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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焦點人物吳三桂被誤讀的真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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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所繪吳三桂坐姿像

述說明末清初的歷史離不開一個重量級人物——吳三桂。在民間傳說中,被封為平西王的他是一個「衝冠一怒為紅顏」、將清兵引進山海關的大明王朝背叛者,吳三桂一時間也成了「漢奸」的代名詞。他與陳圓圓之間的愛情故事也多被文學作品演義。重重的歷史迷霧令今人無法看清吳三桂的真面目,本文試圖為讀者還原吳三桂的真實人生。

把吳三桂從繁體字的雜亂掩埋下發掘出來,並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當我的目光一層層刷去吳三桂軀體上的泥塵之後,當他的靈魂像兵馬俑一樣艱難地從黃土中展現輪廓的時候,我的心便和他的靈魂一起痛苦地痙攣了。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當他們走過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們有著和我們異樣,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歡。那歡樂,是千錘百鍊後的抵達和黑夜掩蓋下的放鬆,是曲曲折折的釋放和矯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卻是巨大張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與麻木,是濃黑的夜的淚水。這種淚水,可以毒殺任何一種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創造。無論如何,陳跡已經腐敗,又通過樹的汲取,進入我們的軀體。無論如何,這一派風景已經在歷史上寫下,能否觀賞要看我們的悟性。

崇禎十五年(1642),吳三桂三十一歲。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麗的年華。就在這一年,他第一次面對了從未經歷的精神重壓。

這一年三月,明朝和滿洲之間的最後一次關鍵性戰役——松錦之戰塵埃落定。明朝遼東經略洪承疇的十三萬大軍土崩瓦解,錦州陷落,洪承疇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經營十餘年的寧錦防線終於被撕破。寧遠,成了大明朝在山海關外的最後一座堡壘。

繼洪承疇之後,三十一歲的吳三桂統率遼東兵馬,成了寧遠城的最高軍事長官,成了明帝國風頭最勁的將領,也第一次成了明清兩朝大角鬥中的焦點人物。崇禎皇帝和皇太極的目光分別從北京和盛京而來,聚焦在他身上。來自東西兩邊的政治、軍事乃至社會關係的壓力和吸力,揉撕著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國和家園。那裡正處在分崩離析前夜的緊張慌亂之中,幸虧山海關那高大厚實的城牆,把饑民的呻吟和叛軍的吶喊聲嚴嚴地擋住,讓他享受片刻清靜。而東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蕩而蠻荒的遼東平原上,尖聲嚎叫著的滿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洶湧地撲來,沖刷得寧遠城搖搖欲墜。

越來越多的人投向滿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斷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吳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將,這座寧遠城原本是他們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個志在恢復中原的東晉英雄。他們在遼東建立了自己的功業,並且相繼栽培和提拔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以及吳三桂本人。不過,現在,他們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們寫來親筆信,替滿洲人勸降。這些信件娓娓說明,饑荒和寇賊的侵蝕下,大明朝千瘡百孔,氣數已盡,識時務者為俊傑。隨信而來的,還有皇太極的敕書,那上面寫明,滿洲人許諾給吳三桂的官職遠比崇禎皇帝給的高。

可是,官職再高,畢竟是滿洲人的。「投降」這個詞,即使是在吳三桂腦海里轉一下,也火辣辣的,燙得他的神經不舒服。他吳三桂,怎麼能和叛變投降聯繫在一起呢?

自視頗高的他無法接納這個骯髒的字眼。天朝和異族,從來是兩個相互消解的世界。從敵人那裡得到的越多,標誌著喪失得越多。滿洲人給他的地位再顯赫,也無法抵償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價和名譽損失。如果那樣,他將日夜承受輿論造成的心靈重壓。

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漫漶而無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過三百五十年來的時空,在關東這片土地上(那時候,這片土地上到處覆蓋著不修邊幅的森林和無邊無際的野草。人類只是在這野蠻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蝕出幾小塊難看的疤痕,作為城市和屯田。整個情景就像皮膚病初起時的症狀),放眼四望,所見到的世界卻是清晰、堅固、完整的。那是約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們心中的世界。這個世界來有源,去有跡,結構嚴謹,雄偉壯麗,一目了然。這個世界由儒家的倫理綱常所支撐,幾千年來不斷有智者為其修補加固,使其成為一處絕好的精神家園。每個人一出生就已被規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個靈魂都可以在這個宏大堅固的庇護下安全而慵懶地憩息。這些靈魂都安土重遷,不到萬不得已,刀劍相逼,不會另尋他路。

在這個世界裡,生命並不屬於自己。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賜,它附屬於父母和家族。所以,一個人生存的目的,乃是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業,延續家族的血統,使之不致斷絕。這種責任重於個人的生命利益。這種思維大而廣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家族,所有的社會關係都是血緣關係的擴展。皇帝就是全社會的家長,他因上天的授權而享有至高無上的宗主權,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標上皇家的產權,陽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詔、恩賜、恩賞、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社會成員的一切行為,必須基於兩條基本準則,那就是對皇帝的「忠」和對家長的「孝」。這是協調一切社會關係的法寶,如果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把這兩種品質充分發揚光大,一切社會問題都將迎刃而解。治理天下的要訣即是充分培養鼓勵人們的忠孝品質。一個朝代如果覆亡,那麼,作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會上層成員(包括官員和士人)就有義務為他的恩主盡忠殉國(這是光榮的選擇),至少也應歸隱山林,不再為新王朝服務(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在某種意義上,「忠」和「孝」已經脫離道德規範的範疇,而上升到價值本體的層面。叛徒、投降者、貳臣,他們背叛的不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個世界。他們註定要被世界所拋棄。

翻檢圖書館裡整架整架發黃的史書之時,我驚異於歷朝歷代忠臣烈士的數量,他們總是於王朝板蕩之際集中出現,史書作者總是不得不為他們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跡留出大量篇幅。他們的多數是在並無切身危險的情況下安然自裁,有的還同時殺死自己的妻子兒女,甚至於貼身僕人,常常是闔門自焚。他們用這種殘酷的自殺方式,為自己的精神生存贏得空間,並因此獲得精神上的自足感。這是他們完成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選擇。

吳三桂似乎比別人更有理由效忠於大明朝。

在大明朝,吳三桂是朝野聞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稱得上是這個世界的道德楷模。這起因於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啟末年的事。那一年吳三桂剛剛十六歲,還是個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壽的指導下學習武藝,父親吳襄是祖大壽手下的一個總兵官。那一日,吳襄帶領五百名士兵出錦州城巡邏,在遼西荒涼的白山黑水間,例行每天的公事。不過,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幾十里處,吳襄和皇太極率領的四萬滿洲兵遭遇。皇太極為什麼帶領如此龐大的軍隊出現在這裡,史書未有明確記載,不過吳襄的境遇卻可想而知。吳襄急忙撤退,但在錦州城幾里之外,還是被如狼似虎的滿洲兵團團包圍。吳襄帶領這五百人左衝右突,無濟於事,全軍覆沒看來是唯一可能的結果。

祖大壽聞訊,帶著外甥吳三桂登上城樓觀戰。兩人都心急如焚,吳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發兵救援。可是錦州城裡只有三千守兵,堅守尚且不足,何談出城救援。無奈之下,祖大壽只好硬起心腸,拒絕吳三桂的請求。

我們無法確知十六歲的少年吳三桂的心理感受,無法確知他的舉動是出於父子情深(吳三桂和父親的感情真的很好,這在那時是並不多見的情形),還是少年人的熱血衝動。總之,在祖大壽未加注意的情況下,少年吳三桂帶領二十幾名家丁馳出城門,殺入了四萬滿洲兵的重圍之中。皇太極此時想誘明軍出戰,但是這二十多人的隊伍卻大出他的意料,這個精明雄武的滿洲首領不知道明軍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少年吳三桂此時把生死置之度外,憑著一股血氣,帶領著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無人之境,殺到父親身邊,把吳襄從目瞪口呆的滿洲兵中帶了出來。皇太極懷疑明軍有詐,下令兵丁不要追殺,聽任吳三桂父子逸去。

這個傳奇性的遭遇,給吳三桂帶來的是一生受用不盡的聲譽資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這個十幾歲的孩子的孝勇之舉立刻遍聞天下。連皇太極也對這個後生讚不絕口,稱他為「好漢子」,並不無遺憾地說:「吾家若得此人,何憂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會,對人的道德自覺非常重視。父子人倫,是最基本的社會關係,從一個人對父母的態度,可以推斷他對別人對帝國的態度。「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成了當然的邏輯。當吳三桂帶著一身血水汗水殺回錦州城之後,祖大壽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兒不憂不富貴,吾即題請封拜。

之後,吳三桂高中武舉。再之後,仕途一路坦蕩,年僅二十八歲時,就做到了鎮守一方的寧遠總兵,成為青年將領中的翹楚。在仕途的攀升過程中,他比誰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資源對一個人社會成就的巨大推動作用。吳三桂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會形象,他習慣於圍繞這個形象設計自己的行動。在父母面前恭謹體貼,在朋友圈裡輕財好士,在百萬軍中英勇無雙,吳三桂知道社會對他的角色期待,也盡心盡力地完善自己的社會角色。年僅三十一歲,吳三桂即已被破格提拔為遼東提督,總領關外軍事,社會對他的回饋不可謂不厚。大明朝對他確實高恩厚德。

確切地分析吳三桂選擇中的道義原則和現實利益的比重,也許是不可能的。不過,最後的結果是明確的,他拒絕了舅舅的建議。此舉很快就為朝廷所知,並進一步豐厚了他的道德資本。不過,從以後的敘述中我們會得知,吳三桂的這一選擇並不輕鬆。

大明朝就像一輛沿著下坡奔向懸崖的馬車,所有的勢能都指向一個萬劫不復的終點。這些勢能是此前的幾個世紀積累起來的。它的最後一任馭手——崇禎皇帝竭盡心力的努力看起來更像一個蒼白的手勢,於事無補。相反,也許正是由於他的垂死掙扎,反而加速了這一進程。

大明朝的問題不在於遍地的水災、旱災、蝗災,不在於四處蜂起的盜賊,也不在於幾位奸臣或昏君。這些只是表象。在這一切的背後,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已經腐爛了。

歷史上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那樣重視名教綱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質上是一個精明的、講究實用的農民。他在馬背上奪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農民式靈感發明了八股文,發明了《大誥》,發明了《皇明祖訓》。他的努力指向一個方向:把天下人的頭腦裝進儒教綱常的保險箱,讓社會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條之下永遠平穩運轉。

儒教的價值,在明朝被張揚到了極致。孔子在明朝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個讀書人都必須死記硬背四書五經,每個鄉村在朔望之日都必須集會聽老人們宣講聖道。這個朝代的讀書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善於引經據典,這個朝代樹起的貞節牌坊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每個年代,總有一批批大臣因為諫舉皇帝不符祖訓的行為,和皇帝據理力爭較勁到底,被廷杖被流放被殺頭,光榮地登上忠臣榜。

可是也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明朝後期那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空前低落,人們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縮,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之中。

名教綱常的道德約束作用,因為朱氏家族的透支使用而遭到嚴重損害。事實上,儒教的倫理規範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於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活潑的自然欲望,通過極大的自我克制,服從於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的醜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缺乏對人的基本物質需要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準而沒有最低標準。它也許能激起社會動盪時期的某種道德狂熱,卻不適宜作為普遍意義上的人性調節器。

在明朝以前,儒教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軟約束髮揮作用,而在明朝,這種軟約束越來越硬化,這就使這一倫理標準陷入了困境。由於操作上的難度,它實際上成了一種偽標準。人們有充分的智慧,來解決道德高壓和自然欲望間的矛盾。他們一方面通過偽飾行為來裝點門面,另一方面背地裡則是心照不宣地沉淪在道德禁區里,享受矯枉過正的物質慾念的滿足。道德價值的過分張揚,最終結果卻是整個價值體系被削弱扭曲和人慾中卑劣醜惡一面大放縱大宣洩。

隨便舉幾個例,便可以把上述論證落到實處。嘉隆以來,整個明朝陷入奢靡淫縱之中,上至公卿士人下至平民百姓,每個階層都沉陷於自然人性的放縱之中。在民間,金粉氣息充斥於大街小巷,狎妓征歌之風遍及每個角落,街道上公然出售淫具春畫,色情文學成為民間文學的主流。在社會上層,這種風氣更為熾盛。憲宗成化年間,內閣首輔萬安因進獻房中術而得到寵信,朝中執掌風憲諫諍的大臣,居然也爭獻媚藥秘方。

有人說,明中後期是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階段。這是一種善意的誤解。明朝社會的晚期,人性的約束實際上固然已經廢弛,但人們並沒有公然宣稱人的覺醒。人們生活在犯罪感中,雖然狂縱不羈,但是正統的社會價值依然是心中的認同。這只能導致人們精神的委頓,導致人們強烈的務實傾向,迴避任何實質上的崇高。

最有說服力的材料,恐怕還是末代皇帝崇禎在詔書中親說的: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如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徵收錢糧先要剋扣),完正額又欲羨餘(帝國規定之外又要私自徵收)。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一有建設工程,就乘機中飽私囊)。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判案)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不給賄賂),則敲扑任意;囊橐既足,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饜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清·計六奇撰《明季北略》卷十三)

不得不佩服這位末代皇帝的清醒、洞察力和勇氣,還有不錯的文筆。可惜僅僅描述症狀無濟於事,沒有哪位名醫能挽回大明朝的抽心一爛。

在三綱五常的覆蓋之下,整個社會成了一盤散沙。由於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人格標準,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係表象之下是人們之間的深刻不信任。人們因為對自己不抱信心,所以對他人也失去了信心。皇帝信不過大臣,上司信不過下屬,朝中大臣信不過外面征伐的武將。一遇大事,廷議經常是經月不決,大家都怕承擔責任,都說些模稜兩可的話來敷衍。

即使是忠心自矢的人,也總籠罩在人們的懷疑目光之中。

整個明王朝後期最傑出的軍事領袖袁崇煥,因為滿洲人一個並不高明的反間計,被崇禎皇帝活活剮死。繼袁崇煥之後,又一個最有才幹的將領洪承疇,也是因猜忌懷疑被推進了身敗名裂的厄運之中。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按正規途徑升入社會上層。不過和一般讀書人不同,教條化的儒教灌輸模式並沒有毀壞他的思維能力。他通達權變,冷靜務實,辦事能力極強。崇禎初年,陝西農民軍震動天下,官軍望風而逃,洪承疇受命前往鎮壓,六破李自成軍,俘獲起義軍首領高迎祥,給農民軍以毀滅性打擊。陝西戰事初平,關東形勢吃緊,崇禎皇帝又征洪承疇總督遼東軍事。洪承疇總結前幾任遼東軍事長官屢戰屢敗的教訓,制定了穩紮穩打的戰略,針對滿洲人羽翼已成、實力頗豐的現實,決定採取屯田久駐、步步為營的策略,逐步把滿洲人趕回老家。應該說,這是當時情勢下唯一現實的策略,也是明朝在明清角逐中最大的一個勝機。可惜洪承疇這個戰略構想遭到朝廷的激烈反對,性格急躁的崇禎和那些精通小楷和八股的官員們一致主張速戰速決,他們認為天朝大國對付不了一個小小的異族,實在是一件奇恥大辱。指責洪承疇怯懦畏縮、糜餉老師的奏章一件接一件地遞到皇帝面前,皇帝則派出一個又一個太監到前線監軍,諭旨里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懷疑和殺機。被逼無奈的洪承疇倉促出戰,結果是全軍覆沒。洪承疇不是敗給了滿洲人,他敗給的,是自己的同胞。

吳三桂是洪承疇遼東遭遇全過程的見證人之一,他親眼目擊了洪承疇在內外夾擊下走向覆滅,這令他膽寒不已。和每個處於歷史大情節之中的人們一樣,他並不能清晰洞見情節的轉折點,但是他每時每刻都能感到充斥帝國的死亡氣息。這個帝國就像一艘龐大而破爛的大船,在風雨飄搖之中,不知還能支撐多久。

他吳三桂,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吳三桂,為什麼非要用自己的新鮮亮麗的生命去做這艘破船的殉葬?

即使隔了三百年的歷史煙塵,吳三桂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蓋,明亮我們的視野。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欲望、才華、能量的生命,上天賦予這個生命那麼多優越之處,似乎並不是為了讓它滿載著遺憾消殞。

吳三桂堪稱美男子。祖籍江蘇高郵,瀰漫著水氣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吳三桂本人卻是在風霜凜冽的遼東長大。江南的水氣和塞外的長風同時融進了他的氣質。吳三桂的外表兼具北雄南秀。在白皙的面龐上,兩道爽朗的眉毛和一條挺拔的鼻樑,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漢的英風颯氣。更引人注目的是,眉宇間那股端凝沉穩之氣,竟如深潭靜水,瀲灩襲人。

三百年前的文字是這樣記載的:

三桂巨耳隆準,無須,瞻視顧盼,尊嚴若神。

延陵將軍美風姿,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沉鷙多謀,頗以風流自賞。

年少成名的吳三桂曾在北京短暫逗留。在上流社會的圈子裡,有著傳奇經歷而又風姿俊逸的他幾乎引起了轟動。名公巨卿乃至文人雅士們都以結識他為榮。他兼粗豪與文雅的氣質,使名動京師的大詩人吳梅村十分傾倒,為他留下了「白皙通侯最少年」一句。

從兒童時期起,吳三桂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品質。膏粱子弟的他當然同樣貪玩調皮,但是在練武場上,他卻表現出一般兒童所沒有的自律能力和吃苦精神。在長時間單調而艱苦的練習中,吳三桂異常投入,從不偷懶。另一個突出的品質就是爭強好勝,從不服輸。根據現有資料判斷,吳三桂的神經類型極好,智商很高,身體協調性和反應能力均為一流,天賦極為突出。祖大壽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外甥身上的不凡素質,對他極為寵愛,廣延名師,悉心栽培。才十幾歲,他的一身騎射本領就已十分出眾,校場上常常奪魁,在關外軍中已小有名氣。

唯一遺憾的是吳三桂對讀書不太感興趣。一心望子成龍的吳襄在培養兒子上不惜工本,曾叫吳三桂投在董其昌門下讀書,無奈吳三桂實在不是此道中人,吳襄也只好由他去了。好在當時對武將的文化素質要求並不高,武功騎射是衡量武將才幹的主要標準。

但是,出眾的武功和傳奇般的孝勇之名,並不足以解釋吳三桂令人目眩的升遷步伐。吳三桂真正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處世能力。他屬於多血質類型,社會協調性極強,善於感知別人的情緒反應。不論什麼場合,他都能鎮定自若,在戰場上,吳三桂表現出的勇氣和沉著使他能贏得所有軍人的尊重;而在社交場合,吳三桂的沉穩風度使他能永遠成為人群中心。吳三桂城府極深,精明機敏,和同齡人相比,他顯得成熟許多。年紀輕輕的他在關外上層人物的圈裡就有著「輕財好士」的美譽。雖然年紀輕輕,又是名門之後,可吳三桂身上見不到一點紈絝之氣,和任何人交往都是一派和顏悅色,彬彬有禮,從無疾言厲色。尤其是對那些地位較低的人,他同樣和藹可親,一臉坦誠,讓人大有受寵若驚之感。吳三桂熱衷於廣泛交遊,人有所長,他總是千方百計要與之結識,別人遇到困難,他經常主動慷慨解囊,一擲千金。對於那些身居高位於他的前途大有關礙的人物,吳三桂更是善於攀附,不顯山不露水之中每每贏得他們的好感。天啟年間,高起潛代皇帝總監遼東兵馬,初出茅廬的吳三桂就認這位位高權重的太監做了義父。大學士方一藻巡撫遼東以後,吳三桂很快和其子方光琛成了結拜兄弟。洪承疇經略遼東之後,他又和洪的親信幕僚謝四新結為至交。所以歷任邊關大吏無不對吳三桂寵眷有加,他不發跡,還有誰能發跡?

在謙恭謹慎八面玲瓏的背後,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強烈欲望。在內心深處,吳三桂是一個極為自負、極為自傲的人。自身的出眾素質和不斷的成功使他對自己的能力極為自信,吳三桂深知自己是個欲望強烈的人,包括功名欲和享受欲。他絕不會把這一生白白放過,他要居高位,享大名,得到天下最美好的女人。他還要封妻蔭子,光宗耀祖。讀《後漢書·皇后紀》時,吳三桂不覺擲書長嘆:「『仕宦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漢光武帝劉秀語),余亦遂此願足矣!」而只要向社會上層攀升,生命價值、個人慾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解決。這真是一幅簡潔而絢麗的人生圖景。

武人吳三桂也許不會去更多地思考諸如生命的終極意義之類的問題,也不會體驗到困擾著我們筆端(有時僅僅是筆端)的存在的荒謬之類的後現代痛苦。吳三桂興致勃勃地沉醉在他的世界中,他的痛苦和歡樂都是古典的、沉重的、全神貫注的,有著埋頭走路不抬頭看天的性質,因此也具有某種樸素動人的意味。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在大明朝這座巨大的山體上盡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著幸福的臨近。但是,就在吳三桂興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時候,他突然發現,腳下所踩的原來是座冰山,正在面臨著不可避免的緩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處,最後的結局依然是毀滅,而不是達到永恆的幸福之源。

武人吳三桂在寧錦戰役之後,在接連聽到關內官軍連連戰敗的消息之後,突然發現了自己原來是站在冰山上。此刻他體驗到了存在的荒謬。當然,吳三桂不會用這個詞去表述。他只是覺得,他心中那個完整堅固的世界破裂了,名譽、尊嚴、社會成就和生命欲望,個人價值被割裂成不同的兩半。他必須有所取捨。而任何一種選擇對他都是一種不能負擔的殘酷。

一種無可逃避的殘酷。

和爛熟的大明王朝相比,那時候的滿洲社會還沒有建立起標準化的倫理構架。滿洲人更多的是憑藉體內原始的熱情和衝動生活著。他們大致知道些《三國演義》的故事,知道些忠孝仁義的粗淺概念,可是宋儒的高深理論卻不是他們野性未除的頭腦所能理解的。所以他們的行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靈活,所以這個民族顯得朝氣蓬勃,銳氣十足,效率很高。他們的征服需要漢人的引導,所以他們竭盡全力爭取那些有才幹的漢人,執著而真誠。

祖氏三雄一直是他們爭取的目標,滿洲人因為受到祖氏兄弟的有力打擊而敬重他們。滿洲人聽不懂忠干天地義動雲天的神話。在部落的爭戰中,狡詐、殘忍、背叛都不是罪惡,而是生存的方式。弱的服從強的,失敗者歸順勝利者是理所當然的事,投降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應該說,他們不能完全了解他們的誘降給這些漢人帶來的心理傷害。

崇禎四年(1631),皇太極在一次戰役中俘獲了祖大壽的兩個兒子和一個侄子,他賜給他們房屋土地,並以此為誘餌招降祖大壽。祖大壽不為所動。

崇禎五年(1632),皇太極圍祖大壽於大凌河城。三個月後,城中糧竭,祖大壽和皇太極訂下城下之盟,率隊出降。皇太極大喜過望,厚賞祖大壽,為了表示對祖大壽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壽為前導,帶兵攻取錦州。不料在錦州城下,祖大壽甩開大隊人馬逃入城中。皇太極的胸襟、氣度和精明藉此機會表現出來,他「命達海傳諭慰諸降將(和祖大壽一起投降的其他將領),大壽諸子孫賜宅以居,厚撫之」。

七年之後,皇太極又一次俘獲祖大壽。這一次,祖大壽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極卻依然不屈不撓地爭取他。出於對明朝的失望,對子孫前途的考慮,還有對這位滿洲首領人格力量的屈從,這一次,祖大壽低頭了。

皇太極明白他的成功不僅僅是招降了祖大壽,更重要的是,他用這一舉動在漢人將領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將會得到巨大的回報。

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後來越來越多的漢人的歸降,滿洲人奪取天下將是一個虛妄的夢幻。

洪承疇剛剛被俘的時候,也曾經一門心思盡節殉國,在滿洲人的監獄裡蓬頭赤腳,日夜大罵,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極一點也不生氣,供給洪承疇精衣美食,細心照顧,不斷派人去勸降,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過了一段時間,他親自到監獄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單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給他披上,並且問道:「先生得無寒乎?」洪承疇瞠視久,嘆道:「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洪承疇不是腐儒,清和朱明之間的上下優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滿洲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親身感受到了這個民族大有前途,必將取朱明而代之。而使他最後下了投降決心的,還是這個滿洲統治者不可抵禦的個人魅力。

吳三桂簡直不能相信洪承疇會投降。而相信之後,他卻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輕鬆。

洪承疇是在朝袞袞諸公中吳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對於讀書人,吳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對這些人嘴裡那些深奧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這些說起話來頭頭是道的人,辦起事來卻往往讓他詫異不已。這些人辦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撈起錢來門道比誰都精,鑽營起來臉皮比誰都厚。遇到樹名邀譽的機會爭先恐後,到了拿章程做決斷的時候卻言不及義,紛紛推諉。滿朝大員,率多此類,吳三桂以為,帝國就是在這些人手裡敗壞了。

不過,洪承疇和他們不一樣。這位大帥外表也一樣的文弱,可眼神中卻有股通透沉靜之氣,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見識有塊壘有操持的沉靜。這位文章學問名滿京師的學士,並不是那種只能紙上談兵的書呆子,他放下毛筆跨上戰馬,就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騎敗走商洛。吳三桂覺得,書上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讀書人就應該是這樣,內聖外王,下馬能文,上馬能武,這才是受了聖人之教,得了聖人之道。對這樣的人,吳三桂從心底里佩服,他們才是天地正氣之所鍾,帝國希望之所在,雖然滿朝昏昏,但只要有幾個這樣的大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氣數就不會盡。

松錦陷落之後,人父都做好了悲痛的準備,等待著洪承疇殉國的消息傳來。毫無疑問,又一個崇高的身影將走進祭壇,做孔孟之言的悲壯殉葬,和蘇武、岳飛文天祥們一起享受後代的崇敬眼光。也許還會有《正氣歌》之類的作品留下來,成為千古名篇。崇禎皇帝甚至已經在北京為洪承疇立了祠堂,設了祭壇。

可洪承疇居然就投降了。道德文章的這位光輝代表轉眼就成了醜惡的叛徒,一夜之間,就從高聳入雲的道德殿堂墜入精神地獄。這個角色轉換也實在太迅速了,實在叫人難以適應。

還有舅舅祖大壽。吳三桂和他情同父子。這個曾經威名凜凜後來又身敗名裂的將軍,其實就是一個既慈祥又威嚴的老頭。這個老頭曾為大明江山出過死力,也曾大義凜然在生死之際多次拒絕滿洲人的利誘。只是最後一次,身家性命和兒孫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種選擇。

這一次選擇就扼殺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績、忠貞,全都被泯滅。大忠大奸,大善大惡,竟然是一念之間判然分野。做人難啊!

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和尊嚴,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連屬的社會粗暴而蠻橫的威脅。一個人,常常會突然陷入外部情勢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所依附的王朝滅亡了,無辜的生命會面臨盡忠還是求生的考驗;比如,一個婦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對的是苦苦守節還是忍辱再嫁的兩難選擇;再比如,一個奉公守法的人,會在突然之間因為自己的親戚犯罪而被株連入獄,雖然自己和這個親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倫理標準之下,一個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兩極選擇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會倫理兩方面同樣強烈的撕扯,而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王朝板蕩,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只能成為小人,不成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進入聖祠就只能跪在歷史的恥辱柱前。這裡,只有道德教條的嚴酷壓力,沒有為現實人性的軟弱和不完美預留一點彈性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死亡甚至是最簡單最輕鬆的選擇。而活下來,卻需要勇氣。你必須承受社會輿論和內心負罪感的雙重挑戰,這往往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的,如果一個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夠強健,肯定要在這種重壓之下委頓,再也難以發出熱量。

《清史稿·祖大壽傳》共四千餘字,其中關於祖大壽降清之後六年之內的事跡記載僅寥寥三十二字:

明年,世祖定鼎京師,大壽從入關。子澤溥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1640),大壽卒。

這枯燥平淡的幾十字,從一個側面明確傳遞出祖大壽生命中最後六年生活的壓抑、灰暗:那是一種苟活。

明初有這樣一個故事:元朝末年的禮部尚書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後曾投井自殺卻被救出。雖然他是個漢人,可是從一而終的原則卻高於民族分野。朱元璋聽說此事,認為其人忠義可用,把他招來安排在自己身邊做侍從文官。朱元璋此時也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個舉動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他因為欣賞危素的忠義而把他救了上來,卻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於利用危素的品質而信任他,卻使自己成了鼓勵貳臣的人主。在危素盡心盡力地為他服務了一段時間之後,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這一點,當然,他是不會錯的,那麼只能是危素錯了。於是這個危素在他眼裡,怎麼看怎麼不順眼起來。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風後閒坐,危素從門口進來,足聲橐橐。朱元璋問:「來人是誰?」危素答道:「老臣危素。」朱元璋對危素泰然自若的語氣十分反感,冷冷地說:「老臣危素,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

不久,朱元璋舉行朝會,廷臣牽來元宮廷馴養的一頭大象來表演節目。不料,這頭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環境不太適應,死活不肯表演,讓滿朝文武大為尷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這頭大象殺了。可是事後一想,卻認為大象是忠於故主,應該褒揚,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後,他又讓人做了塊牌子,上面寫上「危不如象」四個字,掛在危素身上,來奚落這個不幸的老頭。不久,朱元璋找了個藉口,把危素流放到了邊遠地方,讓他在屈辱中鬱郁而死。

我們不知道武人吳三桂是否知道這個故事,但是,對於投降之後的精神代價,他必然比我們認識得深刻痛切。

吳三桂覺得自己生不逢時。

歷史上那座有名的寧遠城,現在叫作興城。

當年祖大壽親自督建的古城牆依然雄踞,牆頂那些青灰色的古意斑駁的城磚,曾經印上過祖大壽和吳三桂的足跡。

遊蕩在古城之中,城中心的那兩座巨大的石頭牌坊吸引著所有來到這裡的人的目光。這兩座建築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剛剛矗立起時的那種目空一切的神氣,雄赳赳地俯視著過往人群,不過現在這種神氣卻顯得有點自作多情。因為三三兩兩的遊人們只是抬頭看看牌坊上面那些依然精美的浮雕,然後摸摸下面那兩個石獅子的頭,沒有幾個人去認牌坊的主人費盡心思刻在上面的那幾個繁體字。那幾個字刻得極高,要認清楚,必須費老大的勁抬頭才成。

前面的那座牌坊上的幾個字是「忠貞膽智」,後面更為高大的那座上的四個大字是「登壇駿烈」。這些字的意思是表彰當初守衛這座城池的將軍,表彰他們的忠貞和英勇。它們要表彰的人就是祖大壽和祖大樂。這兩座牌坊是祖氏兄弟在皇帝的批准下自己修建的。後來,這兩位熱衷於自我表彰的將軍同時背叛了他們的皇帝。

看著這兩座石牌坊,最先想到的是它們為什麼要建得這麼高大,以至於經過其下的人會體驗到一種壓迫感。而且,下面還要放兩頭猙獰的獅子來保衛?

這裡面體現了一種與世俗拉開距離的努力,一種俯視一切凌駕一切的意味。而這種俯視一切凌駕一切的東西是什麼呢?是這個社會的道德觀念的核心。

基本價值觀念是一個社會作為凝聚人心整合全社會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是每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出發點和歸宿。所以,每個社會總是竭力高揚這種價值觀,鞏固這種關係社會向心力的精神制高點。

在祖大壽投降之後,這兩座牌坊已成了兩座具象的諷刺。作為繼任者的吳三桂,幾乎每天都要經過這兩座建築。不過,他卻從來沒有提議拆掉它們。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當寧遠繼任守將吳三桂三百多年前再次穿過這兩座建築之下時,他心裡想的是什麼呢?

崇禎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終於要咽下最後一口氣了。

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開朝改元,旋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吳三桂手下的三萬關寧鐵騎成了最後一張王牌。正月十九,崇禎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討調吳三桂入關事宜。這其實是飲鴆止渴的一步棋,吳三桂入關,就意味著撤去了滿洲人面前最後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吳三桂擋住了前胸,同時也把後背裸露給了敵人。面對這個難以決斷的問題,大明朝的官僚系統最後一次典型地表現了它的低效性。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視下,滿朝的文武大員面面相覷,因為怕承擔責任,誰都不敢發言。後來,還是內閣首輔、大學士陳寅打破沉默,老相畢竟閱歷深厚老謀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同時又認為調兵勢在必行。老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卻等於什麼也沒說,可是滿朝文武卻大受啟發,紛紛按這個調子發言,結果調兵之議一議再議,遷延了一月有餘仍然沒個結果。

李自成卻不必等待廷議的結果。這一個月之中,他的大軍已逼近畿輔。北京的陷落看來只是時間問題了,只有到這個時候,朝廷才下了最後決心。三月初,崇禎帝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其入關勤王。

面對平西伯這個尊貴的頭銜,吳三桂感覺不到一絲興奮。在等待朝廷決議的這一個月時間裡,他的心情應該比北京城內那些官員更為焦慮。如假設在這一個月內吳三桂曾經多次失眠,也許不會離歷史真實太遠。因為他的性格里缺乏逆來順受的因素,所以面對絕境,他的心理掙扎應該比常人激烈得多。有足夠證據表明,在朝廷作出決定之前,吳三桂已經作出了某種決定。現在,皇帝的詔命已下,大明朝的最後一個柱石之臣立即行動,檢閱步騎,帶兵上路。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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