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日中國上海建築工地的農民工
近兩年，隨著製造業企業大批倒閉，公共工程與建築業陷入蕭條，中國3億農民工的出路再度成為話題。3億多失業者，是美國人口的總數。失業者達到這個數量，占社會總勞動年齡人口的32%，無論是數量還是比率，任何社會都不容小覷。
他們為什麼有家難歸？
今年7月，澎湃新聞發表了一篇《中國3億新工人現狀：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文中的「新工人」，是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對農民工使用的新稱呼。文章列舉了一組數據：2014年全國打工者共計2.74億人，其中8400萬人從事製造業，6000萬人從事建築業，2000萬人從事家政服務。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
文章發表之時，中國正面臨更大的失業潮，貴州畢節剛出現一家四位留守兒童喝農藥集體自殺事件，總理李克強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以便與家人團聚共享天倫。這次五中全會提及要普及高中教育，含有讓農村青年在學校繼續接受教育、推遲進入社會的意思。
問題是：這些進城的農民失業之後，固然因為「城市居，大不易」而無法在城市裡生存下去，但真要回到鄉土，也會發現自己有家難歸。其間原因有多重，澎湃文章敘述時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對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有所了解的人，均明白那幾句話勾勒了中國鄉縣社會生態。
農業生態系統在崩潰
文章提到「農業生態系統在瓦解」，「瓦解」其實是「崩潰」的好聽說法。所謂農業生態系統主要由水、土、氣候（空氣、雨水等）構成，中國農業這三大基本要素都面臨嚴重破壞。2014年4月，中國政府發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指出調查範圍達6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二），約有5000萬畝耕地因受到鎘、鎳和砷等重金屬污染而無法耕種。這些土地主要集中在中國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等經濟發達地區。
中國水資源被概括為「兩大痛點」：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2014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數據是政府的保守測算，但也讓人沮喪：近三分之二地下水和三分之一地面水人類不宜直接接觸。水污染對工農業、市政工業和人體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達2400億元。空氣污染有霧霾為證，各地經常會下黑雨、紅雨等含有各種嚴重污染物的雨水。
污染物會通過農業用水傳導至農產品。加上農藥的過度使用，中國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大概20%（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透露的數據）。這就註定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毫無競爭力。由於污染、生產成本上升等各種原因，中國糧食質量次，但價格卻比國際市場高出20-30%。如果不是政府補貼並限制農產品進口，中國農業早就垮掉了。為什麼要限制更便宜的外國農產品進口？中農辦主任陳錫文說得很清楚，除保證供給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關係之外，「更要考慮還在農村居住生產生活的6億多農民」。
更重要的是，近十幾年以來，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總收入的主要部分。僅僅依靠種田，就算政府補貼維持高於國際市場價的收購價格，由於人均耕地太少，種地收入仍然非常微薄，遠低於打工收入，無法維持農民家庭生活。也就是說，農民工即便想回歸，其家鄉已經失去支撐其回歸的物質條件。
鄉村社會痞子化
與農業生態系統瓦解同樣嚴重的問題是鄉村社會的痞子化，農村基層組織村委會基本由地痞流氓把持。當年我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已經指出這一問題，此後情況越來越惡化。2003年開始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之後，政府在放棄從農村直接提取資源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農村社會秩序的關注，農村基層組織逐漸淪為黑惡勢力把持之地。國內媒體的相關報導與調查報告有很多，本文以《瞭望》新聞周刊的《引導好農村特殊群體》（2009年第30期）為例。
《瞭望》文章說，自稅費改革以來，中國農村基層組織與農民的關係由「緊密型」變為「鬆散型」，基層組織職能出現某種「空位」，一些鄉村惡勢力趁機把持了鄉村基層政權。這種勢力約有三大類：一是農村家族勢力。這類勢力既可能幫助黨和政府化解矛盾糾紛，管理不好也容易成為基層政權的「毒瘤」。主要原因是大姓可以操縱基層選舉，因此只顧及本家族的利益，容易與弱勢家族發生利益衝突；二是農村宗教勢力。有些宗教勢力在導人向善方面具有一定積極因素，但一些邪教、流教卻危害不淺。三是農村一些刺頭、混混即鄉村痞子等逐漸活躍，通過操控基層選舉或與村幹部勾結實現自身政治訴求。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文章結論。該文說，對這些鄉村惡勢力不能一棒子打死，建議政府要利用誘導這些勢力管理好鄉村。文章作者顯然借鑑了中國小學教師使用刺兒頭當勞動委員、體育委員的經驗，但顯然沒考慮的是：中國鄉村社會不是青少年世界。這些鄉村惡勢力唯一的制約是政府權力。在政府權力面前，這些勢力當然會服從，因為他們深知，再惡的黑社會也鬥不過政府這台國家機器，但可以通過金錢等物質利益結納官員，換取官員對其在鄉村治權的認可。但面對民眾，這些強橫的鄉村痞子又怎會考慮對方利益與鄉村的社區公共利益？
現階段，中央政府與鄉村的關係，其鬆散有點像民國時期。不同的是：民國時期，延續千年的鄉紳自治傳統猶在，雖然已經出現了土豪劣紳，但總體上鄉紳還保留著傳統道德，以維持鄉村社會公共利益為自身責任，因此，鄉紳主導下的鄉村自治是良性的。中共消滅了鄉紳，培植農村邊緣人甚至痞子做為土改骨幹，並讓這些骨幹成為合作社、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基層幹部。傳統的鄉村自治早被痞子文化摧殘殆盡，因此，中國政府放鬆對農村的管制，留出來的權力空白必然由痞子惡霸填補。
如果說《瞭望》新聞周刊這篇文章比較骨感，習慣於通過故事感受現實的人可以去讀近年來中國媒體網絡大量刊載的《我的家鄉在淪陷》或者《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這類文章，所有的故事都在訴說相同的現象，即鄉村社會的痞子化，瀰漫在鄉村上空的絕望（有的文章稱之為「死亡氣息」）。
正常的社區是個利益共同體，但已經嚴重痞子化的中國鄉村，卻很難被稱之為利益共同體。鄉鎮企業製造的污染，讓周圍鄉民受害，辦企業的家族卻從中獲益。生活於鄉村的人，大都將眼光放在眼前微薄的利益上，任何公共事業，哪怕是與村民就業有關的企業，也會因這些短視而受到破壞。BBC《大家談中國》欄目曾登載過一篇河南網民的來稿《農民工紮根家鄉的現實之困》，文章末尾所述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拿筆者所在的村莊來說，去年曾有外地商人在村里建了個服裝廠，但廠房建成後，當地各種部門就隔三差五的『光臨』，以各種理由吃拿索要。頂著這種壓力，工廠開工後，由於工人都是當地村民，他們想方設法從廠里『揩油』，就連做羽絨服所用的羽絨，都被人隔著牆扔了出來。就這樣，工廠運轉不到半年就倒閉了。」這種現象當然並非河南獨有。
也因此，中國鄉村再也不是農村遊子可以回歸的田園，家鄉只存在於他們的念想之中。許多新工人失業之後，寧可遊蕩在城市，也不想回到家鄉。
鄉村痞子化這一過程，幾乎與中國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同步。中國的地區行政治權由中央、省、地（市）、縣、鄉（鎮）五級構成，縣級政治是決定中國地區政治生態的關鍵，縣政府是鄉（鎮）、村的直接管理機構，縣級政治生態則是鄉村政治生態的高級版。
湘北紅鎮：鄉村社會痞子化的一個樣本
《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一篇《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2015-10-29），是作者對自己在湘北紅鎮的田野調查的一份簡略介紹。作者揭示了一個事實：大量留守兒童成為鄉村混混的主力軍。
紅鎮地處湘鄂贛三省交界，資源匱乏，近年來發展賭場經濟與高利貸，衍生出一條食物鏈，為賭場看場子、當「保全」的賭場打手，以及為高利貸者收取息錢抽取佣金的統稱之為「吃血飯」。這些年輕人約在15-20歲左右，大部分都是因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裡，由留守兒童成長為鄉村小「混混」。
混混們的存在不僅顛覆了鄉村秩序，還顛覆了鄉村的價值觀。調查報告說，紅鎮裡「大混混」賭場老闆、高利貸主們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開始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轉而紛紛效仿：「在鄉村內部壓制力量與懲罰機制日漸消亡的情況下，『混混』獲得了足以震懾他人的價值再生產能力，而鄉村社會不再認為『混混』行為是一種越軌和罪惡時,被認可的『混混』人生觀進而占據了鄉村價值系統的主流地位」。紅鎮一些村民在發生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時，也開始利用這幫小「混混」來達到目的，如利用他們解決鄰里糾紛、農忙時搶水紛爭等。
男生做鄉村痞子，女生則外出賣春。紅鎮調查寫道：紅鎮中學教師黃某某在這個學校當了6年老師，教過的學生當中已經有100多女生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其中只有10幾個是通過學技術就業，其餘幾乎都是「不正經就業」，潛台詞很明白，那就是「賣」——對於不少農村女孩來說，「賣」並沒有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2013年9月13日，中國少年兒童基金會發布《女童保護研究報告》，稱留守女童占被性侵人群94%，施害者多為同村男性甚至親屬。
紅鎮調查作者指出，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家庭社會化教育，從村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中脫離」。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缺少家庭教育與關愛的孩子心理都不健康，容易成為不良青少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流動兒童達3600萬，合計將近1億，幾乎占中國人口的1/14，是農村青少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將對中國社會產生什麼影響，紅鎮的情況至少算是一種類型。
紅鎮調查的結論因為借用了社會學語言，所以有一段看似充滿矛盾的陳述：比如「具備一定自制力的紅鎮『混混』形成了一個相對隱性的社會。這個相對隱性的社會一方面因為對村莊社會秩序的侵蝕，而顯性地呈現於紅鎮社會當中，另一方面又由於與村民日常生活的融合，而隱性地存在於紅鎮社會當中。」這段話實際上想表達的是：隱性社會參與了構建顯性社會的社會秩序，並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十多年前，中國黑社會勢力猖獗之時，勢力大的黑社會組織被當地人稱為「第二政府」，揭示的是警察與黑社會共同治理當地社會這一現象。
鄉村社會痞子化與縣城政治黑社會化呈同構狀態
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計有2860個，其中1463個縣、117自治縣。縣級政治的劣化，一是體現為家族政治，二是體現為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1、縣級政治的家族化
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中縣『家族政治』現象調查」》。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南陽新野縣，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與縣長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在中縣之內，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級幹部），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現代政治中，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60餘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之外，從未脫離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在《中國為何容易出現「政治家族」？》一文中，我指出家族政治產生的幾個原因：
A.家族政治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殷周兩朝，中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權力按等級分配，世襲罔替；
B.中共執政時期從未真正建立過合理的精英選拔機制。在毛時代，這一時期的精英選拔以血統原則為主。與以前的血統原則重視精英相比，毛則是逆向而行重視草根與邊緣人的「出身論」。在毛的所謂「紅色接班人」的選拔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統原則。從1998年高等教育產業化開始至今，社會呈現向「身份型社會」復歸的跡象。黨政事業機關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血統原則在競爭中的作用日顯重要，「二代」現象表明中國精英階層的素質嚴重退化。
2、縣級政治的黑社會化
今年5月，一篇《中國小縣城的黑社會江湖》不脛而走，文章稱：「一個縣域社會有幾十萬人口，但真正有權有勢或許只是幾百個人。這幾百個人裡面大概有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然後有幾十個較有影響的各行各業的老闆，再有就是幾個有頭有臉的江湖人士」。按河南新野的情況推論，那兩三百個科級以上幹部當中，必然有不少是家族勢力。
這三種勢力當中，警局「是權力的交匯點，也是信息集散地。……是縣城裡面唯一合法掌握並可施展暴力的機構。……因為警局是唯一可以毫無阻力地接觸社會各個角落的機構，它本身就是一個情報中心」。
黑社會組織的頭目黑老大們，既與當地經濟圈相熟，也與權力圈有關連，公安系統更是黑社會必須籠絡之部門。黑社會組織經營的多是賓館、娛樂、建築業——這與東南亞國家、港台地區的黑社會涉足行業大致相同。這些黑社會有自己的組織內部規則（比如不犯命案，不與政府作對，嚴守秘密等）。黑社會組織之間因競爭關係，有血拼。在血拼過程中，會有黑社會組織消亡。但一般情況下，由於黑社會組織的保密規定，不會供出後台人物，它們在政府系統的保護傘因此會安然無事。
這種情況與我2007年在《當代中國「官」「黑」之間的政治保護關係》中，根據中國各地黑社會消長情況所分析的並無差別。在中國縣級政治當中，官黑之間的關係模式已經固化，成了一種政治生態。
對這種畸型的縣鄉政治生態，生活於其中的人已習以為常。2013年中秋節期間，江西萬載縣農民汪金亮拍下當地多人去縣長家送禮的場面，結果被當地公安以「破壞政治生態」為由抓捕。論者譁然，認為此罪太過離奇，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離奇正好證明當地價值觀已經扭曲到以黑為白，以非為是，將這種權錢關係視為政治生態。
不少農村出身的知識者近年回到家鄉，非常痛切地感受到鄉村的淪陷，這種淪陷面非常廣，從基層組織到人際關係，從鄉村教育的衰落到村民道德的淪喪（從生產有毒食品到視坑蒙拐騙為理所當然）。因此開始回憶民國期間農村社會的鄉紳自治，討論重建鄉紳制度的可能性。
鄉紳自治並非一種獨立的政治形態，它附著於王朝時期的政治制度，比如科舉制以及退休官員致仕等制度；其經濟基礎是封閉性的自然經濟，人口流動極少。這種制度在民國時期已成餘暉。經歷過中共的邊緣人革命與鄉村痞子化，如何將痞子流氓改造成紳士，恐怕是個無法完成的艱巨任務。（作者何清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