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躍進期間，劉少奇派官僚把農村搞得一片混亂的、形「左」實右的極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識的對毛的反擊。他們所有的人都採取「一刀切」的手法，當一項政策頒布下來時，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並把它極端化去執行。如果毛號召以糧為綱，他們就把所有的果樹都拔掉去種穀物、降低油料改種糧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該種樹的地方種糧食，如此等等。如果毛號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們就要求耕地兩英尺、然後三英尺，就這樣將勞動浪費了無效的工作上。本文摘自《大逆轉》，作者威廉·韓丁。
大躍進中的中國農村
我認為，對大躍進（Great Leap）的評價有一致的觀點，大躍進中出現的理想主義（utopianism）、主觀主義（voluntarism）、命令主義（commandism）、大干快上（gigantism）、急功近利（egalitarianism）和其它不良風氣，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引起的混亂，是導致生產危機、糧食歉收和大饑荒的重要原因。（大饑荒的影響面和破壞程度尚不清楚。）現在討論自然災害和政治原因對大饑荒的影響孰輕孰重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兩者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大躍進中的政治問題，還有究竟是毛的想法本身有缺陷還是執行中出現了偏差，都是值得深入的探討的。
大躍進是要動員中國農村的閒散勞動力，開發未利用的資源——邊角土地、灌溉渠道、礦物等，這不是一個荒謬的目標。湖南有一些公社創造性的把公社當作集中勞動力從事大項目的方式。毛澤東也對此表示贊成，他認識這是釋放人們潛力、繼續解放的過程。在創造非官僚主義化的自治組織，自行管理當地的工業、農業、商業、教育和軍事的過程中，農民在廢除傳統地方權力體制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
這些做法震動了黨內的一些人，他們認為農業生產合作制是「錯誤的、危險的、理想主義」。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Meisner）寫道：
毛澤東主義者（Maoist）在理論上賦予公社的政治功能，以及人民公社的現實，對當時黨內和地方的官僚主義提出了嚴峻挑戰。如果人民公社能夠按毛澤東的設想一樣發展，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將已經土崩瓦解，正如馬克思歌頌的，在巴黎公社中奪回被地方篡奪的社會權力還給生產者。公社的反官僚主義傾向是很明顯的，既得利益階層對這種威脅做出了迅速反映。這段話強調了一個被傳統學院派和當今中共官方認為無足輕重問題，那就是（可以看作當時的政治背景），共產黨取得政權後，在革命方向問題上，黨內和社會上存在重大分歧。1949年後，長期存在兩個司令部對立日益明晰。一派是毛澤東為首的，主張土改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另一派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主張擴張和鞏固新民主的混合經濟（現在被改革者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派都有黨內外從高層到底層的擁護者。由於後者控制著中共中央組織部（Party Organization Department），負責幹部的任免、獎懲、教育和黨組織建設，有更多機會進行公開聲明和政策管理。儘管如此，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毛派仍占了上風。但是，在現實中農民並非直截了當被動員起來進行合作化，相反經歷了嚴峻而長期的鬥爭——雙方相互採取行動爭奪主動權的拉鋸戰。這場鬥爭從合作化的第一步起就開始了，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直到今天——農村集體大部分早就被解散的今天還在繼續。
毛一直保持著優勢（Thepredominance ofMaowasnevermorethan marginal），這來源於他獲得下層支持的魅力。他直接向激進群體和基層群眾直接發表演講，以此避開反對意見，給劉鄧造成一系列的既成事實，而劉鄧也操控手下的廣大職能機關造成既成事實予以回擊。
在這樣的氣候下，政策極容易歪曲最初面貌甚至走向反面，政策的優勢減弱了，缺點卻被放大。如果職能人員對政策的結果沒有信心甚至持反對意見，還能希望他們能夠執行像合作化這樣複雜的政策嗎？他們對中央的各種消極信號非常的敏感，他們懂得如何拖延不辦，如何反其道行之，把上頭指示執行到荒謬的地步，然後歸咎於政策的失敗。
世俗力量現在把毛和毛主義者斥為偏激、極左、烏托邦、唯意志論，同時卻讚賞劉少奇和其官僚體系為一貫的、冷靜的混合經濟路線。確實，毛曾經高估過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端風潮興起打開方便之門，但毛並不是像當前社會所指責的那樣「左」，例如，他建議20個而不是2個5年計劃（100年而不是10年）從集體所有轉入共產主義所有制，並且鮮明反對集體剝奪私人財產和其他形式的平均主義如「一平二調」的蔓延。
在相反的方面，有太多的證據顯示，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反覆的在右傾機會主義甚至投降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之間搖擺。面對二戰時國內戰爭的恐懼，他從土改退卻，但當土地革命爆發出來並且無法遏制時，他跳出來開始執行「左」的「貧僱農路線」，這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的政策，由於疏遠了中農和其他中間力量，幾乎把革命變成了災難。這條路線攻擊那些真正執行土改政策的革命農民群眾，說他們沒有創造「平等」，破壞性的極左做法將朋友和敵人混淆在一起。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和後來的文革初期，劉均以形「左」實右的面目出現，說著超級革命的詞語，反覆的把鬥爭目標針對基層幹部，卻根本不觸動上層的錯誤路線，這些都阻礙了毛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發動的戰役。
然而另一件事情不太好證明，在大躍進期間，劉派官僚把農村搞得一片混亂的、形「左」實右的極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識的對毛的反擊。他們所有的人都採取「一刀切」（「onestrokeofthe knife」）的手法，當一項政策頒布下來時，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並把它極端化去執行。如果毛號召以糧為綱，他們就把所有的果樹都拔掉去種穀物、降低油料改種糧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該種樹的地方種糧食，如此等等。如果毛號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們就要求耕地兩英尺、然後三英尺，就這樣將勞動浪費了無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煉鋼鐵、集體食堂、供給制以及農村勞動軍事化等問題上都是同樣——把每一件事都極端化。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尤其中層的領導幹部，是由劉派提拔的基層幹部組成的，深受劉的路線制約和影響，既然如此，就很難把所有的一切罪惡都歸於毛派分子身上。在中國的官場上，挑釁是一種進攻的最有力武器。要將一件事情罪惡化，沒有一種辦法比將其以誇張的手法極端執行更好了。如果你無法戰勝它，就先加入它，將災難將要發生的預言化作自己去執行的計劃。我相信這樣的行為確實發生了。
換一個視角，考慮到如下的因素，所有的爭論都不相關：作為中國農村經濟基礎的農業合作生產的生存能力。58年運動脫軌後最後明確下來的東西，就是「隊－大隊－公社」的三級所有體系，60年代中期以後、整個70年代、直至80年代，它在億萬農民中完好的發揮著作用。集體經濟應該從它們取得的成果來進行評價，它的意義深遠、潛力巨大，它為中國農村的現代化、機械化提供了基礎社會結構，而中國農村現在卻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深深束縛著，農村現代化完全被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