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上世紀末,剛開始用英文創作《紅英之死》時，種種吃在上海的記憶便在字裡行間不邀自來。我也樂見其來，覺得這可能會像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那樣，從一片小餅乾帶出記憶聯想，對背景設在上海的小說多少有所助益。自然,還有個不得不承認的因素，在我居住的聖路易市，中餐館都無可奈何地美國化了，平時禁不住要在想像中饞正宗的中國菜。
在小說里寫上幾筆，似乎多少也可以給自己些許心理安慰，在另外一種語言中，在另外一個國家裡。完全出乎意料，預期的滿足反而成了很折騰的經歷。倒不僅僅因為有些食物在美國見不到，或不為人欣賞，如雞爪、臭豆腐、薺菜(在我鄰居的後園裡，他抗議說這是壓根兒不能吃的雜草)。還因為中國飲食經驗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在英文中是不存在的。
先說一說「鮮」字。這算得上是中國美食中至關重要的概念之一。從漢字的結構來看，由「魚」「羊」部首組合而成，在日常生活中卻可用於所有的菜餚。在素餐館裡，人們能給出的最佳評價也是「鮮」。乍看上去，delicious是相應的英文字，但其實太泛泛，無法表達中國人舌蕾特有的一種味覺。
一個具體例子或能說明問題。我的美國朋友恰克受我影響，迷上了雞湯陽春麵。美國超市冰雞熬出的湯不鮮，我想當然地加了些味精，恰克在一旁大惑不解。只是要向他解釋什麼是「鮮」，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徒勞。英文中沒有這個「鮮」字，對他來說，雞湯已經夠「好喝」、「可口」、「美味」(都可以譯成delicious)，壓根兒體驗不到還要加味精來追求的鮮味。
可對中國人的口味來說，「鮮」不可或缺，味精(MSG——monosodium glutamate)因此得到普遍應用。要在烹調中產生有機的鮮味不容易，合成的味精成了便宜的替代，進入了大規模的生產，自然也進入了我的美國廚房。那麼，是不是可以說是因為語言中特定詞彙的存在，人們才去追求與之相應的經驗?反之亦然，英文中找不到這個字，美國中餐館為了招徠非華人顧客，經常還得要打出「NO MSG」的廣告，讓他們進來心安理得地用餐。
再舉一個中文字，「麻」。對川味菜餚來說，麻必不可少，在英文中一般都譯成辣(hot)，但是麻並不是辣。如果要直譯，麻在英文中有指舌頭髮麻的意思。因為陳探長系列，我還專門去請教過國內一位美食批評家，詢問麻到底屬於怎樣不同的味覺範疇。他作出的定義是：「麻得像成千上萬的螞蟻在舌尖上爬。」
我結果還是沒在小說里採用如此聳人聽聞的描述，擔心會把非華裔的讀者嚇走。儘管如此，這足以說明麻與辣是截然不同的味道。我在聖路易認識一個華裔廚師，更堅稱麻是川菜真正的靈魂，每次回中國，一定要把正宗花椒從老家帶出來，在美國海關遇到麻煩也在所不惜。我的問題卻在於，英語中沒這一詞彙，又怎樣能在小說中重現川菜的獨特風味?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中菜的特殊口味。再舉一個中國字，「饞」，在英語中同樣找不到相對應的字。饞不是餓，而是指一種特殊的食慾味覺需求，能用作動詞或形容詞。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不少著名例子。如晉代的張季鷹，他在京城身居高位，卻因為饞家鄉的鱸魚，辭官回鄉。他的饞成了名士風度——不願為了名利束縛自己——在知識分子圈子中頗受讚揚。
宋代的辛棄疾更在詩中說，「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毋庸置疑，「饞」在這樣的語境中毫無負面意思，而象徵著個人情趣的超脫追求，也可以說是刻意對政治保持距離。同樣，在今天的上海，陳探長有時因為政治上的煩惱、幻滅，會饞上一番，有時也因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深入案情也需要在杯盤交錯中開拓人際關係。這與西班牙作家蒙塔爾萬(Montalbn)筆下的私家偵探卡法侯(Carvalho)有所不同，後者更多是伊壁鳩魯式地縱情於口腹之慾，甚至上升到了一種存在主義的選擇。英語中找不到「饞」字，陳探長身上帶有傳統文化印記的性格特點，又怎樣能表達出來?
套用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說，是語言在說人，而不是人在說語言。無相或眾生相，說到底都是在語言之中。「鮮」、「麻」、「饞」等字，似乎都能如是說。探討得更深一些，這不僅僅是語言學中能指的隨意性問題。或許,在一種語言中所擁有的詞彙意味著在這一語境中所擁有的可能經驗，反之亦然，就像維根斯坦所說的那樣，「我語言的局限意味著我世界的局限」?
且不論這是個先有雞或先有蛋的問題;陳探長系列翻譯成了二十多種語言，出版社要我往下寫。讓陳在仕途中繼續失意彷徨，在中餐館偶爾找一點點解脫，似乎成了他僅有的樂趣，我也實在不忍心剝奪。這不知不覺轉化成「圓型人物」的有機組成部分。我也只能堅持著，在英語中盡力去描寫那些幾乎是描寫不出來的中國山珍海味。
在小說《紅英之死》中，有一章寫到俞警官與妻子佩慶請陳探長來家吃大閘蟹。蟹是上海餐桌上最有人氣的河鮮，應該可以體現這城市的文化氣氛，而且要寫蟹，我琢磨著不會遇到什麼問題。雖說蟹在美國並不像在中國那樣受歡迎，但在餐館和市場上還常能見到——雪蟹、藍蟹、約那蟹(jonah crabs)——蟹總是蟹，不管具體叫什麼名字。
但我立刻碰到了問題。對上海人來說，大閘蟹最美味的部分來自蟹黃蟹膏。在老城隍廟南翔饅頭店，只要放上一丁點兒，小籠價錢就得翻番。說來慚愧，蟹黃蟹膏掛在嘴邊說了這麼長時間，自己卻從沒想到要去搞清楚到底是什麼。在電腦前大腦短路，唯一能想起來的線索是「九雌十雄」。不得不查字典：「蟹黃——雌蟹的卵巢和消化腺」，「蟹膏——雄蟹的精液與器官的集合」。倒抽口冷氣再查一遍，還是如此。只是，把詞典中的定義生搬進小說里，令人饞涎欲滴的感覺頓時蕩然無存。雖說胃口大受影響，我還硬著頭皮把這一章寫下去。
這是頓精美的晚餐，甚至可以說是蟹宴。在鋪上桌布的桌子上，膏腴的大閘蟹在小蒸籠里奼紅奼白。小銅槌閃爍在藍白的碟子間。黃酒燙得恰到好處，在燈光下呈現淡淡的琥珀色。窗台上，一束菊花插在玻璃瓶里，也許已有兩三天了，稍見清瘦，卻依然風姿綽約。
「我真該帶上佳能相機，好好拍一拍這餐桌，大閘蟹，還有菊花。」陳擦著手說，「這多像是從《紅樓夢》裡撕下來的一頁插圖。」
「你可是在說第二十八章?其中，寶玉與他姐妹們一起品蟹吟詩。」佩慶說，給慶慶把一條蟹腿肉擠了出來，「可惜，這不是大觀園裡的房間。」
「甚至都不像是在青浦大觀園裡。」俞高興地想到他們前些天剛去過青浦大觀園，「不過我們的陳探長可是名副其實的詩人。他會給我們吟詩。」
「千萬別讓我吟什麼東西，」陳說，「我現在嘴裡塞滿了蟹，這比詩可要強得多。」
「蟹還沒有真正進入季節。」佩慶抱歉說。
「不，味道好得不得了。」
陳顯然十分欣賞佩慶的廚藝，尤其是特製的紫蘇調料，不一會兒就用了一小碟。他食完一隻雌蟹的蟹黃[在英文中只能是「雌蟹的卵巢和消化腺」]，滿意地嘆了口氣。
「宋代詩人蘇東坡有一次感慨說，『但願有蟹無監酒。』」
「宋代的監酒?」慶慶第一次插嘴提問，顯示出他對歷史的濃厚興趣。
「監酒是十五世紀時期的小官，」陳說，「只在正式的宴會和喜慶場合中，對其他官員的行為負責……」
[飯後]俞警官與佩慶把陳送到汽車站。陳向他們一再感謝後上了車。
「今天晚上一切都還好吧?」佩慶說，挽起俞的胳膊。
「都好,」他心不在焉地說，「一切都好。」
但並不一切都如此。
他吻著她的後脖子，內心對這個晚上充滿感激。
「上床去,」她微笑著說，「我一會兒就過來……」
她終於來到床上，躺入毯子下面。她把身子輕輕移近，把枕頭挪到一個更舒適的位置，他未感到任何驚訝，手伸進她敞開的睡衣，試探地撫摸著她平滑的小腹。她軀體可以覺察到有些發熱，他把她的腿貼緊他自己的腿，她抬頭看了他一眼，眼睛像鏡子般映出他所期待的反應。
他們不想吵醒慶慶。
他壓低呼吸，努力不在動作中發出聲響，她盡力配合著他。
後來，他們緊緊相擁了很長一段時間……
在他入睡前，仿佛有輕輕的聲音從門邊傳來。他躺著聽了一會才想起，還有幾隻沒蒸的活蟹留在木桶里，在鋪著芝麻的桶底不再窸窸窣窣爬動，只是吐著泡沫，在黑暗中用蟹沫相互滋潤。
我沒有糾纏於蟹黃蟹膏，而是拐彎抹角地烘托氣氛(又套用維根斯坦的範式，「凡是不能說的就繞過不說」)，引用蘇東坡、《紅樓夢》，再加上李清照、莊子等互文性發揮。結果似乎還差強人意。好幾篇西文書評都作了正面評價，說晚餐場景既有異國情調，又充滿象徵意味。在巴黎百貨中心的美食廣場旁，一個年輕的法國女演員也特意挑了這一段為讀者朗讀。
但在一位香港詩人朋友的評價中，儘管黑暗中蟹沫相互滋潤的比喻還不錯(從莊子「以沫相濡」的典故轉來)，試圖寫出大閘蟹美味的努力卻並不成功。「這多少像是隔靴搔癢，」他這樣批評說。我完全能理解。大閘蟹萬千寵愛在一身，中文裡已說了寫了這許多，都快形成了一種蟹語言形態，其中有歷史文化聯想沉澱、積累。用英文來寫，難以喚起中國人舌蕾上的美味想像。
倒也並非所有的讀者、編輯都覺得這是什麼問題，對東方的美食(偵探)反響還相當熱烈，德國出版社建議我寫一本書——《吃在上海》，要我從美國過來，花一個月時間在滬吃個夠，費用皆由他們支付。我不能說德文，他們說沒關係，書的具體寫作由我的德國合作者執筆，我所要做的只是吃——與她邊吃邊聊。這一提議太誘人了，我無法拒絕。
可以想像，我不會與她聊什麼蟹黃蟹膏。不過我還真把她帶去了老城隍廟品嘗蟹粉小籠。她一邊吃，一邊記，十分喜歡，卻並未問我小籠中又黃又紅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吃在上海》出版後頗受歡迎，還出了光碟，更讓德國一家旅行社組織了「跟陳探長去上海」的旅遊項目，活動內容包括到書中提及的一些餐館用餐。
「燕然未勒歸無計」，我只能繼續用英語寫陳探長系列，隨著書中主人公聊解蓴鱸之思。我讓他在饞太湖三白的時候入一件案子(《別哭泣，太湖》)，而在另一件案子中(《上海救贖》)，他是在享用蘇州面點的一刻取得了關鍵突破……自然，上海的眾多美食更是一定要登場的，這也成了我經常回國的一個理由。
去年有一次回上海，就著賓館的早茶讀《上海書評》，讀到一篇是沈宏非先生寫的「比上班還要痛苦的酷刑」。文章寫得風趣盎然，引人入勝。餐桌上沒有酒，不然真要浮一大白。
去年秋天，在外灘某餐廳和一個法國人同桌，這位仁兄來華多年，娶了中國太太，卻連一句中國話也不會，哪怕是Pillow Chinese。但是，這顯然絲毫也不妨礙他對中國太太和上海大閘蟹的熱愛。其研究之細，技術之精，吐納之熟，絕不輸「本幫」上海人……要知道，能像上海人一樣吃大閘蟹，對老外來說，相當於一個中國人在英語專業八級考試拿了滿分然後於2000年移民美國接著在2012年當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大總統。
然而話雖如此，聊著聊著，逐漸地就覺得越聊越不會聊了;說著說著，終究還是察覺出有些不對味了。蓋因用國語談大閘蟹，已覺到喉不到肺(相關專有名詞，必須說吳話才到位)，用英語談，就更不舒服了，那感覺，就是用刀叉吃大閘蟹還戴著手套──這一切，都怪他在揭開第二隻蟹蓋之前認真地問了一句：「hairy crab, do you prefer male or female?」「呃……好吧，這個這個，hairy crab，我當然更愛雄的、公的、男的、male的，尤其是在11月。至於October嘛，我就比較prefer female了(壞了，「九雌十雄」英語要怎麼說?)。」但是，male or female?這個「比上班還要痛苦的語言酷刑」，從語境到情境，還是強勁地將我當場擊倒，並且帶我準確地、無縫地從餐桌瞬間穿越到了某座公廁的大門口。
沈宏非先生受如此折磨，仿佛一種語言中的所指與另一種語言中的能指在他的身體中脫臼——痛苦地斷裂在聯想延伸意義的層面上。這篇文章讀上去有點像新歷史主義批評前通常會引用的一則軼事，雖說隨後並沒有展開太多理論探討，卻依然發人思想。
在這裡可以生動看到，不同的語言能怎樣影響人們的行為。那些中、英文字面上毫無歧義的詞語，一旦被使用在大閘蟹的語境裡，就讓舌覺、語感都分外敏銳的沈宏非感到不勝痛苦，狼狽逃席而去，一頭栽進了公廁。
沿著沈宏非先生的思路往下說，可以說這是因為詞語是在兩個層面上發生意義，字面層面和聯想延伸層面(我這樣說，與其說是對語言學有什麼研究，還不如說是自己還在中、英文中寫詩譯詩，在這方面非得加以注意不可)。字面意義，一般指在詞典中能找到的定義，「hairy」只是「hair」的形容詞，僅此而已;不過在聯想延伸層面上，就有了超越字面的聯想和情感，對說者和聽者帶來具有感性的衝擊。(中文中固然也有「毛蟹」一詞，但僅限於用於這一特定組合。)
英文中的「hairy」翻譯到了中文中，則就有「長滿了毛」、「毛茸茸」的意思，在餐桌上不管怎樣聯想開去，都難免要倒胃口。至於「male or female」，固然可以譯成「公的、母的」，「雄的、雌的」(中文特定的詞序還必須是「雌雄」)，而現在這樣聽上去，更多的是生物學的意味。
而且，正如沈宏非先生所說的那樣，大閘蟹在長江以南最具人氣;在吳語中已經沉澱、積累出一種大閘蟹語言形態，在餐桌上用這一方言品蟹能帶來種種美味聯想。普通話或其他北方方言相比之下就遠為遜色，用英語來說則成了災難。「即便內心和口腔的欲望再強烈，語言上的隔閡，還是會使這種欲望大打折扣。
中國味道能帶來的各種感受，只有用漢語才能予以領會和表達。」面對像沈宏非那樣富於語言感性的中國美食家，法國食客要用英語來念大閘蟹經，實在是不可能的使命。文章中的反應或許有些誇張，但在這特定的環境中，那些英語詞彙所引發的負面情感卻是實實在在的。
我對沈文產生共鳴，也恰恰因為自己這些年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美國，又在英文中寫著中國故事，在兩種文化語言體系中轉換折騰，不時有像「痛苦的酷刑」的感覺。在上面提到的《紅英之死》中，我其實遇到了同樣的蟹問題，把「蟹黃」「蟹膏」直接移譯過去，在英文的聯想延伸層面上，勢必倒胃口，但還是不得不寫。這常常讓我苦思而不得其解。
這裡，或許可以參考美國語言學家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論」。按照他的理論，每一種語言都有獨特的模式和形態，不同的語言結構會對該語言的使用者在認知的過程中起到框架似的作用，導致人們用不同的方法去觀照世界，從而產生不同的認識。在這一意義上，語言不僅僅是思維的工具，同時也強烈地影響和制約著思維。
在沃爾夫之前，德國學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也在《論人類語言建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思想發展的影響》(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中指出，世界觀的形成要通過語言實現，而不同語言的內在結構為人們展現出來的世界是不同的。
上面有關大閘蟹的例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證這些假設。因為中文裡特有的詞彙，或者說是在特定的大閘蟹語境中，人們作出相應的反應;然而，到了其他的語言裡，因為缺乏這些詞彙，或有著不同的聯想延伸意義，人們不同的反應也就自然出現了。在文化意識層面上，這還多少涉及瑞士心理學家榮格所講的集體無意識與原型，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建構中，原型卻是通過不同的語言形態來對使用該語言的個體產生獨特的作用。
在沃爾夫「語言相對論」的後續發展中，可看到兩個稍有不同的版本。在第一個版本中，語言被看成是決定思想和認知範疇的，而在第二個版本中，語言則被視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思想以及一些非語言範疇的行為。我比較傾向於後者。
還在華盛頓大學寫論文時，我讀過一本名為《西方世界的愛情》的論著，按照作者De Roguemont的觀點，最初其實沒有所謂浪漫主義愛情這麼一回事，是十二世紀的法國游吟詩人在詩歌語言中創造的，隨之在西方世界風行起來。「語言說人」或許不無道理，但「君子好逑」卻是在《詩經》之前早已「關關雎鳩」了。更何況，在這全球化的時代里，語言本身也在不斷受到影響、產生變化的過程中。
也是在一些年前，那時尚未開始寫陳探長系列，我去加州度假。美國主人盛情款待，我自告奮勇地要燒一頓中國餐。興沖衝去當地超市採購，我向售貨員打聽晚餐所需的豆腐，但他看著我直眨眼，對我的問題莫名其妙。急了，我中英文夾雜著混說，「Bean curd，豆腐(Tofu, doufu)。」「你早就該這樣說了。」他徑直把我帶到豆腐貨架旁，一邊對我可憐的英語搖頭。這些年後，「bean curd」在今天的漢英字典中依然可以找到，也應該說沒錯，但在其聯想意義上，又成了另一回事。
就此而言，還可以再舉個例子，dim sum,這一中文(廣東話)拼音在美國已變成人們所接受的英語詞彙，連帶著所有的美味聯想。如果硬要在英文中直譯「早茶」，反而費解，至少難以讓人食指大動。長此以往，說不定哪一天「麻」和「鮮」(ma and xian)也會正式出現在英語中。不久前，至少在紐約中餐館的菜單中，我就已看到了「Ma La Tofu」。只是，諸如此類的語言轉移轉化現象，已超出了陳探長所要勘查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