫了兩封信，反映遲群和謝靜宜在淸華擔任領導後在思想、作風等方面的問題，遲群原是中央警衛局八三四一部隊宣傳科長，派去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謝靜宜更是毛的人，她參軍後，長期擔任毛的機要員，後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兼北京市委書記。劉冰的信由鄧小平轉送給毛，應該說也是很正常的，但毛認為不尋常，他在信上批了：「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而且針對鄧小平轉信這件事，他寫下六個字：「小平偏袒劉冰。」
這個批件下達後，政治局都很震動，一九七五年的十一月三日，政治局派吳德，紀登奎趕到清華大學，召開黨委擴大會，傳逹毛的批示，遲群和謝靜宜看到毛對他們的支持，就來勁了，連續召開常委擴大會，明為批劉冰，實際上矛頭向上，引向教育部，引向鄧小平。毛的批示下達後，清華大學有個政治部副主任叫吳偉煜，寫了一篇大字報，叫《論走資派還在走》，一語道破了這場批判的底蘊，遲群看了吳偉煜的大字報非常高興，要他連續寫它十篇。
毛澤東問毛遠新有關遲群和謝靜宜的情況，毛遠新匯報說：「遲群和謝靜宜在執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上是比較積極的。」毛澤東聽後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毛還生氣地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遲群和謝靜宜每天把開會和寫大字報的情況直送政治局，上報毛澤東。
這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看到清華大學給政冶局的演示文稿後，非常興奮，在北京曾有人問鄧小平，王洪文到哪進去了?鄧小平鼻子裡哼了一聲：「蹲點去了。」這話傳到王洪文那裡，他很惱火。現在聽到這些情況，感到機會來了，他趕快把我們找到東湖路七號招待所的會客廳，拿出清華大學的演示文稿給我們看，說毛已有批示了，我們鼓勵他回去參加戰鬥，他說再等幾天，現在是清華大學在開常委擴大會，但是政治局是否開會，我還要看一看，又過了兩天，他說政治局要開會幫助鄧小平了，才正式離開上海。
在與上海小兄弟們的告別會上，酒過三巡，王洪文說「你們不知道啊，政治局分成好幾派，中央的鬥爭是複雜、激烈的。從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就可看出問題來了。」王秀珍怕他說漏嘴，趕快扯扯他的衣角，說「喝酒，喝酒!乾杯，乾杯!」王洪文那天酒喝得多了，恨不得把心裡的東西都倒出來：「今年七、八，九月，他們造江青同志的謡，造我的搖，可凶啦!這次我回北京就是參加鬥爭去的。」那些小兄弟聽他這麼一說，知道他回北京一定有重大動作。
第二天，我和馬天水、王秀珍把他送上回北京的專機，當天晚上，他就參加幫助鄧小平的會議。會後，王洪文打電話給我們，叫我們趕緊給他收集鄧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材料，這樣，上海市委的機器就開動起來了。
政治局批鄧上掛摶下聯、內外夾攻
當時的批鄧，按照我的看法，是採取了以教育戰線為突破口，上掛下聨、內外夾攻的打法。在清華、北大以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批示為契機，一層一層地召開黨委擴大會議，組織重點發言，寫大字報，先是批判劉冰，再掛上支持劉冰觀點的教育部部長周榮鑫，然後提出要挖出右傾翻案風的總代表，總根子鄧小平。姚文元授意清華、北大的寫作班子先後給《紅旗》雜誌寫重點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否定文藝革命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批判在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拉開後，最後遲群指令在文章中點明風源就在「黨內至今不背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把矛頭直指鄧小平，這是「上掛」的打法。
政治局高層領導開會幫助鄧小平的時候，開始並不直接批鄧，而是強調劉冰敢於把矛頭對準主席是得到教育部某些人支持的，把教育部部長周榮鑫叫到政治局挨批，這就是「下聯」。張春橋在講到教育戰線要搞整頓的時候，有一句名言：「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我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也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張春橋批判周榮鑫的時候，上綱上幾很厲害，實際上，周榮鑫當教育部長一年還不到，他怎麼可能颳起那麼大的右傾翻案風?所以，批判他的人心裡都很清楚，周榮鑫自己也很明白，他坐在那裡，只不過是一個箭靶子，「下聯」他的目的就是要「揪出鄧小平」。
「內外夾攻」是形成多層次的攻勢，首先是政治局批、幫鄧小平需要炮彈，我們趕快把鄧的言論整理出來，交給上海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直接送給王洪文。馬天水急忙寫了《鄧小平策反我的過程》也交給了王洪文，由王洪文批轉印發給政治局參加會議的人。我在收集鄧小平的材料時也是挖空心思的，我知道這是批判的重要依據。當時，鄧小平在各種場合講了一些話，有的是在很小的範圍內講的，我千方百計要搜集到他的媾話材料。有一次，我在北京開會，住在京西賓館，聽說有一個鄧小平找四川省委三代第一書記的談話，第一代是李井泉，第二代是廖志高，第三代是趙紫陽，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以後，把三代領導人找在一起談話，鄧小平本身是四川人，又長期在兩南地區擔任領導工作。我認為，這次談話一定是說了許多心腹話，苦於打聽不到談話的內容。後來我聽說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楊廣立，在江蘇的一次發言中，提到過這次談話。我想，這是機會，因為楊廣立帶領南京小紅花藝術團訪問上海的時候，我曾經熱情接待過他，覺得同他有一些交情。所以我直接到京西賓館楊廣立住的客房去找他，楊廣立告訴我，他是在江蘇省委召開省委常委會的時候，從省委第一書記彭沖那裡看到了鄧小平的這次談話記錄，我打聽到來龍去脈以後，經過多方努力，最後終於拿到了這份談聒。
又有一次，鄧小平找了南方十二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開會，作了專門講話。這十二個省、市、自治區中沒有北京，也沒有上海，所以我們對這次會議的內容不了解，我想了很多辦法，也沒對打聽到。正在著急地四處尋找這份講話的時候，江西省造反派頭頭塗烈，和我們在中央開會的時候認識了。他派專人到上海送給我一份絕密件，我打開一看，是一封用毛筆抄寫的有十幾頁紙張的密件。原來是他參加江西省委常委會的時候，聽到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傳達了鄧小平的談話記錄。塗烈知道我急需這份材料，連夜派人送過來，我看了以後，非常興奮，馬上叫市委辦公室列印出來。一面上報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面趕緊讓市委的機要交通員把這材料直送清華，北大的遲群、謝靜宜，供兩校【注2】編輯《鄧小平言論摘編》使用。
還有一次，北京有一個科研單位的工作人員到上海出差，去同濟大學聯繫工作，當時談起鄧小平在北京的科技座談會上有個講話，這個工作人員聽過傳達，所以在他隨身攜帶的筆電里有講話的記錄，這時候，同濟大學黨委馬上把這情況向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反映，當時我們布置給下面的任務很緊，到處捜羅材料，所以文教組姓孫的幹部立刻趕來，當面給我匯報，我要他把北京工作人員的筆電直接取來，我親自翻閱了筆電，記得十分潦草，但是經過辨認，覺得鄧小平講話中有不少可以供我們批判的觀點。所以我就布置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連夜把這份講話列印出來，由我報送給北京的有關方面，這樣，就為科技戰線方面批鄧提供了彈藥。
內外夾攻的戰術還運用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到北京開會的時候，遲群，謝靜宜到京西賓館看望我們，在我們的房間裡談悄悄話。他們說，在政治局剛開始「幫助」鄧小平的時候，有一些政治局委員的態度很不積極，有的一言不發，有的在會上打瞌睡，所以整個批幫會的火力不強。根據這個情況，經過毛澤東的批准，決定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外面調進一些年輕人列席政治局會議，讓他們發言，加強火力。
這些年輕人是：從清華、北大兩校調去的遲群和謝靜宜;從外交部調去的王海容和唐聞生，王海容是外交部副部長，毛澤東表兄王季范的孫女，唐聞生是外交部副司長，我國駐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的女兒，長期擔任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英文翻譯;同時，毛澤東又委派他的侄子毛遠新擔任他和政治局之問的聯絡員，毛遠新不但可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批判發言，而且隨時把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向毛澤東當面匯報，然後再把毛的指示帶回政治局傳達。
當時參加議的年輕人都不是政治局委員，其中絶大多數還不是中央委員，只有謝靜宜是中央委員，唐聞生是候補中央委員，他們都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們列席會議就有特殊含義，這種內外結合的政冶局擴大會議的開法，我覺得和文革初期用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取代當時黨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經過充實新生力量的政治局「批判會」，會上的火力自然大大加強。
遲群和謝靜宜在我們房間談話的時候，我見遲群的眼睛因為熬夜布滿血絲，通紅通紅的，可是他的精神特別興奮，他操著山東話，眉飛色舞地對我說：「政治局開會，開得可有勁了，我們幾個列席會議的輪著發言，小謝和我提供事實，王海容和小唐開炮，最後由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提高到理論上來拎一拎，這樣，鄧小平連話都說不出來。」
後來，張春橋也到京西賓館來，在馬天水的套間裡，對馬天水，我和王秀珍也描述了政治局開會的情況，特別介紹了鄧小平當時的神態，他繪聲繪色地說「我們批了鄧小平那麼多話，可是他從頭到底一言不發，就超坐在椅子裡面，一支接著一支抽菸、穩坐釣魚嶔。他的這種情況，我華就見過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時候、政治局和中央文革開會批他，他也是悶聲不響，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這個人討頑固了!現在，他說他耳朵埋了，聽不清楚別人的發言，賞際上、他的聽覺可好呢!政治局會議結束的時候，華國鋒坐在桌子的另外一邊龍持會議，蛵輕地說了聲散會，鄧小平馬上聽到了，哧啦一下站起來就走：你說他再朵躲嘛，他是裝躲!」
後來新華總社在內參上發了一篇文章，介紹政治局批鄧的情況，談到淸華、北大派人到政治局會議工作批判發言，說鄧小平裝繼作腔，一言不發。內參引用淸華、北大一些人咒罵鄧小平的惡毒用語：「死豬不怕開水燙」。
政治局開了幾次批辯鄧小平的會議後，決定把批判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逐步推向全國，以中央的名義起草一個文件《打招呼會議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審批後，發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文件引用毛澤東對於清華大學問題的一段批示，指出：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絶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央文件發下來之前，我們就得風氣之先，王洪文幾乎每隔一兩天就和上海通熱線電話，把消息通過來，要我們把材料趕快送上去。短短的一段時間裡，我們總共搜集了四十三份講話記錄、送給市委印刷廠，印成大字本白頭內部文件，每份印二十份，送給王洪文，作為中央政冶局批判用的材料。王洪文選擇其中比較重要的，直接發給政治局會議。江青還布置清華，北大兩校整理鄧小平的材料，由兩校編成《鄧小平言論摘錄》上、下兩本，印成小冊子散發。
《鄧小平言論摘錄》剛剛印出，遲群他們立刻就給我送來。我拿到後，又大量翻印，轉送給江西，福建，浙江、陝西等跟我們關係比較密切的負責人，我看到清華，北大的動作很快，上海不甘於落後，便選擇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兩校作為上海的窗口，和北京的兩校南北呼應。當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用頭條發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點出右傾翻案風問題的時候，當天我就布置上海的大學、中學貼大字報響應。華東師大和復旦大學的大字報貼得最多。
但是我覺得上海有質量的大字報不多，十分著急，正在我心急火燎的時候，張春橋幫了我的大忙。當時淸華，北大把學校里的大字報印成《大字報選》，上報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每收到清華、北大的《大字報選》，都在封面上批下幾個字：送景賢同志參閱，然後通過他留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最快的速度轉給我，當我收到這些十六開、用道林紙印的大字本《大字報選》，看到裡面有淸華大學政治部副主任吳偉煜寫的《十論走資派還在走》，還有兩校著名教授，像哲學家馮友藺、固體物理學家黃昆等人寫的批判文章，這正是我在上海發動大批判急需的材料，我想，張春橋為人一貫小心謹慎，過去他從沒有把政治局委員收閱的文件直接轉給我過，這次卻一反常態，說明他的心情和我一樣急切，他在封面上寫「送景賢同志參閱」，哪裡是參閱參閱而已，分明是要我擴散，而且他轉來的《大字報選》擴散後，可以不露痕跡，誰都可以說是從清華、北大傳抄來的，當然最關鍵的是搶時間，爭分奪秒，把批鄧的風及早吹到全國去，我充分領會張春橋的意圖，馬上把印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大字報選》的封面撕下來，把裡面的重要文章拆開變成散頁，然後我帶著這些散頁的大宇報，專門坐車趕到華東師大，找到黨委書記楊希康，把這些單頁的鉛印大字報當面交給他，他根據我的布置，馬上找人用毛筆重新抄寫張貼到華東師大的大字報專欄上。
這一下，果然引起轟動效應。那天，細雨霏霏，我穿著雨衣，去看他們剛剛抄出來的大字報。大字報欄前人頭攢動，年輕的、年老的、本校的、外來的，大家都爭著看清華，北大的最新動態，還有些人在雨中認真地抄錄，當時我心中很得意，因為這是張春橋和我聯合操作的，這件事情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從華東師大回來，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夠。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是通過幾所大學張貼大字報，相互大串聯把劉少奇、鄧小平給揪出來的，現在是不是也可以重演這段歷史。雖然目前大字報上還沒有公開點鄧小平的名，但是批判的論點「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什麼人了。
因此，我與馬天水商量，決定由市委辦公室下逹通知：市革命委員會各組辦、各區縣局都可以組織群眾到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去看大字報。還通知復旦和華師大兩校編印各自的《大字報選》，裝訂成冊，凡是有組織來參覩的單位，或者外地來取經的學校，要主動贈送給他們，擴大影響。甚至連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揚振寧到上海高等學校訪問的時候，我也告訴復旦大學，可以把《大字報選》贈送給他。這樣，不但把批鄧的信息吹向全國，而且傳播到海外去。
當然，像我們這樣內外夾攻、煽風點火，只能製造輿論，形成批鄧的氣候，還不足以把鄧小平拉下馬。我們很清楚地知道，真正要搞倒鄧小平，只有毛主席下決心才能辦到。
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後，鄧小平不坑聲，不表態，會後要求毛主席單獨接見，他要面陳一切。但是毛澤東對他的請求不予置理，相反，派到政治局的聯絡員毛遠新幾乎天天可以見到毛澤東，這樣，毛遠新把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進展情況，各人發言的內容，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等等，一一向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毛對鄧的問題不斷地做出口頭指示，由毛遠新當場紀錄下來，再交給毛澤東過目，然後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叫大家傳逹，毛的指示在當時確實有雷霆萬鈞之力，他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到「翻案不得人心」【注3】，連續有十二條指示，好像十二道金牌，把鄧小平打入冷宮。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提議，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的最後決心一下，鄧小平墜人了「三上，三下」的深淵。
二月二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的一號文件下達，一號文件有兩點重要內容：一是由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實際上解除了鄧小平的職務;另一點就是宣布葉劍英生病期問，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實際上剝奪了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權力。【注4】
一號文件到達上海的那天，馬天水、我和王秀珍都非常興奮，兩個月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終於有了成果，從組織上把鄧小平拉下了馬，在康平路小禮堂學習室，我們一面看文件，一面議論開了。
我說：「鄧小平這下徹底完了，主席的安排非常理想，誰也想不到，主席會選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這樣新的、老的都沒有話說，雙方都能接受。」馬天水贊成我的分析，說：「對，非常理想。華國鋒這個人我熟悉，他在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人忠厚，能力不強，選這樣的人，大家都能夠接受，反正今後中央都是集體領導的嘛。」
王秀珍看到文件的後面一段，她擊掌道：「關鍵是軍權，葉劍英體面下台，陳司令掌權，太好了。」王秀珍是東北人，陳錫聯是沉陽軍區司令員，跟毛遠新關係密切，我們與毛遠新、陳錫聯觀點一致，每次我們到中央去開會，都要看望陳錫聯和毛遠新。王秀珍在一九七五年回遼陽老家探親的時候，專門拜會過陳錫聯，所以她對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特別高興。
按照一九七五年四屆人大決定的政府人選，當時第一副總理是鄧小平，排第二位的是張春橋，按照名單，鄧小平下台，替補上去的應該是張春橋，但是我們看了毛主席的決策後，覺得十分明智，因為我知道，張春橋在中央擺不平，中央一些老的不贊成。
—號文件下達不久，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開打招呼會議，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找到北京。我們特別注意會議開幕那天鄧小平會不會來，因為文件沒有宣布撤銷鄧的工作，會議開幕那天，走進京西賓館禮堂，氣氛很肅穆，凝重，除了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各軍兵種負責人外，中央各部委負責人也全來了。我看到廖承志一個人走進來，坐在後排，默不作聲。與他相對照，馬天水情緒特別好，馬上坐到錢正英旁邊，大談電力供應的事情，我對王秀珍說：「今天我們要看看，鄧小平出來不出來，出來的話，肯定是一副尷尬相。」
等到會場的燈亮起來，華國鋒帶頭走在前面，所有中央領導人跟在後面走上主席台。後面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李先念、吳德，紀登奎等，走完了，沒有鄧小平，我與馬天水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我覺得鄧小平可能要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華國鋒主持會議，正當他要講話的時候，我看到毛遠新，遲群與謝靜宜三人從會場的邊門走進來，他們坐到後面很高的一級一級升起來的座位上，可以居高臨下地看全場的情況。我主動地走到他們身邊，跟他們握手，打招呼。我知道，他們是毛主席身邊舉足輕重的人，從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關於批鄧的談話，都是毛遠新傳達的。今天也是這樣，華國鋒在台上拿了一份文件，宣讀毛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十二條指示。毛遠新手裡也有一份文本，他當場打開，華國鋒念的時候，毛遠新遂條對照，邊聽邊笑，有時候還笑出聲音來。有一條毛的指示：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了，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搞社會生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說到「走」的時候，毛遠新和謝靜宜高興地大笑，我也很聽得進，毛的這一條批示非常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而且又一次地提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文革開始時我們起來造反一樣。那天我捫這些人與會場裡其它人的沉悶相對照，有點得意忘形。
京西賓館的大會一結束，就轉入小組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到上海小組來的人非常多，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當時參加上海小組討論的有馬天水、我、王秀珍和黃濤。馬天水住的套間是大家聚會的地方。我印象中，歷次中央開會毛遠新是不來上海小組的，這次破例，他連繽幾次來看望我們，與我們聊天，有時聊到半夜一兩點鐘，然後一起去吃宵夜。除毛遠新外，遲群，謝靜宜、于會泳、劉慶棠、浩亮他們也來。各省與我們接近的人來串連的也很頻繁。
有一次，毛遠新來的時候，于會泳，劉慶棠也來了。我們重點談了電影的事情：毛遠新稱讚上海的《春苗》拍得好：「徐景賢，你是懂電影的，所以抓得出這樣的影片來。」毛遠新提出，上海和北京都有電影製片廠，但是遼寧沒有，他想在遼寧建一個電影製片廠，希望我能夠從上海支持他們一些骨幹，我馬上答應。事後，毛遠新果然派人到上海具體地討論籌建工作，還把遼寧拍的樣片送到上海。我同意把遼寧拍的紀錄片在上海公開放映，表示對他們的全力支持。
那天，大家還談了鄧小平是怎樣評價《春苗》的，于會泳聽到毛遠新提供的一個材料，說鄧小平審看《春苗》，看到一半的時候，批評《春苗》極左，就離開了，我當時認為這是極好的材料，於是對于會泳說，一定要把這材料寫進文章里去。
文革結束後，在批判我的時候，發言人說鄧小平看《春苗》有這回事，但鄧小平並沒有說極左，他看了一半，要去接待外賓，有人來叫鄧小平走，鄧小平說：「就走，就走」他說的四川話，有人把「就走，就走」聽成「極左，極左」了。為這事我們把鄧小平狠批了一下。
一九七六年二月，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靑也破例到我們這裡，簡直讓我們感到榮幸之至。她來了一次，又來一次，談天說地，因為從組織上解決了鄧小平的問題，她興高采烈。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江青來到馬天水的套間，她說「你們是上海幫啊?你們知道嗎?他們把我也說成『上海幫』了。」我們第一次聽說「上海幫」，是從江青嘴裡說出來的。
江青對馬天水說：「他(鄧小平)不是對你進行策反嗎?」
馬天水回答：「是啊，他去年六月單獨找我談話，我已經都做了揭發。」
江青說：「說十一次路線鬥爭，是我闖了一個禍。」
馬天水立刻說：「他當時一講這個問題，我就知道矛頭是對著你的。」
江青說：「他呀，他有野心，他是覬覦。」「覬覦」這兩個字，馬天水和王秀珍他們聽不懂，我想了想，聽懂了，趕快拿了張紙，把「覬覦」兩個字寫下來給江靑看，江靑說：「對，對。」這時候，王秀珍給江青送了幾包從上海帶去的五香豆，坐到江青的旁邊。江青對王秀珍說「你這個人，大咧咧的，應該把你調到政治局來。」
王秀珍聽不懂此話的意思，以為要提拔她，非常喜歡，但又裝得非常謙虛地拉著江青的手，連聲說：「不行的，不行的，江青同志，上海在政治局工作的同志已經很多了。」
我一聽，唉，你根本沒有聽懂這個意思，就在旁邊插嘴說：「江青同志是說要把你調到政治局來挨挨整，這樣，你這個人說話大咧咧的缺點就會改掉了。
江靑說：「是啊。」如此一來，王秀珍的臉就紅了，顯得很尷尬。
江靑來了兩次，在我們房間裡把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也找來談話，那時候，馬天水的套間變成一個串連點。
會後，江青又讓我們幾個到釣魚台去，她住在九號樓，還有一個十五號樓專門放電影的，她先與我們談話，接著給我們送禮物，禮物是毛澤東看過的全國地圖影印本，毛澤東用紅筆、黑筆在上面畫了很多圈，留有毛澤東的手跡;又送我們毛澤東親自看過的《詞綜》，也是一本影印本。我們都說這是很珍貴的禮物。
江青還讓我們參觀她的玻璃暖房，她給我們推蔫東北帶來的油料作物，叫油莎豆，她說：「這是一種非常好的油料作物，又能榨汕，又能釀酒，以後我再送你們幾瓶酒。」後來又帶我們到她放映室里看內部電影。
會議結束的時候，張春橋把馬天水、我和王秀珍叫到釣魚台面談，張春橋說：「鄧的問題總算解決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後只讓他分管外事。」我們插嘴說：「他已不在中央擔任工作了，怎麼能分管外事呢?」
張春橋笑笑，接著說：「今後你們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敵戒》，裡面有兩句話：『敵存滅禍，敵去招過』。」張春橋解釋道：「大敵當前的時候，團結問題往往比較好;而敵人不存在了，內部往往容易發生問題。」張春橋說：「中央已經決定，要把老馬調中央來抓經濟工作。」他徵求我們三人的意見：「今後上海還是要有一位老幹部來主持日常工作。」大家的意見傾向讓馮國柱來當，不贊成黃濤。
那次談話的時候，張春橋還要我們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社會主義革命對象和任務及現階段的階級關係，張春橋說：真正會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的走資派，假如榮毅仁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沒有多少人會聽的;假如鄧小平到天安門去發號召，會一呼百應的，所以真正要重視的還是黨內的走資派。」根據張春橋的指示，我們回上海後於二月底三月初，召開了一個大型理論工作座談會，專門討論黨內走資派的問題，四月初，召開萬人大會，馬天水和我在會工作了長篇講話，我的講話《從民主派變成走資派》經張春橋審閱同意，從這個角度狠狠批判了鄧小平。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做了兩項決定：一是宣布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二是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全國聯播節目播出了這一消息。當時我在上海大廈接待外賓，外事組工作人員遞條子進來說中央有重要廣播，我讓外事組的人當場記錄下來，然後送進來給我看，我看到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就儘早結束宴請外賓的飯局，趕到康平路。
到那裡時，市委常委們正在重新收聽中央文件的廣播錄音，馬天水興高采烈他說：「我們今天在一起，大家擁護中央的決定。」他要我和朱永嘉寫一份表態的電報稿。王秀珍說，她已經布置上海民兵在外灘和人民廣場舉行武裝遊行，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藉機顯示我們的實力。我說：「我剛才經過人民大道的時候已經看到了遊行的隊伍。」王秀珍拿起茶杯說：「讓我們以茶代酒，乾杯慶祝!」在她的提醒下，市委辦公室負責人張敬標說「有酒，有酒。江青同志給我們送來的油莎豆酒。」工作人員聽到張敬標的話，馬上拉來一箱箱江靑送來的酒，陳阿大嚷道：「下酒菜沒有，弄點花生米來!」
當天晚上，我們向中央發了電報，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上海市委常委們在康平路小禮堂頻頻舉杯，痛飲幾杯油莎豆酒，慶祝我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艱苦的奮戰，終於把鄧小平拉下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