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父親是我的朋友，當年我們同被打成「右」派，無奈「右」派的兒子卻是極「左」派的孝子賢孫，楊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本文摘自一九九五年八月號香港《動向》雜誌，作者王若望，原題為《楊振寧丑角當定了》。
楊振寧與其少妻翁帆
王淦昌不是老糊塗
七月十一日香港《聯合報》刊出「王淦昌受楊振寧愚弄」的報導，其中講到楊振寧得知王淦昌列名於「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的公開信，楊振寧迫不及待地前往「做工作」，從八十歲老人王淦昌那裡弄到一封信。我們從公布的信中即可看出他是遭受到壓力而敷衍了事的心態，他老人家講到：
「此次簽名事件，實受人愚弄，今年五月中一天早上，他來我家（即發起簽名的主持人許良英）言目前處境不順，希我幫助呼籲，代以寬鬆處理，我本著與人為善、發揮和藹的願望，在未詳察其請求信的內容即簽了名……我深恨自己在政治上反應不敏，以致造成此次事態。」
從信中「與人為善，發揮和藹的願望」這句話，人們可以理解這位老人家並不是老糊塗。同時，對楊振寧這位博士，在事件之後如此緊逼，如此積極地甘當丑角，卻深感人心！
寬容的呼籲引來了不寬容
關於四十五人簽名要求中共對「處境不順」給予寬容的呼籲，中共不但不寬容，而且以更粗暴的侵犯人權作為回應。許良英等人於《世界日報》七月三十日報導那份簽名書發表以後就遭到種種迫害：
「五月十八日下午，劉剛弟弟劉勇和原北大技術物理系學生武運學要來看我，直至一個月以後，劉勇來電話，說他們那天剛進我家電梯就被警察扣留了，他在扣留所關了一個月；武運學至今下落不明。」
「五月二十一日晚浙大有位研究生，找我談她的畢業論文，她下樓後被警察扣留四小時，直至午夜十二點才放她回家。」
「五月下旬，在呼籲書上簽名者先後有七人被警察傳訊，其中黃翔、王丹、劉念春三人，至今仍被關押。」
「至於許良英同一樓，有六位簽名於呼籲書上的鄰居從大門到樓梯口，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守護神』監視著。」
上述這一切，表明中共與寬容無緣，倒與蠻橫密不可分。這是不是中共的強大自信呢？只能說，這是專制政權無法克服的神經過敏和虛弱。
楊振寧的小丑嘴臉
筆者撰此文，標題是「楊振寧丑角當定了」，如果只有上述愚弄王淦昌老師的事件，「當定了」就有「定終身」之意。話說離上述事件前五個月，九二年五月，《明報》刊出「請楊振寧講理」一文，楊回答香港電台曾智華的提問，說：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成員是一些理想主義者，對於實際情況往往不清楚。如果魏京生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對於中國的經濟成長和十二億人民的生活都不利，所以我希望魏京生不要得到和平獎。」
正是海內外興起推薦魏京生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簽名活動的時候，楊振寧如此寡廉鮮恥一步一個腳印地跟定了專制王朝走，以為諾貝爾和評獎委員會的成員不清楚實際情況，似乎只有楊博士才知道。為什麼魏京生得了和平獎，就會對經濟成長和十二億人民生活不利呢？號稱科學家的楊博士可否提供一點科學常識呢？
怪不得中共要把楊博士當作「國寶」，古之士大夫有幫閒、幫忙之稱，這個國寶比上述兩個「幫」要高一級，稱作「幫凶」才不致辱沒了他！
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的兩種人
談到諾貝爾獎獲得者，誰榜上有名，本是那個國家和民族引為驕傲的至上榮譽。自設諾貝爾獎以來，中國傑出人才得獎者，在近一個世紀不過五人――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達賴喇嘛，而達賴在公布其得獎時，只說明歸屬於西藏，他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李在台灣受教育，而楊則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又是國民黨一級戰犯杜聿明的女婿，中共方面為了爭取李政道、楊振寧，連根深蒂固的階級界限都不管了。
從人們的感情上，諾貝爾獎獲得與可恥、丑角、卑鄙等人格低下的形容詞擱在一起，總覺得難以接受，感到？？扭。每當國際上聲援某個國家受迫害的政治犯、思想犯，眾多的諾貝爾獲獎者常常以重量級身份對該國專制政府發出強烈抗議的聲音，最近的例子就有緬甸的翁山蘇姬，上個月她的獲釋，似乎和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給緬甸軍政府施加壓力有關。很遺憾的是，援救該國被迫害的政治犯的隊伍里，獨獨不見楊振寧的影子！
演講集竟突出與李鵬合影
許良英先生根據史實解決了我的困惑，他舉例說明楊振寧那樣的丑角並不多，但不是沒有，他舉出勒納德、斯塔克，他們雖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卻都是納粹的幫凶。又如義大利的馬可尼，自願為墨索里尼賣命。
南開大學出了一本《楊振寧演講集》，扉頁竟然印上楊和李鵬的合影。對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學家的本色，他將自己的論文集獻給八九年「六四」的死難者（以上引自七月三十日《世界日報》世界論壇許良英的長文）
就在本人撰此稿的日子，七月三十日新華社又報導「楊振寧被聘為廈門大學的名譽教授」。
楊的父親楊武之是我的朋友，楊武之老先生與本人同被打成右派，也屬「處境不順」一類。無奈右派的兒子卻是極「左」派的孝子賢孫，武之老先生地下有知，大概要罵他的兒子是孽子吧！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