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回憶錄中稱，毛澤東曾對江青、王海容、唐聞生三個女人交底稱，周恩來想做蘇聯的傀儡。此前不斷披露出來的資料顯示，周恩來不僅與蘇聯關係密切，更是蘇聯建立的共產國際的代理人。對共產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代表。
1971年五一之夜，毛澤東、林彪已勢不兩立。圖為周恩來側目觀察毛、林。事後攝影記者被周大罵一頓（網絡圖片）
2013年11月，香港星克爾出版社出版《徐景賢最後回憶》一書。書中稱，1973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周恩來，主題是批周在對外事務中「嚴重右傾、修正主義」，「目無中央、欺騙主席」，「屈膝投降、喪權辱國」等。
書中披露，毛澤東曾對江青、王海容、唐聞生三個女人交底說，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蘇聯打進來，周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
據維基百科資料，徐景賢生於1933年，上海奉賢人。1967年，徐景賢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後任上海市委書記；因文革罪行，徐景賢1976年10月被隔離審查，並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92年6月保外就醫；2007年10月31日在上海病故。
不斷被披露出來的資料顯示，周恩來不僅與蘇聯關係密切，更是中共的國際代理人。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作家吳洪森在港媒信報撰文《揭開周恩來之謎》，依據所掌握的材料，揭示了周恩來的真實身份：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
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似乎從未見人對此提出疑問，因我們已習慣了他是一個偉大人物，將此視為理所當然。
可是翻查一下歷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面，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面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且看周恩來那段時期的歷史：
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一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一份叫《嚮導》的雜誌，發表過一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遊行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二一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
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
有人將周飛速擢升解釋為鄧穎超的功勞，說鄧穎超在周回國之前在中共黨內地位比周恩來高，是她藉助自己地位，為尚未回國的男友周旋安排。
可是查查鄧穎超的記錄，她的功績連周恩來都不如，鄧穎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無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飛快，還捎帶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簡直天方夜譚似的，她哪來這麼大的能耐？
關鍵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裡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第三國際執委書記、史達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
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係。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升的最佳捷徑。
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世界共產黨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麼學，受的什麼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
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第三國際要派一批受過訓的中國同志回來，周帶的推薦信，只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係，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繫，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一聯絡人角色，周則通過共產國際關係使鄧穎超飛快上升，上升後的鄧穎超又能給周進行更有效的活動。
周恩來受命莫斯科
書中還披露，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代表的代表。
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制，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占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莫斯科和第三國際都負有培訓各國共黨幹部的任務，這兩家其實是一家，第三國際是完全聽命於史達林的，經費也由蘇聯提供。既是一家為何分作兩處呢？
這是史達林基於外交上的考慮，如在本國境內訓練外國人如何武裝反叛他們的政府，會招惹外交麻煩。因此就把軍事及特務培訓，由第三國際在蘇聯境外實行，莫斯科則負責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培訓。
如此，中共早期高級幹部，基本上由三類成員組成：
一類來自莫斯科讀書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類代表第三國際勢力，也就是以周恩來為首的留歐生；第三類是毛澤東式的土生土長派。
第一類人政治聲望最高，以欽差大臣身份，帶著尚方寶劍回國，具有絕對權威。但這類人致命弱點是光杆司令，在黨內沒有從上到下的組織系統，黨內出現分歧和殘暴鬥爭時，這類人總是逃脫不了被犧牲的命運。後兩類人雖然在聲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們有自己的組織系統，是真正的實力派。
從人際關係上來看，周恩來表面上與莫斯科關係較疏遠，他僅曾「路過」蘇聯，但實際上，他比直接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更接近蘇共最高領導層，他是當時黨內真正的「通天」人物。蘇共讓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為了減少外界注意，從而更方便地使用這把「工具」。
試想一下，若鮑羅廷直接把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安插在黃埔軍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張胆操控孫中山國民政府軍隊的印象，起用周恩來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
如此，周恩來雖無莫斯科欽差之名，卻盡得欽差之利。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一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
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系，這一幫派體系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只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惲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
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一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大大鍛鍊了他周旋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曾有中共體制內學者表示，周恩來真面目被揭底，「中共最後一塊道德招牌」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