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有兩件縱貫幾十年的大事件，其一是法西斯政權的崛起與滅亡，其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與消失。蘇聯是消滅法西斯政權的主力之一，又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創建者，最後卻隨這個陣營一起退出了歷史舞台，隨之而逝的還有蘇聯輸出的史達林模式。如果說，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是蘇聯解體的必然結果，那麼，史達林模式的死亡，則是該陣營各國的選擇；除了朝鮮選擇以王朝替代史達林模式之外，所有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上了轉型道路，當今世界，再也找不到任何名實相符的原版社會主義國家了。既然史達林模式已被各國徹底或部分淘汰，則制度轉型乃歷史之必然，似屬無疑。那麼，何謂轉型成功？諸多轉型國家道路各異，進程不一，各國學者們對那些早已完成轉型的國家似乎興趣缺缺，從未見他們總結出這些國家成功的轉型模式，迄今為止，唯一被冠以轉型樣板的只有「中國模式」。但近兩年來中國對「經濟奇蹟」的歌頌，已經悄悄地變成了對經濟泡沫的關注，「中國模式」是否會「崛起」，好像成了個問號。在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歷程當中，中國究竟是走在排頭，還是排尾？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轉型將出現什麼結局？事關家國命運，這自然牽掛著國人之心。我多年來一直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問題，借寫這篇短文的機會，略陳陋見。
一、「摸石過河」：此岸彼岸兩不明？
身為中國人，無不熟知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一語。但是，從近40年前開始「過河」，至今中國的改革仍在「深水區」中轉悠。為什麼在許多轉型國家，經濟改革如同半尺之水，抬步可越，而唯獨在中國卻如此「水深」難渡？或許，問題就在於，中國式「摸石」改革實際上是此岸彼岸兩不明：所謂「此岸」，出發地也。為什麼非「過河」不可，站在原地為什麼不行？鄧小平只有一個實用主義的說法，「過河」後日子會更好。今天來看，「過河」，無非就是拋棄計劃經濟。只是，在陳雲這尊計劃經濟的護法神去世之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很少敢公開批判計劃經濟；而當中國20年前悄悄完成了國有企業私有化之後，當局又埋沒了這個「偉大成就」，以致絕大多數國人至今也不知道，為什麼計劃經濟不可留。所謂「彼岸」，目的地也。拋棄計劃經濟之後「下了河」，對岸會有幾條路？在中國這至今仍然是個不宜觸碰的問題。正因為此岸彼岸兩不明，所以改革「永遠在路上」；其實，不是看不明白，而是不願意看，埋頭只在「河」里轉悠，即令只有「半尺之水」，似乎總也深不可「摸」，以致許多80後或90後視所有現狀為理所當然，而對「此岸」、「彼岸」卻不免懵懂。
其實，從制度轉型的角度來看，「過河」之舉，一目了然，就是部分或徹底拋棄史達林模式，實行制度再造。「過河」之前，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都站在史達林模式這個制度架構之上；此處之「河」，即舊制度的窠臼，如果捨不得徹底拋棄舊制度，「過河」就變成了腳下挖井，自然越挖水越深；而「彼岸」無非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並沒有別的制度模式可以挑選，但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卻可以有幾種不同組合，所以，「過河」之後並非「華山自古一條道」，而是面臨「轉型三叉路」。關於「轉型三叉路」的判明，是我在轉型研究中的體會，本文和續篇將詳細說明。
轉型的關鍵在於制度再造，而不是國民福祉的短期變動。各國的轉型歷程長則四載，短則三五年，轉型期間的經濟表現亦時有波動，有的平穩改善，漸入佳境，有的表面繁榮，實則隱患深深。所以，衡量一國轉型的好壞，不宜單純觀察若干年的GDP增長率。成功的制度轉型，也許一時不現經濟繁榮，但新制度根基穩固，並無轉型「永遠在路上」之憂，國人對未來可寄予穩定預期，既不必焦躁，亦無大變局之紛擾。原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雖然同根同源，由於在轉型三叉路口的選擇不同，轉型開始後的命運卻天差地別。在中歐國家，指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四國，轉型已結束20餘年，轉型陣痛早就淡出國民視野，只在歷史教科書里約略述及；在俄國，政治倒退令許多對現狀不滿的人疲憊不堪；在中國，關心國家進步的人們始終在思考這些問題。
二、市場化與民主化：何時冤家何時友？
自從社會主義國家紛紛開始經濟改革之後，許多西方學者都相信一個教條：實行市場經濟之後，這些國家早晚會走向民主政治。時至今日，這種聲音已漸漸消失，主要原因是，中國、俄國以及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家的轉型表明，市場經濟之下，政治制度可能有多種狀態，即便表面上有民主制度的外殼，實質上很可能仍然是威權政治。這種源自西方學術圈的認知謬誤，產生於對轉型過程的膚淺了解。之所以幾乎沒有西方學者研究、比較轉型國家的不同模式，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能掌握多個轉型國家的語言，無法深入了解這些轉型社會裡發生的微妙變化，也因為各國的種種現實讓他們對成功轉型的期待屢屢落空。制度轉型各國當中，有的政治改革領先，有的經濟改革領先，有的兩者並舉，但是，不管這些國家如何選擇，哪怕是保留專制政體，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改革目標，即拋棄計劃經濟體制。為什麼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開始後都討厭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如此招恨，只是因為效率太低嗎？關於轉型三叉路的分析，可以就從這裡入手。
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實行計劃經濟，並非官版教科書里所說的，可以實現「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而是因為，史達林模式要依靠計劃經濟來全面控制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從而達到鞏固極權國家的目的；而在市場經濟仍然存在的狀況下，政府對社會成員就無法從經濟上完全控制。計劃經濟從兩個方面為極權體制服務：一方面，它通過全面公有制和對所有經濟活動的集權化管理，讓政府控制了一切資源，可以最大限度地壓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實現政府的強軍和強制工業化目標——中國能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的情況下成功地研發「兩彈一星」，就是計劃經濟「優越性」的體現；另一方面，它掌握了社會成員的日常生存條件，老百姓不得不用順從來換取餬口的「麵包」——這在文革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所有飯館商店出售食物都要糧票，而知青被驅趕去「上山下鄉」後，處於與農民同等的社會地位，不再獲得城市居民按月領取的糧票，於是，他們即便不想留在農村，也無法在城市裡存身，因為政府不給他們發「麵包」。
中國的改革起自農村的「承包製」，這個變革實際上就是對計劃經濟的初步衝擊；但是，80年代的城市改革並未取得長足進展，只是進一步削弱了計劃經濟；真正瓦解計劃經濟的，其實是朱鎔基於1997年開始推動的國企「改制」，由於當時國企全面嚴重虧損，危及銀行乃至政權的安全，為了甩包袱，政府把大部分國有企業在短短的幾年內悄悄地私有化了。從這個角度去看，似乎是公有制混不下去了，於是不得不改行市場化；但是，為什麼當時的經濟官僚、包括國企的廠長經理們沒有堅決抵制私有化，相反卻熱情擁抱私有化方針？從這裡可以看到計劃經濟在紅色精英當中遭恨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在計劃經濟下，紅色精英頂多是享受特權，接受少量賄賂，發大財是沒戲的，而且，特權也未必能像財產那樣代代相傳；可以說，計劃經濟捆住了精英們的手腳，讓他們無法貪圖錢財，而公有制則封死了他們發財的制度後門。一旦拋棄了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私有化了，這些企業很可能就部分或全部變成紅色精英們的私產，可以名正言順地永遠占有；同時，經濟活動市場化又打開了紅色精英操縱經濟、藉此發財的通道，幫助他們把權力和關係轉換成源源不斷的財富。
事實上，市場經濟能否造就民主政治，關鍵不在於是否拋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要害在於：市場化和民主化孰先孰後。如果是民主化領先於市場化，或者與市場化同時發生，紅色精英可以在民主化過程中搖身一變，成為「民主派」，然後借市場化發財，這樣，他們對民主化通常並無牴觸；如果在民主化發生之前，紅色精英已經通過市場化致富，那麼，他們會出於對自身財產、地位的擔憂，而強烈抵制民主化。顯然，俄國即屬於前一種情況，而中國則屬於後一種，同是轉型，道同途殊。國內有不少人把「中國模式」稱為權貴資本主義，而西方有人稱之為紅色資本主義；我則用「共產黨資本主義」來描述這種制度狀態，其要點在於，共產黨並不一定非要靠計劃經濟維持統治，它也可依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生存下去（見拙文《中國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
三、社會轉型決定政治、經濟轉型的成敗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走上了轉型道路，是否就從此一帆風順地順利完成轉型？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通常，人們對轉型的理解是狹義的，也就是說，把轉型單純理解成民主化和市場化。正是這種狹義的理解往往誤導人們，讓大家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有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就一往無前，再無反覆曲折了。事實上，還有另外一種迄今為止通常被人們忽略的轉型，即社會轉型，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轉型和政治轉型的成敗。要順利完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除了制度層面的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之外，還有一個轉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最艱難的，這便是社會轉型；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只有政治、經濟轉型，卻未出現社會轉型，那麼，它的政治、經濟轉型必然徘徊不前，很難順利成功。
社會轉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以前沒有人這樣談過。我所說的社會轉型，指的是多數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價值觀以及個人日常行為的轉變。人類具有道德，這是區分人和動物的一個重要標準。道德是人類社會裡約束人們行為的、共同認可的是非標準。任何社會都不能單純靠法律來約束人的所有行為，因為法律只能懲罰那些明顯違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為，人們的日常行為多半是在合法的邊界內；但在這個合法的邊界內，仍然存在著一個什麼事應該做、什麼事不該做的問題。換言之，有很多事可能是做了以後並不違法，但卻是錯的，是不應該做的事。道德就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共同認知的是非標準，是人類社會長期以來慢慢形成的。之所以社會成員不完全按照本性和貪慾來行動，而是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主要的約束因素就是道德。人如果沒有了道德，其活動就會慢慢動物化，不再關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滿足自己的需要。我在本系列第一篇《懷舊與國運——一個國家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所在（一）》當中，已經談過價值觀問題，此不贅述。
社會主義國家維持統治的一個基本手段是洗腦，其目的是改變人們在共產黨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產黨意識形態教條來思考、行動的人。毫無疑問，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上了政治、經濟轉型的道路，那麼，人們在共產黨時代形成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都必須相應地調整、改變。但是，社會轉型不是體制變革，是不能用行政命令來推行的，而只能是公民自覺自發的個人行動。因此，社會轉型其實是一個比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更緩慢、更難駕馭的過程。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的難點在於，各利益集團都試圖影響新制度的建設；而社會轉型的難點在於，它是每個公民的各自的「腦力激盪」，是一種對自己長期以來接受的道德、價值觀念的自我否定，對新的非共產黨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念的重新認同，以及對個人行為的校正過程。這樣的自我否定型思維與行為轉型，只能是個人的自覺自愿的過程，任何政府部門都不可能強制安排。一旦多數人成功地否定了舊的道德、價值觀念，接受了新的道德、價值觀念，同時校正了自己的行為，這個社會的轉型就取得了重大進展；反之，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願意這樣做，而多數人像我在《歷史重墨豈無痕》一文中所言，持「拒絕否定」的態度，那麼，社會轉型就處於遲緩、甚至停滯的狀態。
如果人們的道德、價值觀和行為的轉型滯後或扭曲，對政治轉型和經濟轉型便會有不利影響。在中國、俄國這樣洗腦影響根深蒂固的國家，人們往往習慣性地認為改革是政府的責任，卻很少想到每個公民自身有什麼責任，其思維和行為是促進還是阻礙轉型。事實上，一個國家踏上轉型道路之後，它的足跡並不完全取決於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設計；很大程度上，轉型的足跡取決於這個國家大部分國民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發生什麼轉變。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公民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和行為對政治、經濟轉型的影響，即選舉政治中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不良互動問題。民主選舉的前提是假定公民都有相當的獨立政治思維，並且認真負責地用自己的選票選擇他們信任的候選人。如果候選人在選舉前給選民一點現實的好處，比如現金，選民就願意投票支持他，那麼，這種不良互動就會造成賄選。賄選大行其道之處，有錢買選票的人或者將來敢於貪污的人最容易當選，清廉剛正的政治家反而可能落選。這樣，該國的民主化一定會走上歪路。毫無疑問，防止賄選的法律是必要的，但如果接受賄選現金的選民不舉報，防賄選法律便形同虛設。
需要指出的是，在轉型社會裡，社會轉型的軌跡不一定都是令人樂觀的，它也可能逆向移動，即人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可能變得越來越壞。中共的官方解釋是，中國社會道德的敗壞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不良影響引起的，而很多到過海外或在海外定居的人都會發現，按社會道德標準來衡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標準比中國高得多。無論是看賣淫的普遍性，還是看貪污腐敗，或者是強姦橫行以及見死不救等行為，在西方社會發生的都比中國少。中國式改革基本上只言利而不言德，官場的普遍貪腐則不斷重塑社會道德觀，最後，有毒、有害食品到處泛濫，便成了「新常態」。
道德和價值觀事關重大，並非倫理學家的清談。如果一個轉型中的社會不能重建道德觀念、價值觀念，這個社會就充滿了共產黨留下的扭曲的道德、價值觀念；即便它走上了民主化、市場化道路，這個國家的轉型過程也是艱難曲折的。當我們討論民主化和市場化的時候，不能僅僅把眼光局限在政治、經濟層面，因為民主化和市場化能否順利，還取決於社會轉型的軌跡。在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里，我準備進一步介紹中歐國家社會轉型的經驗及其啟示，那是轉型三叉路當中唯一的一條成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