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銳的鬥爭性質掩蓋在正常的匯報談話之中。彭真需要一個在毛澤東這裡匯報了《二月提綱》並且得到通過的合法結果。而毛澤東在面對面的談話中雖然保持了領袖的從容，卻在原則問題上絕不鬆動。匯報期間，毛澤東還兩次問到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是一個不容對方躲閃的問題，也是一個事關重大的關鍵問題。對此，彭真含糊其詞地勉強回答：不能算。鬥爭進行到這一步，毛澤東與彭真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了。僅僅在面對面的範圍內是難以解決任何問題了，毛澤東開始在黨內正面展開大規模的行動。本文摘自《極端十年》一書，作者柯雲路。
1960年，毛澤東和彭真、周恩來、陳毅一同研究文件（圖源：紅軍旗）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發表，可以視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重大事件。對這篇文章的出籠過程，我們做了大致的掃描。這是剖析當時黨內的政治力量結構所必須的。
本書並非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詳細大事記，那不是本書的任務。本書旨在概括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中那些最有意義的過程、情節和因素，並對之進行歷史學、哲學、政治學以及文化學的分析，從而得出儘可能深刻的認識。
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出台過程中，我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毛澤東的真實處境。
毛澤東有沒有權力？毫無疑問，毛澤東具有很大的權力。毛澤東的權力是無限的嗎？顯然不是，毛澤東的權力有著明顯的限度。當毛澤東在評《海瑞罷官》一事上如此耐心地捕捉機會、排除阻力、逐層推進時，我們已能看出他當時的政治處境。
此刻，他抓住了一個突破口（也還是剛剛開始突破），突破與反突破的鬥爭便立刻展開。作為一位有經驗的政治家、軍事家，他深知此時絕不可猶豫。
從1965年底-1966年5月16日這四五個月時間中，在《海瑞罷官》問題上，在彭真問題上，也就是在未來的整個文化大革命問題上，鬥爭顯得十分地緻密。阻力越大，他調動攻擊力的決心越大。僅僅在撕破《海瑞罷官》這個突破口上，他就投入了越來越多的兵力。
作為中國特別的一年，1966年開始了。1月，我們就看到了緊鑼密鼓的政治鬥爭活動。
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的有關負責人開會。在這個會上，胡繩傳達了毛澤東同陳伯達等人的談話，並在傳達中有意隱瞞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的論斷。彭真則在會上提出一個「放」的方針：「扯得越寬越好。」「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這已經顯露出彭真對抗毛澤東戰略部署的基本策略：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扯離政治問題而納入學術領域。
康生則在會上擺出了針鋒相對的姿態。他指出：毛主席認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廬山會議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吳晗6月寫了《海瑞罵皇帝》，9月寫了《論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懷罷官以後即著手寫《海瑞罷官》。
尖銳的鬥爭以面對面的形式在會議桌上展開了。
1月上旬，劉少奇做出偏袒彭真的講話，他說：「寫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寫出高明的東西。這是打筆墨官司，不要辱罵。」
同期，陸定一在中宣部召開會議，同樣把批判《海瑞罷官》的鬥爭引向學術化：「社會科學、文學方面的題目多得很，」「解決這些問題要一二百年。」
1月9日，彭真在轉發《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時，特別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的有關論述。
1月17日，在彭真的部署下，許立群召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哲學研究》六個編輯部工作人員會議。許立群明確宣布，三報三刊的學術批判由他們直接掌管，稿件、版面都要送審，極力控制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
1月18日，歷時二十天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結束。會議高舉林彪提出的繼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的旗幟，認為「突出政治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提出來的，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事實提出來的。」提出「不管什麼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為標準。不論在任何時候，對毛澤東思想，都要堅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擁護，堅決照辦，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證完成。凡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堅決抵制，堅決反對。」
這無疑為毛澤東正在開展的政治思想領域的階級鬥爭提供了必要的輿論與充滿實力感的威懾。
緊接著，2月2日-20日，江青受林彪委託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形成了《座談會紀要》。這又是一個色彩極為鮮明的政治舉動。林彪與江青的聯手合作頗有意味地展示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發動期間所做的力量調配。
鬥爭進入2月份時，彭真等人的活動更為緊密。
2月3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擴大會議。這個「五人小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設立的，由政治局委員彭真任組長，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長陸定一任副組長，成員有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和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社長吳冷西。彭真在這個會議上再次講明，「已查明吳晗和彭德懷沒有關係」。他還說：為了「放」，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不要講廬山會議。
這採用的依然是將批判《海瑞罷官》的鬥爭納入學術軌道的基本策略。
康生在這個會上自然又扮演了對立面的角色。他依據毛澤東的精神說：同吳晗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要劃清界限，不要打擊左派，要「依靠左派」及「打擊右派」，要揭露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要同廬山會議的政治背景聯繫起來。
然而，彭真畢竟控制著「五人小組」以及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更多權力，在他的主持及安排下，一個基本體現彭真意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寫成了。這個提綱可以視為彭真對抗毛澤東政治鬥爭部署之最主要的行為。《二月提綱》表面上接受毛澤東指示，實際上卻儘可能地把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鬥爭溫和化、學術化。這是彭真利用黨內合法的權力及程序進行政治操作的一個範本。
2月5日，在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上，這個提綱得到劉少奇、鄧小平的支持。劉少奇明確表示，對這個提綱沒什麼意見了，並同意彭真向毛澤東匯報這個《二月提綱》。
2月8日，彭真等人來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這是一個看來十分正常的程序。在匯報過程中，彭真講述了《二月題綱》的內容，但並沒有照讀《二月提綱》的原文。毛澤東對此做出了嚴正的指示，他再一次強調：「《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
這是一次意味深長的面對面的鬥爭。尖銳的鬥爭性質掩蓋在正常的匯報談話之中。彭真需要一個在毛澤東這裡匯報了《二月提綱》並且得到通過的合法結果。而毛澤東在面對面的談話中雖然保持了領袖的從容，卻在原則問題上絕不鬆動。匯報期間，毛澤東還兩次問到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是一個不容對方躲閃的問題，也是一個事關重大的關鍵問題。對此，彭真含糊其詞地勉強回答：不能算。
也許，毛澤東並不一定需要彭真的任何回答，他所需要的是自己這樣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彭真同意不同意吳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都不影響毛澤東在往下的鬥爭中摧毀對立政治勢力的決心和行動。毛澤東對彭真指出：「要保護左派，不要打擊左派。」又指出，「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
不管毛澤東做了什麼樣的口頭指示，彭真已經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那就是，他已經當面向毛澤東匯報過了《二月提綱》。他隨即將《二月提綱》略加修改予以定稿，並加上一個中央批示，作為中央文件發往全黨，讓各級黨組織照此執行。
《二月提綱》是一份充分表明彭真策略思想的綱領性文件。它提出「放」，提出「先立後破」，提出防止「左派學閥」，提出「純學術討論」，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無疑是一個抵制毛澤東政治思想革命的舉措。
鬥爭進行到這一步，毛澤東與彭真的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了。僅僅在面對面的範圍內是難以解決任何問題了，毛澤東開始在黨內正面展開大規模的行動。
3月17日-2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談到文化大革命問題時，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許多文化部門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著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
這是對彭真、陸定一等人控制的中宣部及有關黨的意識形態工作部門提出了極為嚴厲的警告。所謂「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更是含義十分明確，因為農村工作部是1962年被解散的部門。
3月28日-30日，毛澤東又多次找康生、江青談話，批判《二月提綱》混淆階級陣線，顛倒敵我關係。他說：「1962年十中全會做出了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許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從不要批准，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我問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要保護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養左派隊伍。」
這是毛澤東與政治局常委會上的正面行動相配合的又一側翼行動。他開始更為認真地組織像康生、江青這樣的左派，並且通過他們在全國上下組織左派隊伍。在這裡，他無疑已經超越了黨的按部就班的、合法的組織程序。
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一切政治行為都是合法的。這是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過程中一個毫不遲疑的原則。研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戰略部署，可以看到，他始終貫徹了這個政治行動原則。
與此同時，林彪與江青聯手的行動繼續在中國意識形態上空發出越來越響亮的聲音。
3月20日，林彪在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一封信中，高度評價了江青組織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且論述：「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占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在2月3日-4月5日長達兩個月的時間中，《解放軍報》連續發表七篇突出政治的社論。這是作為國防部長的林彪密切配合毛澤東政治鬥爭的部署。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經中央軍委批准上報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是一個經過毛澤東三次審閱改定的《紀要》。《紀要》發出了要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強烈號令。《紀要》中以非常嚴重的口氣指出，自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
林彪、江青的聯手政治行為對於毛澤東與彭真集團及彭真集團後面整個黨內反對派的鬥爭是特別有力的配合。它可以視為對彭真集團另一條戰線的打擊。
毛澤東推進了黨內正面鬥爭的步驟。4月9日一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康生傳達毛澤東指示，在彭真做了「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的表態之後，康生、陳伯達等人批判了彭真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政治路線上的一系列問題。會議最後決定，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並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五人小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組，決定呈報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這個在毛澤東指示下由周恩來主持的會議，其實不過是完全照辦了毛澤東的指示。在那樣的政治格局中，在經過了毛澤東一系列思想政治的部署之後，黨內已經很難有誰敢於公開對抗毛澤東。
毛澤東認為條件已進一步成熟了，對黨的領導集團的思想已經有了足夠的預熱了，便於4月16日親自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這個會上全面批判了彭真的反黨罪行。這是一個基本定性的批判，並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彭真任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此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尖銳指出，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這一階段，毛澤東的政治打擊集中在彭真及相關的一些人身上。整個黨的領導層在一段時間內也並沒有超越這個斗爭範圍，看到更為廣泛和深刻的鬥爭。
當彭真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抗、觸怒毛澤東時，黨的上層相當一些人把彭真的錯誤歸結為反對毛澤東的錯誤。而對於毛澤東之所以要搞掉彭真的更廣闊的政治路線的含義，許多人缺乏自覺的意識。正因為如此，在4月9日-12日批判彭真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做出的平和的又不失原則的總結是，「彭真的錯誤是反對毛主席的錯誤。」
4月18日，《解放軍報》不失時機地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4月21日，毛澤東又批發了揭發彭真的七個文件給北京市委全體常委，明確指出要北京市委揭發彭真的罪行。
經過一系列的政治推進，5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討論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問題。而《解放軍報》則同時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失時機地指出：當前一小攝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對我們的進攻具有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新特點，對此必須要有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
5月7日，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發表。
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批判的鋒芒直指《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及其後台北京市委。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又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全國各報立即予以轉載。
5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組北京市委，解除了彭真等人的權力，任命李雪峰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這一系列輿論的以及政治的行為，不過是對5月4日開始一直進行中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鬥爭的注釋。這個直到5月26日才結束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最終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解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問題。他們被定為反黨集團，被定成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被定成修正主義分子。
這是毛澤東從《海瑞罷官》這個突破口開始，真正取得的第一個有實質政治內容的勝利。
到這一步，《海瑞罷官》是否與彭德懷有聯繫，已然不重要了。當《海瑞罷官》的支持者彭真等人在黨內被作為資產階級分子定性、打倒之後，政治鬥爭的戰線已經極大地縱深推進了。這是毛澤東對對立勢力的一個摧毀性打擊。
當然，中央的領導上層並沒有更多的人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在對彭、羅、陸、楊予以打倒的政治表決中，黨內的高層人物大概沒有人敢於不舉手通過。他們可能還不知道，毛澤東純熟的政治、軍事鬥爭藝術，向來是各個擊破的。今天全體通過了打倒彭、羅、陸、楊的決定，這個決定就為往下的行動提供了出發點。
因為，正是在對彭、羅、陸、楊的處理過程中，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正式展開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