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中國發射量子通訊衛星的事情引發了人們很大的關注，似乎中國在這項科技領域有了很大的突破。筆者諮詢了一位專業人士，該專業人士笑著說：「這件事情的主掌人是業內公認的牛皮大王，實際就是雷射通信衛星，沒什麼新的科技含量。被量子加密的只有秘鑰，幾乎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但因為有『量子'兩個字，就成了世界第一了。」我又問他歐美專家們對這件事怎麼看，他說：「都憋著沒笑。」
一直以來，很多有獨立思想的人都在思考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章啟群說，「據科學史研究者的研究和統計，現代世界上一般建國後35周年左右，就會有自己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不要說歐洲、美國等已開發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國都是如此。中共建政至今已經66年，但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本土中國人只有屠呦呦一人。這樣來看，中國科學研究尤其是科學家的創造性仍然存在很大的問題，而且是深層次的問題。」
本文粗淺的探討一下中共的體制、中共的文化對中國科技創新力量的制約和破壞。
第一，從微觀層面上看，中共極端的控制欲要求一切都得受它的「領導」。
這樣一來，外行（黨委）領導內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大光明的。由於是外行掌握著經費、資源，科學家們的主要「工作」從學術研究變成了「走走路子，通通關係，包裝包裝」。中國科學界和高校的浮誇、弄虛作假、抄襲欺騙、騙取科研經費等等事件時有所聞，但是結果大多不了了之。這種行為如果出現在歐美科學界，欺騙者必身敗名裂，作案犯錯的代價高得沒有人能夠消受。但是這些現象產生於中國科學圈內部，也消化於內部。醜聞一再發生，久而久之成為潛規則，弄虛作假成為占取額外優勢的聰明做法，老實人反而吃虧。
國際科學界的評價系統，其原則是同行評價，並在程序上儘量排除與科學無關的利益干擾。最普遍的做法是學術委員會由外部專家主導，甚至全部由外部專家組成。這些功成名就並得到科學同行承認的外部專家唯一忌諱的是自己的學術聲譽不要因為評價失誤而受損，評價結果與其沒有絲毫利益相關。一旦發現有利益衝突的嫌疑，專家們自己就會退出以潔身自好。在香港的某些高校，重大學術問題由特聘的海外學者組成委員會決定，而不是自己校內的人來決定，就是為了從程序上排除利益衝突。
中國科學體制的政治化使得科學界形成中國特色的評價系統，這種評價系統是自我滿足的，卻必須屈服於凌駕在科學界之上的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力。
第二，從宏觀層面上看，中共的文化本身就扼殺著一切創新。
中共奉行的是所謂「絕對的唯物主義」，超出它理解範圍的東西都是它否定、打擊的對象，比如說西方的神學、宗教，中國的神傳文化等等。這種狹隘的思維斬斷了人與廣袤的未知世界精神上的聯繫，人就自然缺乏能夠進行創新的原發性創造力與藝術想像力。
牛頓、愛因斯坦等為人類開創全新科學領域的科學家都崇尚神學，認為神學領域「無邊無際」。
很多有建樹的中國的科學家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哺育。
屠呦呦先生對於青蒿素的認識和發現源於中醫典籍《肘後備急方》的啟示和靈感，而且她在獲獎儀式上的演講中也多次提到中醫藥對於人類的貢獻。
1926年出生的李政道，他從西南聯大畢業之後，去美國留學跟隨名師深造，最後在科學研究中作出卓越的貢獻。而他的青少年時代曾在東吳大學附中就學，受到過傳統中國文化的嚴格訓練。他在芝加哥大學註冊研究生時，說明自己曾經研修過孔子、孟子等人的著述。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李政道說，他研讀屈原的名篇《天問》，發現這是大詩人用詩的形式寫就的宇宙學論文，屈原在2500年前就在詩中巧妙運用了幾何學和物理學的對稱性原理，提出了地球是圓的，可能是個東西、南北不一樣長的扁橢圓球體。從這裡至少可以看出，李政道先生對於屈原、對於中國古典文學，是有著精深研究的。同時，還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藝術修養。
李政道等人的教育過程，基本上是那一代中國科學家的共同經歷。例如華羅庚、蘇步青、陳省身、丁文江等，他們的啟蒙教育幾乎都是讀「四書五經」，然後接受西方最先進的科學教育。而那一輩人的所達到的科學高峰，至今還令現在的中國科學家們景仰。
中共的黨文化主導中國人思想後，中國的學術、文化、藝術的整體性倒退，中國社會在經濟、道德、觀念上目前出現的混亂、無序狀況，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這是一個社會由於遺失文化基因的「無根文化」所滋生的種種表面現象。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從人的思維上進行，把我們的文化之根與創造之果連結起來。
只有在總體上摒棄這種黨文化，回覆中華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才可能有人才輩出的輝煌景象，民族復興才能夠真正實現，中國才能真正的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