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發生的大饑荒中，被飢餓奪去生命的約四千萬人中幾乎全是農民，城市裡，特別大城市裡，餓死人的事情則少有所聞。這種現象在世界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中國何以會發生這樣的怪事呢？
在那場持續了四年的大饑荒中，中國全國各地都感受到了糧食短缺的壓力。據說，連中共領袖毛澤東也曾一度停止吃肉，與民共苦。但奇怪的是，死亡的魔鬼似乎只在農村肆虐，而城市人卻能夠逃離魔掌，餓而不死。是誰在城鄉之間鋪設起一條死亡隔離帶呢？許多證據顯示，這條隔離帶是一個真正的「頂層設計」。
1958年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到1959年開始全面顯現。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糧食緊張，許多省份已經有人餓死。糧油供應問題直達「天聽」，引起最高領導層的直接關注。
周恩來拍板農村斷油一年
據中共官方的記載，在處理危機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要犧牲農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措施》的通知，決定停止對農村的食油供應。
楊繼繩（《墓碑》的作者）：「比如說吃油，油產生的熱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來明確表示農村停止銷售食油一年。這一年，農村一滴油都看不見，沒有。」
「油是商品，由國家供應的，由國家榨油，沒有私人油坊，都是國家的，全部供應城市。周恩來親口說，壓農村保城市。（農村）一年沒有供應油啊！」
為保城市，中央鐵腕調糧
到了1960年，饑荒繼續發展，農村地區已經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餓死。中國大城市的糧食儲備也發生了危機，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糧只能夠維持幾天。中共中央不斷接到各地告急的緊急報告。在這種情況下，高層秘密決定：寧肯犧牲農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之後，周恩來、鄧小平和李先念接連給四川省委打電話，要求他們為了全國大局做出局部犧牲，火速調集糧食，運往三大城市。
其實，當時天府之國四川的許多地方已經斷糧，餓死了很多人。重災區溫江的地委書記宋文彬對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說，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往外面調糧，四川會再出大亂子。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
楊繼繩：「（上面）當然知道（四川）沒糧食，所以才講全局和局部嘛！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人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要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四川當時已是無糧可調的局面，省委只能夠決定調集「死角糧」，就是從四川東北部一些交通極不方便的地區往外調糧。李井泉知道，繼續調糧將意味著四川還要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因此而被餓死。
可怕的政治考量
四川在大饑荒期間餓死了一千萬人，為全國各省之冠。四川省委內部許多幹部對李井泉多有怨言，向中央要求追究李井泉的責任。但是，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鄧小平執意保護李井泉。
丁抒（美國明尼蘇達州諾曼代爾社區學院教授）：「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李井泉被迫檢查，而且在檢查的時候還哭了，掉了眼淚，但是四川的幹部對他的檢查不滿意，因為四川餓死人實在太多了。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力保李井泉的可不只是鄧小平一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主要領導人都不僅要保李井泉，而且還非常感激他在中央最困難的時候所提供的幫助。周恩來就說過，「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朱德在四川地委書記以上幹部會議上說：」井泉同志檢討兩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問題中央有責任。」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帶著讚揚的口吻批評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沒有小我。」
中央是承擔了責任，但僅僅是口頭上的。對於四川餓死一千萬人，全國餓死近四千萬人這樣重大的政治災難，沒有任何一名中央領導人受到追究。在中共領導人的政治天平上，為保證京津滬等大城市不餓死一個人，即便搭上千萬條農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難怪丁抒、楊繼繩等專家在談到這個政治考量的時候都覺得太冷酷、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