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胡耀邦對中央生活會的「揭發批判」心有餘悸，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原諒和寬恕，因此心存恐懼。胡耀邦最後一任政治秘書劉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黃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態》披露，生活會後，他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過鄧小平一次，談了15分鐘左右，鄧很冷淡。在與劉崇文的日常交談中，他儘量迴避提到鄧小平和陳雲，萬不得已時也從不直呼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摸右邊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邊耳朵代表指陳雲，可見其之噤若寒蟬。胡耀邦還告訴劉崇文，有一次，他去拜訪葉帥，在他倆談話時，葉帥把收音機開得大大的，唯恐被人聽到。正是在這種恐懼心理狀態下，胡耀邦並不急於談他想談的那些敏感問題。他自己完全沒有想到，此後不久，他就突發心臟病而與世長辭，他晚年的這一心願竟成泡影，實在是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全文如下。
1989年4月22日，趙紫陽、鄧小平、李鵬(從左至右)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會
耀邦同志離開我們已經20年了。20年前，他走得是那麼突然，幾乎誰都沒有想到，完全出乎人們的意外。可是，他又走得是那麼自然。當時，他身體狀況很不好，1987年冬黨的十三大後他就病了，1988年冬又得了一場肺炎，後來雖然康復，但食慾不好，吃東西很少，體重不斷下降。當時，他對中央生活會的「揭發批判」還心有餘悸，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原諒和寬恕，因此心存恐懼。當時，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都比較複雜，社會上思潮起伏，議論紛紜，他是個心繫天下、憂國憂民的人，內心很不平靜而又無法抒發，因此感到鬱悶壓抑。身體不好，心有餘悸，思想壓抑，三者互為因果，互相影響，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心臟病突發而去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調配一名政治秘書
1988年11月下旬，劉少奇誕辰9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湖南長沙舉行。我當時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研究組的組長，正在長沙具體負責主持這次研討會。就在這同時，耀邦同志也在長沙休養。我們的會址是在蓉園，耀邦同志也住在蓉園的9所。參加研討會的一些領導同志，如鄧力群、于光遠、楊波等，聽說耀邦同志住在這裡，都先後去看望他。我因為會務纏身，先打了個電話給他的警衛秘書李漢平，說會後再去看他。因此他知道我也來到了長沙。會議後期的一天，李漢平來找我。我同李漢平很熟，我以為他是來看我，找我敘敘家常。可這次他是奉耀邦之命，有事來找我的。他告訴我，耀邦同志身邊現在除他之外，只有一個機要秘書，經常收到一些來信，都沒個人替他答覆;有些問題和想法希望有個人交談交談、議論議論;還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幫助做點記錄，查點資料，整理點材料。因此想讓我去當他的政治秘書，問我願意不願意。對此，我毫無心理準備，既感到突然，又感到驚喜。對於又能到耀邦同志身邊工作，為他服務，我是很樂意的。自從1959年調離他身邊之後，多少年來，我經常做夢又回到他身邊，在關東店20號(耀邦同志當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後來為趙紫陽居住)那熟悉的院落里工作。其實，當時我壓根兒也沒想過再去當他的秘書，但不知為什麼會老做這樣的夢?耀邦同志這個人是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的，幾乎在他領導下和同他接觸過的人，包括對他有這樣那樣意見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被他折服。他那無私忘我、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精神，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好學敏求、愛惜人才的熱忱，深刻、敏銳、新鮮和活躍的思想，近乎天真、過於率直的性格，愛憎分明、襟懷坦蕩的品德，就像巨大的磁石吸引著周圍的人。我想大概就是這無形的磁力，在睡夢中把我吸引到他的身邊。如今夢想竟將變成現實，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文獻研究室這邊，我還擔負著主編劉少奇年譜等一些有待完成的任務，一時恐難完全脫身。同時，我已年近60歲，身體又不大好，剩餘的歲月和精力有限;而到耀邦同志身邊工作，責任重大，他對工作，尤其是對文字工作又要求嚴格，標準很高，我害怕難以勝任，有負耀邦同志的期望。思忖再三，最後，考慮到耀邦同志當時的處境，以及我與他的關係(我從1954年到1980年一直在團中央工作，其間1957年到1959年擔任他的秘書)，他對我的了解和信任，我覺得他提出要我去當他的政治秘書是經過反覆思量、認真考慮的，我義不容辭，沒有理由不答應。只是暫時還得兼顧一下文獻這邊的工作，然後再逐步完全過渡到他那裡去。李漢平將我的意見轉告了耀邦同志，他很高興。很快就讓李漢平回北京，向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匯報(實際是通過他報告中央)，經批准同意後，即正式辦理調任我的手續。
不能釋懷的政治心結
因李漢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邊缺人，劉少奇學術研討會也閉幕了，他們就要我暫時在長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於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裡呆了一個禮拜。
在這一周的時間裡，我覺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體都比較好。當時，不斷有一些人來看望他，有親友，有當地的幹部，也有來湘工作或度假的領導人。他都熱情、謙遜地接待大家。記得有一次正在長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來看他，他堅持不讓倪來，而要自己去看倪，對方當然不同意，最後他們還是在9所相見。文獻研究室來長沙開會的同志也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並同大家親切交談、合影留念，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對於我的到來，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種高興的情緒。這一點不僅在我和他的接觸中，通過他的言談、舉動、態度、表情可以感覺到，就是在他接見文獻研究室同志的時候，有些人也感覺到了他對我的一種親切、和藹、關心的態度。我認為，這是由於他希望找個合適的人幫他做點事情的心願，現在總算落實了下來，他有一種輕鬆的感覺。早在1987年他在天津休養時，叫我去陪他打橋牌，就曾對我說：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說說，不然以後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工作時的一些經歷和決策，大約有那麼十幾、二十個問題，需要排排隊，然後一個一個把它如實地說清楚。當時他說：這件事現在還不著急，先有這麼個心理準備，作些醞釀和考慮，等以後再慢慢來。由此可見，他想要我去幫他完成這項工作，是早有考慮、醞釀已久，只是由於主客觀原因，一時還沒拿定主意，直到這次才決定下來。在長沙，他又進一步對我說：我要跟你說一些事，你記下來，不然將來我見馬克思後就說不清楚了。如實記錄，既不吹噓自己，也不諉過於人。我從來反對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將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見耀邦同志對這件事是何等的重視和關注。同時也反映了他對我所寄予的期望。
這段時間，他告訴我，1987年初下台後，他先是清理了這些年的講話稿，然後就讀馬恩全集，前後8個月，閉門謝客。後來到天津休養，李瑞環說他政治作用已經消失，要他找點精神寄託，他就作詩、寫字。他問我：你說我還可以干點什麼?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說：作詩寫字作為一種修心養性的事，茶餘飯後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這方面做出成就，留下什麼東西就很難了。正經還是把你的這段歷史留下來，特別是三中全會後處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大黨的領導地位的這段經歷留下來，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他說，我在中央工作的這段時間，也可以說是歷史的重大轉折關頭，情況錯綜複雜，意見不盡相同，我經歷了不少事情，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我希望如實地把這些事情說清楚，記錄下來以備查證。
在長沙那幾天，我將我寫的紀念劉少奇誕辰90周年的論文請他看了。這篇文章《人民日報》已發表，但刪去了前面分析形勢的一部分。他看後說，前面這部分沒什麼問題嘛!我說可能他們覺得篇幅長了吧?於是我們就談到少奇同志，我說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許多非常可貴的改革思想，人們還不大了解。又說到「文革」少奇同志無比悲慘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現在把這些都歸罪於「四人幫」，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後若有所思地說：是呵!這個問題總應該有個說法。當時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雖然已為少奇同志徹底平反昭雪，但「文革」為什麼要那樣堅決、徹底地打倒劉少奇，「四人幫」又為什麼能那樣不擇手段、肆無忌憚地惡毒誣陷、殘酷迫害劉少奇，似乎還沒有個明白的交待和說法。聯繫到他曾經自責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也違心地舉手贊成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當時除陳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無聲的反對外，誰都沒有也不敢表達自己真正的意見。因此他覺得我們黨在打倒劉少奇這件特大冤案上，還有深刻的經驗教訓需要總結。
耀邦同志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僅就他在粉碎「四人幫」後，那麼堅定不移、大刀闊斧、不顧一切地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徹底平反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系列冤假錯案，就足以證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膽有識、無私無畏，也就理所當然地得到廣大幹部、中共黨員、人民群眾的感激、愛戴和敬佩。就在前兩年我們去看望李昭同志時，還碰到有從海外歸來的遊子，帶著父母的囑託，來到耀邦同志遺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達他們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後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並不只停留於此，從他對「文革」中為什麼發生劉少奇這樁最大冤案總應有個說法的思考，說明他認為還要由此進一步深刻總結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體制上的經驗和教訓。尤其是聯繫到他自己的政治命運和政治生涯，從他親身的經歷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這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健康發展的根本所在。而這正是當時，也是他在去世前所縈繫於心，不能釋懷的最大心結。
耀邦同志對1987年初中央「生活會」對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辭職下台的事談的很少，他更關心和憂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發展。他只是覺得中央「生活會」是一個對他進行「揭發批判」的會議，人們什麼意見都可以說，其中有許多不實之詞，不能把這當作中央的正式結論。而對他在中央10年來的這段工作，是非功過，希望中央能有一個正式、公道的說法。他曾坦誠由衷地對我說：關於我的問題，我只希望中央能有個正式的說法，還歷史一個公道。應該說，這是一個合情合理、合紀合法的心願。
1988年，我因寫紀念劉少奇誕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請教一段馬克思語錄。不久，他就將這段語錄親自寫好，讓機要秘書張耀光同志給我寄來。這段語錄是：「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努力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後果。施納普漢斯基·利希諾克斯基在法蘭克福議會中大聲說道：歷史權利沒有任何日期。他說得多么正確。它確實是從來就沒有日期的!」這就是耀邦同志對在劉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所抱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和觀點。
向秘書交待三項任務
我從長沙回到北京後，溫家寶同志即派中辦人事局局長到文獻研究室，商量調任我的事情，並找我談話徵求意見。文獻研究室的領導對此都非常支持，並且表示，雖然劉崇文目前暫時還兩邊兼顧，但主要服從耀邦同志的需要。我當然沒有什麼意見。這樣，很快就正式下了調令。
這段時間，耀邦同志在長沙生了一場病，然後就轉到廣西南寧休養，因南寧的冬天比長沙暖和。過了過年，我就奉命去了南寧。
到南寧後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飯後，漢平來說耀邦同志找我。我們三個人就在一個小會議室坐下，由耀邦同志正式同我談話。
這次談話是從7時半看完新聞聯播開始的，直談到晚上9點多鐘。回來後，我馬上就在保密本上將耀邦同志談話的要點追記了下來。為了如實反映那次談話的內容，現在就把當時追記的全文抄錄如下：
耀邦同志說：歡迎你來。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處理、商量、研究、答覆、解決、辦理，如有些來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幫我起草個回信，商量個答覆意見;中央有些會議，有些問題，需要有個人商量、議論，我還是政治局委員。總之，政治秘書的任務。這類事不多，一個禮拜一兩件。
二、我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並沒有結束。1987年初下來後，先用3個月清理了我的講話稿，有幾百萬字。德平(註：耀邦同志的長子)也幫助看了看，他說沒有錯誤。後來又用5個月翻了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記號，這次寫了筆記。那8個月是過於勞累，影響了身體。十三大以後就生病了。我也不會發難，有家庭妻兒子女，不能捨得一身剮了。同時也不做壞事，不做醜事，從來也不做壞事，基本不做醜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環說，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應找點精神寄託。我就寫詩，在山東寫了十幾首，家裡人看了覺得不錯，可送給一些專家看了，認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韻律。後找了王力的詩詞格律看了，再看別人的詩，現在不敢寫了。
我參加革命至今已60年，想從近到遠，即先從下台一段開始，逐步往前，一段一段把一些事情記錄下來。需要有人幫助查點材料，排點順序。我講，你幫助追記，以備將來查閱，有些事情我不說就沒人知道了。不吹噓自己，不委過於人，如實記錄，我從來反對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將是非曲直搞清楚。我還有許多批示。60多年，逐步往前講，有經歷，有風險，有趣聞。
回憶錄現在不寫。
這件事也不著急，慢慢來。只是備查性質，也不搞什麼東西。但要幫我排排時間。
三、我現在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了，但對一些重要問題還有些看法、觀點、意見。對這些需有人幫我一起議論，記錄下來，如成熟可以寫點東西。比如對物價問題的意見，我一直是不主張全面漲價的。周杰告我：紫陽在一次小組會上就說過，耀邦同志一直不同意漲價。十三大政治報告，紫陽要我談談意見。我說給寫作班子談不好，我同鄭必堅談。我認真看了幾遍，同鄭秘書邊談邊議了三天半。我問他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說同意，他也做了點記錄，但後來他說只簡單轉告了幾句。趙後來問我看後意見如何，我說同鄭說了，但沒說議了三天半。
就這三件事，是否還有第四、第五件事?
體重下降心有餘悸思想壓抑
跟我談話後，我覺得他似乎輕鬆些了。第二天上午他就揮毫寫字，寫了幾幅唐詩，字寫得相當流暢、漂亮。本來我想請他為我寫幅字，但心想我剛來到他身邊，就開口要他的字，似乎不合適，反正來日方長，以後再說。他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笑著說，你看哪幅好就拿去做個紀念。於是我就留下了他寫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條幅。
即使如此，直到這時，耀邦同志仍心有餘悸，尚存畏懼，頗多顧忌。本來他最關心的是在中央工作期間的一些事情，覺得他要是不說就沒人知道，將來是非曲直就搞不清楚了。可是他卻說要記錄參加革命60年的經歷，從近到遠，逐步往前，一段一段展開。自然，耀邦同志也有將他一生經歷記錄下來的想法，但同時他也有藉此以掩人耳目的意思。而且，他又一再聲明，現在不寫回憶錄，只是為了備查，並不想寫什麼東西，就是怕引起猜疑，招來麻煩。正如他所說的「我也不會發難，有家庭妻兒子女，不能捨得一身剮了!」更明顯的是，找我談話後，他並不急於開始進行這件事，而是不斷說不著急，慢慢來。我當時就覺得他還存有顧慮，認為時機還不成熟。迫使他下台的那次生活會的陰影，一直還籠罩在他的腦海里。對於黨內鬥爭，耀邦同志一生經歷的太多，留下了難以磨滅和忘懷的印記。剛參加革命，他還是個紅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團，差一點送了性命。「左」傾路線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來的延安整風，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他都是過來人。特別是「文革」前，他在擔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時，被當時西北局發動的對他的批鬥，整得體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後來還是葉帥(葉劍英)把他接回了北京。這次中央生活會，他當然知道，其嚴重程度，與陝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他總覺得這件事可能還沒完，他還沒有得到真正的寬恕和原諒。在他下台前後，小平同志曾對他說，你的問題揭到哪裡算哪裡，讓大家揭。還說：你總覺得我妨礙了你!你老想樹立自己的形象!生活會後，他曾同李昭去看望過鄧小平一次，談了15分鐘左右，鄧很冷淡。在我們日常的交談中，他儘量迴避提到小平和陳雲同志，萬不得已時也從不直呼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摸右邊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邊耳朵代表指陳雲，可見其之噤若寒蟬。他還告訴我，有一次，他去拜訪葉帥，在他倆談話時，葉帥把收音機開得大大的，唯恐被人聽到。正是在這種恐懼心理狀態下，他並不急於跟我談他想談的那些問題。他自己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大家也萬萬沒有想到，此後不久，他就突發心臟病而與世長辭，他晚年的這一心願竟成泡影，實在是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
在那段時間，他一方面還心有餘悸，唯恐再有什麼閃失，又招致不測，另一方面對於當時國內複雜的政治、經濟形勢，他又不能無動於衷。1989年的春天，國內形勢很複雜，社會上思潮起伏，有些動盪不安，知識界、思想界議論紛紜，異常活躍，經濟形勢也比較嚴峻。中央內參每天都反映不少這方面的動態。他是一個時時刻刻都不忘國是的人，包括在下放幹校勞動改造時，他都不忘關心國家大事，當時被人們譏笑為不識時務，批判他是不老老實實勞動改造。可作為一個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了黨和人民事業的革命者，這就是他的一種本能，一種歷史責任和生活信念的本能。可這時他的處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又不允許也沒有可能讓他發表意見。他心潮起伏，又十分壓抑。記得當時中央決定4月份在京召開政治局會議，議程是討論研究教育問題。耀邦同志收到通知後，覺得教育問題今天已不是熱門話題，而且也拿不出多少錢來。關鍵還是經濟問題，要好好把糧食和多種經營搞上去。他認為，不要出的題目太多。如果問題一時解決不了，今年可以少開一次全會。今年是建國40周年，9月還要開一次全會，不知道40周年還能拿出點什麼東西來?賣些黃金?我們的黃金也不多，賣不了多少錢。他還說，國慶40周年要開個幹部大會，由紫陽作報告，總結建國40年的經驗，不拿出一個好報告怎麼行?當時我曾對他說，回京後，紫陽同志可能來看你，徵求你的意見，你要有些準備。他說，他不會來看我，如果來徵求我的意見，我先問他對當前形勢的看法。我說，現在形勢非常複雜，你還是以不講話發表意見為好。他當即回答說：惹不起，躲得起。我可以學陳雲同志，不說話。
到南寧後，我覺得耀邦同志的身體和心情都不如在長沙。特別是他食慾不好，吃東西不多。他的牙齒一直不好，脫落不少，但他又不願拔掉重鑲，主要靠牙齦咀嚼，這也影響他進食。我們勸過他多次，他怕疼，也怕麻煩，就是不同意拔牙鑲牙，對此我們都很擔心。其實我們每天的伙食都很好，可他就是沒胃口，也嚼不動，只是對一種酸甜的小菜感興趣，可那又有多少營養?他的體重不斷下降，我們為此都非常憂心。大家想方設法幫他增加些營養，就讓廚房做些魚糜、肉糜的粥食給他吃，但也沒有多少效果。
拖著病弱的身子，帶著心存的餘悸，懷著壓抑的苦悶，3月底，耀邦同志從南寧回到了北京。他是回來參加人代大會和政治局會議的。回京後，因為他要參加會議，又不斷有人來看望他，我沒多少事，就先回文獻研究室處理一些劉少奇研究組的事情，但隔幾天去看看他。
就在他參加政治局會議突發心臟病的前兩天，他對我說：我不想呆在北京，開完會我們還是到下面去。同時，他又犯愁地說：到哪裡去呢?不知道人家歡不歡迎我?因為有這個顧慮，他還是想到天津去，覺得和李瑞環比較熟悉，去他那兒可能方便一些，但仍然擔心李瑞環是不是歡迎他。我當時對他說，你這是多慮了，不僅李瑞環會歡迎你，你到哪裡去，人家都會非常歡迎的。這也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情，總覺得自己現在還是「待罪」之身，深怕連累、影響了別人，給人家帶來困難和麻煩。
4月8日，李漢平打電話告訴我，說耀邦同志在參加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心臟病，經搶救後住進了北京醫院。我十分震驚，立即趕到醫院，並在此後幾天，同李漢平輪流守候在那裡。那幾天，他的病情反反覆覆、好好壞壞，我們的心情也是起起伏伏、憂憂喜喜，但總覺得他會渡過難關，恢復健康。到第7天頭上，我們更相信這一點了，因為據說急性心梗只要過了7天就相對安全了。可是，就在他發病後的第7天——4月15日，人們沒能把他從死神手中奪過來，他就那樣急促地離開了我們。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一直覺得，可以想像耀邦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是怎麼突發心臟病的。他當時在那樣一個場合和環境裡，肯定是思緒萬千，心潮起伏，他有許多話想說卻又不能說，他憂國憂民卻又一籌莫展。無比的憂傷苦惱，巨大的思想壓力，不斷衝擊著他那病弱的身體，結果導致血壓急劇升高，心臟大面積梗塞，終於一病不起。最後，這位協助鄧小平開創了中國歷史新紀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這樣帶著悲哀和遺憾，很不心甘情願地走完了他73年光輝的人生歷程。
耀邦同志逝世後，中央為他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追悼會。中共中央的悼詞，全面公正地評價了他偉大的一生，特別是他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在他90年誕辰時，中央又為他召開了隆重的紀念大會，再次肯定和頌揚了他的歷史功績。我相信，隨著時代的前進，他生前的遺願，終究都會一一實現，因為歷史是無私、也是無情的。
2009年2月於廣西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