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軍自1969年翻身，換防至京畿地區後，就陷入政治鬥爭的旋渦中。有感於對38軍的歷史，尤其這支部隊在文革期間的表現，多有誤傳，本文作者余汝信在其博客撰文，梳理38軍在文革中的史實。
楊成武提議38軍調防保定，此議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圖為1985年5月，楊成武重返瀘定橋
對38軍的歷史，尤其這支部隊在文革期間的表現，多有誤傳，實有予以澄清之必要。
38軍，文革期間的番號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三十八軍」。其前身，是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1縱與2縱、6縱，合稱林彪「三虎」，同為公認的東野主力。追溯至更久遠的歷史，其112師334團的前身，為1928年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平江暴動後創建的紅5軍之一部，113師338團的前身，為1932年吳煥先等重建的紅25軍75師一部。1937年8月，兩部分別改編為八路軍115師的兩個營。112師335團和113師337團，前身亦為以紅軍幹部為骨幹組成的115師一個營和一個補充團。該軍114師，前身則為東北軍111師，1942年起義投奔中共，後改編為八路軍山東軍區濱海支隊。
「三虎」之中，1縱、2縱與林彪的淵源遠不及6縱。6縱16師，即後來的43軍127師，其歷史可溯源至北伐戰爭中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獨立團(即中共早年掌握的第一支正規部隊——「葉挺獨立團」)。1926年，林彪從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分配在該團當見習排長，從此與軍事生涯結緣。
弄清歷史淵源，是重要的。不要老說38軍與林彪本人如何如何。如果非要說什麼林彪嫡系，真正算得上的，只有一個127師。說38軍是林彪嫡系，怎麼不說它是彭德懷賴以起家的老底子?1縱在東北戰場確實打得好，原因一是其基礎好，二是林彪指揮得當，與其是否嫡系，並無必然聯繫。
1953年7-8月，38軍返國，集結於吉林省境內長白山地西南端。軍領率機關駐通化市內，所轄112師師部，位通化市郊廟溝;113師師部，位山城鎮;114師師部，位海龍。1967年2月15日，軍委電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為了更好地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加強戰備」，決定對陸軍第21、69、38軍的部署，作出調整：
21軍，由山西移駐西安、寶雞地區，由北京軍區調歸蘭州軍區建制。駐甘肅平涼地區之陸軍第62師，歸還21軍建制。
69軍，由河北保定地區移駐山西，接替21軍防務。
38軍，由吉林通化地區移駐河北保定地區，接替69軍防務，由瀋陽軍區調歸北京軍區建制。
軍委又令：「以上部隊接到命令後，應迅速做好行動準備，儘快開動。21軍、69軍務於3月5日以前全部到達指定地區，38軍務於3月8日以前全部到達指定地區」。
三個軍的連環調動，牽動大，時間緊。據38軍軍史稱，2月15日凌晨4時許，受領移防預先號令。當日，軍部分主要領導即乘飛機先期到達。16日0時15分，受領瀋陽軍區轉「部署調整」電令，18日19時12分，先頭部隊第334團1營乘火車離開通化，從下達預先號令到第一列列車發出，中間僅有三天時間。
所以，據該軍軍史，可以確切得知，38軍調防保定的時間，是1967年2月，而不是在「文革前夕」，時距毛澤東解決北京市委「獨立王國」，已近十個月。
38軍移駐保定地區後，代號改為4800部隊。時軍長李光軍，年48歲，政委王猛，年47歲，皆為38軍的新人。
李光軍，江蘇睢寧人，新四軍——三野出身。1947年任華東野戰軍2縱6師17團團長，後任由6師整編的21軍63師師長，1956-59年曾赴蘇聯總參高等軍事學院學習四年，回國後歷任39軍副軍長、64軍軍長，1964年由大校晉少將，同年接替鄧岳，任38軍軍長。
王猛，河北鹽山人，八路軍——二野出身，在二野16軍46師歷任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1954年調任長春第二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1961年任校政委，正軍級。同年二政校撤銷，向瀋陽軍區政委賴傳珠要求回野戰部隊，未有正軍職務可以安排，降任38軍副政委，在所不計。1964年與李光軍同時晉升少將，1966年12月，接替於敬山任軍政委。
1968年「楊余傅事件」後批「華北山頭主義」，鄭維山說，38軍調防保定，是楊成武提議，得毛澤東批准。楊成武此議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筆者不好妄自揣測。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楊成武此舉，卻應了一句老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38軍的到來，成為楊所支持的北京軍區的一大麻煩。
關於保定的軍事地位，明末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東匯。宣府、大同為之屏障，倒馬、紫荊為之阻隘。聯絡表里，翊衛京師，誠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難，保定恆先受之」。
上世紀50年代初，河北省會、省軍區、69軍軍部同駐保定。1958年，省會、省軍區搬至天津。1966年4月間，中央醞釀天津為直轄市，河北省會、省軍區再由天津回遷保定。
1967年1月，河北省軍區和69軍介入保定地區文革。2月11日，宣布有三萬餘人的「河北省工農榮復轉退軍人紅衛兵保定八一造反總司令部」(「八一總部」)為反動組織，出動27個連隊，以武力強行取締了「八一總部」等多個群眾性組織，逮捕1200餘人，入獄238人。
38軍初抵新防區，於2月24日奉命與省軍區一起擔負保定地區的支左任務，成立支地辦公室。軍黨委分工，第一書記、軍長李光軍管「三支兩軍」，常委、副軍長劉海清、副政委邢澤輔之，並主管保定市支左，擋在第一線。第二書記、軍政委王猛管軍內，對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區支左之初，38軍尚無一定之見。自1967年4月以後，以「八一總部」平反與否為導火線，保定造反派組織重新洗牌，組合成「工總派」(即「農大造反團派」)和「工籌派」(即「革命紅樓派」)兩大派系，較穩健、保守的「工籌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受省軍區排斥的較為激進的「工總派」，主動對新來乍到的38軍示好，尋求支持，38軍與河北原當權勢力無任何牽連，在感情上亦傾向於「工總派」，與「工總派」一拍即合。
38軍與省軍區(當時稱保定「兩軍」)在支持誰的問題上各持己見，漸行漸遠，裂痕加深，終致水火不相容。與省軍區榮辱與共的北京軍區，對38軍頗有微詞。保定兩派也各恃有軍隊方面支持，衝突四起，武鬥不斷。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於1967年6月22-23日發生在保定市內的河北農業大學，兩派近萬人大規模混戰，雖得38軍和省軍區趕至現場試圖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傷(其中部隊數十人)。
為解決保定問題，八月，中央通知保定兩派代表進京匯報。期間，兩派代表與「兩軍」——河北省軍區馬輝(司令員)、曾美(政委)，38軍李光軍、劉海清簽訂了雙方關於立即制止武鬥的協議，武鬥稍歇，但兩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間，陳伯達在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視察，為省革委會的成立清除障礙。時駐河北各軍、省軍區均傾向於各地較保守一派，唯獨38軍支持激進派，陳等急於穩定局勢，在保定等地的講話中，未免站在北京軍區立場，對38軍支持的一派作了嚴厲批評。如鄭維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鄲炮14師駐地接見兩派群眾組織代表和駐軍負責人時就說：「農造團頭頭崔士林，他父親崔田民(余註：軍委鐵道兵第二政委)，崔田民利用501狂派(余註：指石家莊鐵道兵學院「鐵道兵團」)，伸向石家莊，是河北的反軍罪魁禍首。崔士林利用造反團來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縣破壞大聯合的，各縣大聯合都被破壞了，五月份以來對付群眾，對付河北省軍區和北京軍區……」。
「農大造反團」為「工總派」核心，是得到38軍支持的，陳等講話雖然都沒有明點38軍的名，但無形中給38軍造成了壓力。
惟北京軍區各人知道，38軍是毛澤東本人批准調至保定。毛澤東、林彪對38軍的態度如何，鄭、李等人揣摸不透，不好太造次。與其和38軍硬頂著干，不如退一步以避其鋒芒。
1968年1月28日，鄭維山、李雪峰聯名簽發致毛澤東及中央的《北京軍區關於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建議在省革委會成立同時，省會由保定遷至石家莊，其理由是「石家莊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頭，工人階級隊伍比較堅強，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即發文批准鄭、李的報告。
到了1971年1月華北會議期間，李雪峰在「我的檢查」中檢討了此事經過：「在河北省革委會成立前後，陳伯達直接出面在籌備會上講話，進一步打擊三十八軍，壓迫另一派群眾組織。他策劃了省會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鄭維山同志同意，兩人聯名寫了報告，用他編造的搬家理由，欺騙了中央」。
不及兩載，河北省會三易其坡，也真夠折騰的了。事後有人說，這是鄭、李故意讓38軍難堪，此說似乎不無道理。石家莊是63軍軍部所在地，河北省革委會組成人員中，63軍軍長張英輝、省軍區馬輝、曾美同為副主任，而其他各駐軍首長，包括38軍軍長李光軍，則只是常委，這安排本身，就很難說沒有親疏之分。
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發生。楊成武是鄭維山的老上級，現突被撤職，無疑打了鄭一記悶棍。鄭自顧不暇，稍舒緩了38軍的壓力。3-8月，中央在北京舉辦保定兩派代表、兩軍參加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保定班，學習班長達五個月，在中央的督促下，由改組後的軍委辦事組出面做兩軍工作，兩軍、兩派都各作了一些讓步，通過協商，8月中，成立了保定地、市革委會，地區革委會主任，由38軍副軍長劉海清擔任。
10月，李光軍突接調令，平調至武漢軍區任副參謀長。李的調動過於匆促，顯得有點不大正常。據張雲生說，調離李光軍是楊成武當軍委辦事組負責人時提議的，楊並提議由63軍副軍長徐信遺補空缺。報至林彪處，林不同意徐信到38軍，有意在本軍提拔劉海清升任軍長，壓下了此事，並由此對楊成武產生戒心。李光軍的正式調動，已是在楊成武被撤職大半年之後，內情究竟是否如張雲生所言，今天已難以考證。但北京軍區不喜歡李光軍，應是事實，是劉海清而不是徐信接替李光軍任軍長，亦是事實。
11月，省軍區機關最終隨省會搬遷由保定移駐石家莊，38軍壓力再大減。
1969年，是38軍翻身的一年。
2月間，北京軍區政委謝富治召王猛到京，當著鄭維山的面宣布：保定問題，由38軍負全責，北京軍區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會不要介入，河北省軍區更不要介入。今後，保定問題直接報告謝富治。謝沒有說明，這是那一方面的決定，但王猛可以感覺到，不可能僅是北京軍區層次的，應該是中央的決定。
這一決定由謝富治來傳達，頗為微妙。其時，北京軍區政委共三位：李雪峰、謝富治、劉格平。李為兼任，劉常駐山西，實權已向謝轉移。同年12月，中央對北京軍區黨委作了調整，謝富治、李雪峰、鄭維山、陳先瑞四人為軍區黨委書記，謝排名於首。謝對38軍較為放手、支持，處事似比鄭、李公道，事情在向對38軍有利的方向發展。
保定成了38軍一家天下後，王猛對兩派都採取了嚴厲的高壓政策。7月，38軍和保定地區革委會聯合發出「七二二」布告，提出了兩派制止武鬥、上交武器，無條件回廠、回校，按系統、行業、班組搞大聯合，堅決鎮壓反革命等一系列強制性措施，8月10日，地區公檢法機關軍管會在保定市體育場召開「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宣判大會」，十萬多人參加，38軍、北京軍區和保定地、市革委會的負責人到會講話，會上宣判，對抗「三個布告」的兩名「行兇殺人犯」死刑。高壓態勢之下，8月底，保定地市實現了「三結合」，到10月，收繳武器工作基本結束，武鬥工事全部拆除，武鬥人員全部返回原單位，武鬥停歇。
軍事工作方面，38軍此時也受到軍委的格外青睞。1969年2月24日，軍委電示稱，經毛澤東批准，決定將38軍組編為摩托化軍。編成：軍轄三個摩托化師和軍直炮兵團、火箭炮團、高炮團各一個。師轄三個摩托化團和坦克團、炮兵團、高炮團各一個。翌年10月，全部完成組編任務，38軍成為全軍首個摩托化軍。
1969年10-12月，63軍從河北移駐山西，軍領率機關從石家莊移駐太原。原被北京軍區視為「刺頭」、「驕傲自滿」的38軍沒有被攆出河北，反而，「華北山頭」的「老大」63軍離開了河北，這真有點兒諷刺意味。翌年3月，38軍黨委第一書記、政委王猛增補為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成員，38軍負責人首次進入河北省核心領導層，這在前兩年也是不可能的事。
1970年8月，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翻車，李雪峰、鄭維山均受牽連。12月10日，38軍黨委報告軍委辦事組並中共中央，「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38軍黨委的報告，意在借批陳一吐自調防華北後所受的烏氣，今天看來，報告一如當時的眾多揭發批判材料，不乏牽強附會、言過其實之詞。惟毛澤東正愁沒有攻陳的炮彈，38軍報告正中下懷，即於12月16日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各同志：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以上建議，是否可行，請酌定」。
毛澤東口頭常言「實事求是」，這個批示，就十分不「實事求是」。其一，陳伯達以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去河北各地協助解決兩派紛爭，並非越權。平息地方兩派紛爭，不是北京軍區的「軍政問題」，北京軍區也絕無可能去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所為，何況，陳的所為符合當時「大方向」。其二，毛澤東一句「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將原與此事無關的林彪扯了進來。林彪是否真的對毛說過這樣的話，大有疑問。對38軍，對北京軍區各軍的矛盾，林彪其實十分注意避嫌，從不表態。根據目前根據目前已知的材料，自38軍調至保定，林彪從未到過該軍，從未召見過該軍的任何幹部，該軍的負責人，亦從未單獨求見過林彪。這也是「9·13事件」後38軍各負責人能安然擺脫干係的重要原因(至於《571工程紀要》將38軍列入「借用力量」，僅是林立果一廂情願，與38軍本身無關)。
無論如何，38軍的批陳報告，使毛澤東找到了一塊「石頭」，砸向了陳伯達、鄭維山、李雪峰。毛批示當月，王猛獲提升為北京軍區副政委。次年7月，經毛、林同意，中央調王猛任國務院國家體委革命委員會主任，並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王在任期間，對江青等插手體委漸生反感，有所抵制，江也不悅王，欲借「四屆人大」之機提拔莊則棟取代之，王樂得離開體委，「四屆人大」前夕，調回部隊任武漢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四人幫」倒台後，應國務院有關負責人要求，於1977年2月，重返國家體委任主任(軍內職務保留)，1981年7月，再回部隊，升任廣州軍區政委，1985年以大軍區正職待遇離休。
文革奉行體育外交，王猛對外以國家體委主任身份幾乎天天露面，聞名於世。知情者言，以王猛的才幹，80年代本可更上一個台階。惟以筆者愚見，王雖不滿陳伯達、頂過江青，在國家體委亦做了不少好事，卻也支持過保定地區造反派。就因為這後一條(這本是文革客觀環境所致)，在主軍的鄧小平心目中就大打折扣。王猛能以大軍區正職「安全降落」，相對於他的同儕，已屬萬幸。這些，已是後話。
197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徵詢對三支兩軍問題的意見的通知》，根據《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三支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軍隊在已建立黨委的地方和單位，陸續撤銷「三支兩軍」機構，撤回人員。前於1971年接替劉海清任保定地區革委會主任的38軍副政委徐煒，亦於中央《通知》發出後的翌年3月調回部隊。在軍隊主政的高峰時期，38軍除22個團分管保定地區23個市、縣的「三支兩軍」外，還抽調幹部戰士到京中央國家機關、大專院校「軍管」、「軍訓」，如當時的軍參謀長朱月華，就曾奉命到京任國務院對外文委軍管小組組長。
1974年，全國「批林批孔」。江青要抓「批林批孔」、批所謂林彪軍事路線的典型，抓到了38軍。江青派工作組到38軍113師338團8連進行「批林批孔」試點，給8連送「批林批孔」材料，形勢所迫，38軍也不得不派人到8連「總結經驗」，這些「經驗」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多次發表，8連聞名全國。當年7月28日，王洪文、江青請北京軍區三位負責人和38軍的四位領導到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飯，第二天，王洪文、江青、陳錫聯、紀登奎等到38軍呆了一個晚上，召開河北省及駐保軍、地主要領導及338團8連全連參加的接見會，王、江講話、贈書，江青又作「順口溜」夸38軍，折騰了好一陣子。但以後的事實證明，江青等所為，徒勞無功。表面虛與委蛇，是沒有辦法的事，關鍵時刻，軍隊不可能與他們走到一塊。
1974-76年，「批林批孔」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保定地區武鬥、混亂再起，河北省委、省軍區難以遏制，中央不得不再次動用早已脫離地方「三支兩軍」的38軍。1976年11月15日，以北京軍區第二政委秦基偉為組長，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38軍政委王丕禮為副組長，北京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吳岱、河北省軍區司令員馬輝、38軍副軍長李連秀為成員的「中央解決保定問題領導小組」進駐保定。38軍奉命於11月16日對全區各武鬥據點實行武裝包圍，之後，收繳槍枝、拆除工事、解散武鬥班子，12月13日，保定集中500餘人赴京參加由解決保定問題領導小組舉辦的「學習班」，同時，由省委、38軍組建的聯合工作組進駐保定，配合地、市委工作，形勢迅速好轉，保定此一文革的「重災區」，方根本結束了十年的反覆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