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學者、人民大學前校長、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新書《中國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財》中稱岳陽樓是一家「青樓」、《岳陽樓記》是送給滕子京的「馬屁文章」、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就是為了「抓權和摟錢」、「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時便是「蕩滌天下錢財殆盡之日」、范仲淹的金融創新就是「與民爭利」等系列標新立異的觀點公開發表後，引發海內外許多華人網友的強烈不滿，大陸著名青年作家張一一亦於博客撰文《岳陽樓是一座「青樓」嗎》對此逐一予以反駁，許多網友紛紛跟帖譴責陳雨露不負責任「醜化岳陽樓、矮化范仲淹」的系列雷人觀點，要求陳雨露在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來臨之際向全國網友公開道歉，引發網絡熱議。
在《駁陳雨露：岳陽樓是一家「青樓」嗎》一文中，作家張一一指出，岳陽樓前身為三國東吳大將魯肅操練水軍的閱軍樓，得名於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的「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極盛於范仲淹作《岳陽樓記》之後，陳雨露稱岳陽樓是「青樓」的一系列觀點完全是空穴來風憑空臆想。
至於陳雨露認為《岳陽樓記》是范仲淹送給「青樓老闆」滕子京的馬屁文章的觀點，張一一認為更加站不住腳，因「馬屁」一般指下級對上司的阿諛奉承，而時為「巴陵郡守」的滕子京不過是一任廳官，范仲淹當時卻貴為「參知政事」，等同於副宰相（相當於副國級或省部級），因而陳雨露有關「范仲淹拍滕子京馬屁」之論難以自圓其說。
另外，對於陳雨露認為范仲淹開啟「慶曆新政」的十條施政方針其實就說了兩件事：「抓權和摟錢」，稱「范公『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時，便是蕩滌天下錢財殆盡之日」「范仲淹的金融創新就是與民爭利」之說，張一一更是義憤填膺，在文章中表示「陳先生憑空臆想捨本逐末，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無端對范仲淹的歷史功績和人格操守進行極大歪曲全盤否定，未免有失做人的厚道和治學的嚴謹」，認為金融專業科班出身的陳雨露在涉及到一些歷史和文化問題時「理當考據更加充分嚴謹，並把這一種務實的作風帶到新的工作崗位上去，推陳出新，雨露均沾，而不是譁眾取寵、戲說人生。」
張一一表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精神的根基，實現「中國夢」必須要弘揚中國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對年輕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應該得到繼承和發揚。而陳雨露作為國內的著名學者和公眾人物，卻公然對「先憂後樂」的民族精神予以錯誤的解讀，對岳陽樓進行戲說，對范仲淹進行醜化，既有悖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不利於中國夢的實現，在劉胡蘭、董存瑞、邱少雲、雷鋒等許多的英雄人物形象都被一些別有用心者抹黑攻擊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後，承載了近千年中國優秀精神的岳陽樓和范仲淹「先憂後樂」的精神絕不容被歪曲，陳雨露應當反思。
各地不少網友和范仲淹文化研究者也對陳雨露把岳陽樓定位為一座「青樓」並極力貶損范仲淹人格節操之舉表示極大不滿，紛紛譴責陳雨露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過於淺薄和不嚴肅，「請問陳校長陳行長，你見過有把青樓建在城門上的嗎？」亦有不少網友認為出版社應該立馬召回《中國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財》一書「以免混淆視聽荼毒更多讀者」，更有網友表示陳雨露對刻意醜化岳陽樓、矮化范仲淹造成極壞社會影響之舉應該有一個公開表態，「我們認為陳先生還欠岳陽樓和范仲淹一個正式道歉」。
對於陳雨露方面多日過去既不道歉也沒有任何表示的消極態度，在315國際消費者權益保護日到來之際，作家張一一日前以一個普通岳陽市民和范仲淹文化研究者的身份聘請了律師起草了《民事起訴狀》將陳雨露告上法庭，要求其在不少於全國十家主串流媒體對全國網友公開道歉，召回《中國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財》一書不再出版發行，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315元。
以下為摘自《中國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財》的相關原文：
民間經濟鼎盛、封建官僚「積貧積弱」的北宋是一個清平世界，第一個下大力氣改變這種情況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慶曆年間官拜參知政事，死諡文正，所著《岳陽樓記》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過，洋洋灑灑一篇《岳陽樓記》為何沒有一句話提到岳陽樓，而是一直在描寫洞庭湖？
答：仁宗年間的「岳陽樓」其實是一家名滿江湖的青樓，《岳陽樓記》則是送給岳州知府兼這家青樓老闆滕子京的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覺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稱讚一家青樓不是太合適，於是就顧左右而言他。
我還要告訴大家，滕知府雖然因為貪污發配岳州，重修岳陽樓確實既沒貪污也沒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術——「資產置換」，即，低價收購民間沉欠多年的不良貸款，然後再派兵連本帶利一塊要回來——看誰敢欠知府大人錢！
范仲淹居然稱岳州「政通人和，百廢俱興」，還要與這等開青樓的知州「微斯人，吾誰與歸」！
仁宗朝的事情，就讓我們從范仲淹說起。
慶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從西夏前線調入朝廷中樞，這位出將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條施政方針：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就是慶曆新政的開端《答手詔條陳十事》。
有人高度評價這份《答手詔條陳十事》，畢竟這十條合理化建議看起來條條站得住腳。實際上，這份著名的奏摺其實就說了兩件事：抓權和摟錢。
當然，要先抓權才能再摟錢。
先說第一條，抓權。
北宋疆域遠不若漢唐遼闊，卻是一個花團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經這樣評價仁宗慶曆新政之前的朝局（當然，這句話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裡並非褒義）：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興勞役，不曾殺掉一名罪犯，朝廷寧可耗費錢財送給契丹、党項，也不願意妄動刀兵。
不大興工程、不妄動刀兵、不發號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權力、哪有威風、哪能撈錢？
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范仲淹引經據典說明了朝廷大興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爭雄之時，諸侯國寧可向鄰國借貸也要大興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蘇州也有營田軍專管河堤，現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糧食販運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糧食販運到浙右，從中要盤剝多少利潤！
只要有一批幹吏能臣，這個問題就由我范仲淹解決！
一是一定要給封建官僚以實權，尤其是下級官吏任免權。至此，宋太祖趙匡胤有名無實的官僚制衡體系被徹底廢棄，官員此後要打起精神，以興弊除利為己任、置民於水火之中（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讓當官的人先富起來，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給他們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祿，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職之地獲得一批土地，數量按官高職低分配。除此之外，還要定時發補貼，婚嫁喪葬都要給錢。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國最有實權的官員。各路轉運使可任命知州，至於各路轉運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說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錄》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對話：范仲淹在挑選各路監司的時候，經常對著官員名冊看，看到不順眼的名字（所謂「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筆勾掉。
看到這種情況，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樞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這一筆不知有多少人會為此哭泣。
范仲淹顯然對此不以為然：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
那麼，范仲淹究竟用了什麼人呢？
答：誰能摟錢，就任命誰當官。
王夫之對此曾有深刻的評價：一批急功近利的人藉機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斂財之術，范公「先天下之憂而憂」之時，便是蕩滌天下錢財殆盡之日。
再說第二條，抓了權就能摟錢。范仲淹為摟錢想出了很多辦法，條條都跟金融有關。
第一，貨幣貶值。結果，無效。鑄造大錢摟錢簡單易行，實在是謀財害命的不二法門。慶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開始鑄造「慶曆重寶」，錢重7.5克，卻要當十枚市面上的銅錢。不過，當時是典型的自由經濟，市場根本就不買帳，慶曆重寶自發行之日起就只能當二至三枚銅錢，與實際重量相仿。
第二，重農抑商。結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種紙幣——「錢引」。范仲淹給商人起了一個帶有侮辱性的綽號叫「遊人」，只有讓「遊人」都回家種地天下才會太平，否則，「遊人」終日浪蕩在城市之間，惟一的作用就是敗壞倫常綱紀。
要想管住「遊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設立鹽、鐵、茶等產業的管理機構。在延州做知州的時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盤上成立了官營鹽、鐵、酒、茶的專營機構，禁止民間私營這些產業。
現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這條經驗推廣到全國，他成立了「督鹽院」等一批機構，對商人發放「鹽鈔」、「鐵鈔」、「茶鈔」——統稱「錢引」，即配額。從今往後，你生產多少鹽、生產多少鐵，能賣多少茶葉，都要有相應的「錢引」。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錢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國的紙幣——「鹽鈔」。
與官交子相比，鹽鈔以足額食鹽作為準備，獲得鹽鈔的人可以在全國兌換食鹽。商人很快發現，鹽鈔不僅可以兌換食鹽，還可以作為市場上的交換憑證；同時，官交子的流通範圍僅限於益州、西北諸路，鹽鈔卻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無阻。
此後，鹽鈔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種新紙幣。
儘管熙豐變法期間鹽鈔發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產食鹽總量，但是，朝廷還要靠食鹽專營牟利，歷代帝王對鹽鈔發行限制頗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對鹽鈔發行進行多次整頓。整個宋代，鹽鈔的信用都好於官交子，一直到南宋滅亡。
第三，建立官營信貸機構，即「回易」。「回易」產生於隋代，通俗地說就是官府出面做買賣，不過僅限於與遊牧民族「馬匹—糧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強的金融創新意識，他所謂的「回易」是以軍費對外放貸。在一封名為《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的奏摺中，范仲淹明確提出了回易的目標：增息財利，使天下之財再無流通之虞！同時，范仲淹還洋洋得意地敘說了功績：我挪用軍費放貸，一年就賺了四十二萬貫錢。四十二萬貫，已經是澶淵之盟歲幣的40%，這些錢全部來自陝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經下詔「官吏不得經商」，此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張胆地違反太祖遺命！還自鳴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義，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滲透進商業，所有賺錢的行業必然壟斷在官府之手。慶曆新政之後，北宋禁軍開始全面滲入商業、銀錢拆借，那位重修岳陽樓的滕子京，被發配之前他手下的軍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販賣茶葉，結果當然是「回易私茶，破壞茶法」。
後代史學家徐夢莘這樣評價「回易」政策：這些人靠著官府的威風，與市井之人爭利，既損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損國體的事情（挾朝廷之勢，以爭利於市井，傷公害私，虧損國體）……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靜無為的治國方略下，民間產業創新才是創造財富的最佳途徑，北宋也成為第一個不對土地兼併設置門檻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權力牟利，才不會有時間和腦子考慮創新，但是，他們的財富又有著相當統一的去處——土地。《宋史》記載，慶曆三年後，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封建官僚開始廣置田園，府邸如烏雲般覆蓋了整個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規模土地兼併中，我們看到了慶曆新政另一項顯著的效果——流民（軍隊）兵變：慶曆新政剛剛實施，解州、鄧州廂軍就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變、京東路士兵殺死當地巡檢使；慶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間規模最大的兵變爆發了，保州雲翼軍（禁軍）四千多人兵變，軍隊衝出軍營自謀生路，成為流寇……
面對亂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產生了恢復王莽「王田制」的奏議。有人這樣評論時政：只有天下大亂、兵鋒再起，讓大多數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
北宋王朝當然需要一個強勢集權對抗外敵，但是，慶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裡就變成官僚新秀的一場盛宴，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脫亂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慶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個乾脆的決定：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兩路宣撫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沒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爛攤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間評話中的「包青天」。在京劇戲文中，包拯用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鍘了很多皇親國戚、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績是在全國丈量土地，設立了一道類似「開元限購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員購買田地一律不得超過三十頃，多出來的土地必須充公。
關於「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講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開元年間，宇文融為了限制土地兼併曾經頒發過一道史上最嚴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購買土地，不承認帝國一切土地買賣。後來，楊國忠放開了「開元限購令」，十年之後，大唐帝國40%的人都變成了流民。
北宋年間也有一個人毫無顧忌地放開了「仁宗限田令」，這個人是包拯的一個手下，名字叫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