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關於1989年波及全國的民主運動的起因和過程，海外已經反覆談過很多，但關於六四餘波，親歷者往往側重於六四之後的政治整肅，卻較少從全局角度審視八九後遺症。實際上，對八九民運的處置和六四鎮壓，不僅是鄧小平個人的滑鐵盧，也是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引向權貴資本主義的起點。所謂鄧小平的滑鐵盧，是指他用六四鎮壓保住了中共政權，卻輸掉了自己；雖然鄧小平死去多年，八九後遺症卻播延至今，對中國的走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後果。重新審視從六四後的倒退到蘇聯東歐變色，再到鄧小平南巡等一系列國內國際重大事件，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六四讓中國失去了什麼？六四不只是民主運動的失敗，也不只是鎮壓和屠殺，「六四」改變了中國和人類社會的歷史，它導致共產黨陣營其他國家的當局懾於「六四」的慘烈後果而不敢效法中共，最後聽任共產黨陣營解體，但卻把中國引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道路的獨木橋，而權貴資本主義則造就了官民之間的不解之怨，令中國社會的潛在不穩定成為永久的隱患。
高層的敵對意識與誣陷趙紫陽案的破產
六四鎮壓暴露出中共高層其實有兩類人，他們的區分不單純是改革派與保守派之別，而是與民為敵派和與民為友派的根本差異。胡耀邦和趙紫陽屬於占少數的與民為友派，他們胸中有民，心中無敵，希望尊重民眾的意願，化解官民對立；而其餘大多數則秉承毛澤東的政治遺產，視天下為私產，視民眾為草芥，以個人利益和話語為神聖不可侵犯，但凡民眾稍有批評異議，他們的敵對意識立即支配一切，不惜讓民眾人頭落地，必欲除之而後快。在專制體制下，每當官民矛盾擴大，與民為敵派只要祭起江山安危牌，就總能在高層占上風；而與民為友派雖可施政一時，但每當他們試圖保護民眾免受打擊之時，就往往被清除，甚至因此成為對方的敵人。
鄧小平雖然主張改革開放，但這個政策傾向並不改變他的與民為敵的本性和特徵。當1989年的愛國民主運動彰顯出民眾要求政治進步的呼聲時，與民為敵派的第一個反應便是虛構敵人，為鎮壓尋找藉口。六四鎮壓前，支持鎮壓者在北京市區撤走交通警察、企圖製造局勢混亂，以及把裝載槍枝的車輛留在街邊，試圖誘惑市民劫持槍枝，都是其營造敵人的圖謀，但因為市民和學生的冷靜自律而未能得逞；而虛構敵人的最大舉動便是誣陷趙紫陽與美國勢力勾結，企圖為鎮壓行動提供正當性藉口，但是，這一陰謀最終徹底失敗。
誣陷趙紫陽的陰謀從1989年5月下旬就開始了。我曾任國家體改委所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綜合研究室主任，這個體改所被稱為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智囊團，因此，早在六四前半個月，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兩個工作組便已進駐該所，開始了全面整肅。我當時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做訪問學者，訪問計劃已到期，正準備按時回國；動身前與所里的同事聯繫，得到的回答是「堅守崗位」，所以我就留在了德國。這次整肅當中，體改所的十幾位研究人員被無端地抓到秦城監獄，關押達一年之久。這些被捕的同事既非民主運動的組織者，亦非學生活動的指導者，把他們抓去，其實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設法捏造不利於趙紫陽的說法。我出國前是體改所參與趙紫陽召集的各種政策討論會的主要參與人，如果我當時在國內，肯定也被關到秦城，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
1989年6月下旬中共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完成更換總書記的程序，會上公安部長王芳奉命作了一個報告，在報告中特別提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索羅斯基金會，通過與體改所合作，企圖顛覆中國。由於體改所是趙紫陽提議設立的研究機構，又與趙有密切聯繫，王芳捏造的這個涉嫌顛覆罪名的矛頭直指趙紫陽。當局製造的這起誣陷趙紫陽案，源自1987年公安部對索羅斯的懷疑，那時高層已經知道此類懷疑純屬捕風捉影、惡意猜測。據宗鳳鳴記述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趙紫陽對宗鳳鳴說過，1987年國家安全部就表示，索羅斯是他們的客人，沒有中情局背景。六四之後，為了證明鄧小平在六四鎮壓方面的敵對意識確有根據，公安部把兩年前被否定的舊話重新搬了出來，試圖栽到趙紫陽頭上。
1989年7月下旬，全美學自聯在芝加哥召開成立大會，到會採訪的《華盛頓郵報》記者獲悉中共公安部長對趙紫陽的誣陷，隨即電話採訪了索羅斯，8月9日的《華盛頓郵報》第4版刊登了相關報導。此報導指出，從匈牙利移民到美國的索羅斯是一個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在匈牙利、波蘭和蘇聯都設立了改革開放基金會，他也出資100萬美元於1986年在北京設立了同樣的基金會，以支持文化交流和改革開放；但中國政府現在卻企圖把該基金會與美國中情局掛鈎，進而指控總書記趙紫陽和政治局常委會政治秘書鮑彤通過索羅斯的基金會資助過的體改所與「外國顛覆勢力掛鈎」，從事「反革命活動」。《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還提到，索羅斯已在8月2日給鄧小平去信，澄清了自己的改革開放基金會的透明性，並且表示，給鄧小平一個機會去查核北京的改革開放基金會的運作細節。
索羅斯給鄧小平寫信、《華盛頓郵報》報導之後，誣陷趙紫陽的陰謀被曝光，隨之就煙消雲散了。這個陰謀之所以最終破產，其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索羅斯的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的中方最高負責人其實是國家安全部部長凌雲；既然索羅斯在給鄧小平的信中點出了這一點，北京的栽贓陷害就再也玩不下去了，因為，要繼續誣陷趙紫陽，就必須拿國安部墊底。這事既已在海外公開見報，再攪和下去就成了國際大笑話，鄧小平的敵對意識再強，也不想把自己變成此類笑話的主角。
六四鎮壓充分表明，中共高層那些充滿敵對意識的人，對拒絕順從的民眾是何等仇視狠毒；而這起誣陷趙紫陽的陰謀則證明，他們為了虛構、製造自己的「敵人」，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八九後遺症之一：六四鎮壓豎起了共產黨陣營的墓碑
六四之後中國便陷入了八九後遺症，而鄧小平這個八九後遺症的製造者，也一直為此後遺症所困。從六四延續到今天的八九後遺症表明，六四其實是鄧小平的滑鐵盧，此後直至去世，他再也沒有辦法走出自己挖的陷阱。
八九後遺症有諸多側面，其中之一便是，它產生了完全叛逆的國際效應，共產黨陣營各國政權不但沒有被六四鎮壓所鼓舞，相反，卻從中看到了鎮壓的慘烈和卑劣；實際上，六四鎮壓因各國媒體的廣泛傳播，震撼了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人，並以巨大的心理壓力捆住了他們的手腳，從而防止了類似的鎮壓在其他國家發生，也因此導致了這些國家的天鵝絨革命。
六四之後，中共重犯了毛澤東1957年在81國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上的錯誤。那時，毛澤東自以為豪邁地在此會上發言，表示中國歡迎世界大戰，包括核大戰，願意犧牲幾億人口，消滅帝國主義。他以為，此豪言壯語能一舉征服各國共產黨領袖的心，從此成為他們心儀的世界偉人；毛不懂的是，他完全低估了其他國家共產黨領袖的人性，結果毛的戰爭狂人姿態嚇壞了各國共產黨人，多數領袖反而對毛澤東更加疏離，而毛的解放全世界的革命理想和野心也從此落空。1989年的危機度過之後，中共高層頗為他們不惜代價捍衛了政權而自豪，自以為在共產黨陣營里樹立了一個榜樣。該年10月中共特地派姚依林到東柏林，向東德共產黨頭目昂納克介紹六四鎮壓的經驗。昂納克認真聽取了中共的鎮壓經驗，在隨即發生的東德幾個城市的民眾靜默抗議行動之前，也準備了鎮壓力量和醫院的血漿。但是，東德共產黨高層的其他成員害怕在東德發生北京大屠殺的慘劇，蘇共高層也反對鎮壓，結果，主張效法中共實施流血鎮壓的昂納克反而被迫下台。緊接著，柏林圍牆開放了，東德的紅色政權終結了。當時，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賽斯庫的垮台，同樣是因為軍隊首腦拒絕服從武力鎮壓民眾的命令。1年多以後的夏天，蘇共保守勢力在反對戈巴契夫的政變當中再次遭遇軍隊譁變，反對鎮壓民眾的軍隊投到葉爾欽一邊，然後蘇共被蘇聯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蘇聯隨即解體。
經過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在六四之前會見戈巴契夫時，本來是頗為自得的，他覺得，中國的現實證明，他的政策明顯優越於蘇聯，在共產黨陣營的大國里獨樹一幟，不僅成績斐然，而且功載史冊，長達30年的中蘇對立最後以後輩戈巴契夫登門拜訪而收尾；甚至六四之後，他也相信，中國在共產黨陣營里始終名列前茅，其地位不會被西方的制裁所動搖。然而，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六四槍聲響過之後不久，共產黨陣營居然從此不復存在，中共竟淪為共產黨陣營最後的孤兒之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克里姆林宮擴散到全世界，最後卻終結於中南海，對鄧小平這樣從年青時便投身共產主義運動、在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國際共運大內鬥當中打滾多年的人而言，這個結局實在是太諷刺、太沉重了。
八九後遺症之二：鄧小平的自毀和自救
在中國，大家習慣地說，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改革開放進入了高潮。可是，南巡講話之前，改革開放是如何落入低谷的？如果鄧的南巡是「東風欲來滿眼春」，那麼，從六四鎮壓到南巡之間的兩年半期間，是誰把中國推入「高天滾滾寒流急」的境地？其實，南巡不過是鄧最後的自我拯救，而鄧小平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源自八九後遺症之二，即六四鎮壓讓鄧小平幾乎自我毀滅了80年代的改革開放政策。
在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和推動者是總理趙紫陽，鄧小平能在高層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也倚重於趙紫陽。十三大之後，鄧小平要總書記趙紫陽仍然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就是希望趙能夠在這個位置上維持經濟政策的既定方向。然而，從1988年開始，國務院系統那些反對市場經濟的經濟官僚們就集結在陳雲麾下，開始了阻撓經濟改革的種種謀劃，而趙紫陽則逐漸失去了經濟政策主導權。1989年鄧小平為了六四鎮壓，不得不拋棄趙紫陽；而為了證明六四鎮壓的正當性，他甚至企圖誣陷趙紫陽。其結果是，鄧小平雖然一手主導了六四鎮壓，但六四之後高層的政治天平並沒有朝鄧小平這一側傾斜；恰恰相反，這個天平倒向了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陳雲、李先念、姚依林等保守勢力。蘇聯東歐各國劇變啟動了意識形態官僚們的「反和平演變」鼓譟，經濟官僚和意識形態官僚的合流開始支配中國的基本政策方向，而陳雲則是他們的主要後台。江澤民初登高位，本來就在鄧小平和陳雲這兩個元老之間兩面討好，但1990年起陳雲派的勢力逐漸占上風，江澤民便靠了過去。六四之後，中國的經濟政策就開始倒退，先是準備從地方政府和企業收權，然後陳雲提出，要在經濟領域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重新強化計劃經濟。隨後，黨媒便開始批判改革開放政策，包括把市場化稱為搞資本主義，強調對經濟改革政策要「問一問姓社姓資」；1991年底在中央黨校的討論中甚至出現了「誰是中國的戈巴契夫」這樣的話題。這類批判在中國甚囂塵上，矛頭直指鄧小平。
當時的鄧小平其實陷入了「毛澤東之憂」。毛死前最擔心的是，自己雖有建國之功，但文革決策卻可能被否定，因此將聲名狼藉。鄧小平的後半生最主要的是兩大決策，改革開放和六四鎮壓，後者的惡名是註定的了，他只能像毛澤東依賴建國之功那樣，依賴改革開放政策來保住聲名；如果改革開放政策被否定了，鄧小平的身後結局將比毛澤東還慘。就像趙紫陽被軟禁後所談到的：鄧維護改革開放政策，是害怕此政策被批判後，自己就成為歷史「罪人」了。
鄧小平之所以選擇在92年初南巡，有兩個背景。其一，陳雲系的倒退政策導致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迅速惡化，國有工業企業的債務與資產的比例從前兩年的40%躍升到60%，銀行開始面臨危機。這給了鄧小平反戈一擊的理由。其二，陳雲的身體狀況惡化，李先念瀕臨死亡，保守陣營的後台不牢。所以，雖然鄧小平自己的身體也迅速衰退，他還是頑強一搏，通過南巡殺了個回馬槍，而楊尚昆兄弟挺身出來為鄧「保駕護航」，使得鄧的自救努力得以實現。
八九後遺症之三：權貴資本主義
在號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的晚年有記者問他，中國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麼，老人不假思索地大聲說，權貴資本主義。杜潤生說出了大多數中國人的心聲。那麼，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如何生長出來的？可以說，它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產物；也可以說，它是八九後遺症的另一個側面。
當鄧小平在南巡中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時，他把中國同時在進行的兩大任務發展和轉型混為一談了；而更關鍵的問題是，鄧小平把這兩大任務的手段和目的也混為一談了。什麼樣的發展和轉型才是正當的？其衡量標準是社會正義。也就是說，無論是發展，還是轉型，必須體現社會正義；如果發展和轉型失去了正義性，結果就必然是權貴資本主義。毫無疑問，如果「發展是硬道理」排斥正義性，權貴資本主義就是題中應有之義。
關於發展正義問題，我在2009年發表的《中國發展的困境：社會不公的邏輯結果》一文中專門談過。此文首次提出了兩個30年彼此否定的觀點，引起了關注，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就此做了專訪，刊登了採訪錄音的文字稿（順便說明一下，此錄音的文字稿現在仍在國內廣泛傳播，我的姓名與陳伯達兒子名同姓不同，但國內有人把我的姓名更換成陳曉農了，許多人就此更正，但謬傳未止）。我當時指出，發展不能自我正名，若走上了畸形的發展道路，則走得越快、越久，損害就越大；那麼，如何判斷發展的正當性呢，其實很簡單，只要分析一下，為誰發展誰受益，發展的果實大部分落入誰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權貴獨占鰲頭，還是大多數國民與權貴同步致富。這裡不再贅述。
改革或轉型也同樣有轉型正義問題。評價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模式好壞，其價值判斷標準大體是三條：透明、參與、公正。前兩條在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國大體上都做到了，而中國因為拒絕民主化，所以不可能做到。至於第三條轉型正義，其要害是，當公有財產和公共資源被私人占有時，誰不應該得大頭；換個角度來講，對於因創建、維護一個失敗的制度而成為精英的社會群體，是否應該在轉型過程中給他們獎賞。在中歐國家，轉型時期的社會共識是，種禍者不賞，結果，在這些國家紅色精英的大部分沒有在轉型中撈到多少好處；在俄國，原來的紅色精英在轉型時期利用他們過去積累的社會地位和關係網，或者由於他們位於最有利的撈好處的崗位，捷足先登，成為轉型的最早、最大的得益者，於是俄國出現了舊權貴的資本主義；而在中國，紅色精英繼續壟斷一切權力，理所當然地把經濟轉型變成了建立權貴資本主義的過程，堂而皇之地通過占有國有資產或者占有壟斷資源、壟斷的機會，而成為富有的資本家。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將在下一篇討論共產黨資本主義的文章里具體分析。
最後想要說明的是，改革開放並非只有權貴資本主義一條獨木橋。鄧小平之錯在於，他鎮壓八九民主運動，阻止了這一運動可能帶來的中國的政治進步；同時又片面地強調發展，實際上卻是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創建打開了大門，通過放縱權貴資本主義，讓紅色家族們全面參與腐敗，從而既維持中共統治，也維持他的死後聲名。在中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之下，雖然經濟能在一段時期內獲得發展，但全面的腐敗卻造成了權貴階層與絕大多數民眾之間無法彌縫的對立。如果說，「六四」鎮壓在政治上宣示了當局與國民的對立，那麼，權貴資本主義的固態化則意味著，在經濟發展方面普通民眾對權貴群體的怨恨從此再也無法消解。這種局面恰恰凸顯出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原初意圖的失敗，他以為，只要經濟發展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政治方面因「六四」鎮壓而造成的官民對立，可以逐漸被經濟方面的滿意度所化解或替代；但事實是，權貴資本主義在經濟社會層面造成了新的幾乎是永久性的官民對立。當局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不滿，只能不斷強化政治高壓，這又進一步擴大了官民對立。一個處於如此高度緊張狀態的社會充斥著仇官仇富情緒，有如不斷加熱的壓力鍋。當精英們對國家前景感到不安，對外轉移財產並申請外國居留權時，無法出走的中產階層對局面惡化的擔憂讓他們同時害怕權貴的掠奪和底層的革命傾向。鄧小平為中國找到了出路嗎？恐怕忙著轉移資產到國外的紅色權貴們也心中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