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揚揚的雷洋案嘎然而止，不出所料地畫上了句號。雷洋為此付出了生命，而導致雷洋死亡的五名警察和輔警、保全則因刑事罪責「輕微」，「依法」不予起訴。同時，按照全國十三億人口計算，相當於每人給雷洋及其家庭「賄賂」了九厘錢，總計1200萬「賄金」（據最新消息透露，實際數額為4000萬），此款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轉交。到底中國人為什麼要分攤這筆「賄金」不得而知，而家屬獲得這筆「賄金」後，表示不再追究肇事者——公安部門的責任。
說實話，我對雷洋案的最終結果早有預判。就像1949年以來，中國發生的所有悲劇一樣，最多不過是人命消逝，數年乃至十數年之後，給淡忘的人民一個「平反」，顯示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沒有人承擔責任，也沒有人反思悲劇的原因。這種日復一日的重複戲碼，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上演，連台詞都沒有更改過。可惜，健忘的中國人總是能夠一次次地入戲，一次次地歡呼，一次次地感動，一次次地遭受愚弄。
專制統治者所需要的效果，無非是調動人民心中的恐懼和感恩。斯德哥爾摩效應在這「迫害—平反」的多重輪迴中，得到了實現。
在中國史學界有個觀點很奇怪，認為中國奴隸社會到秦統一六國就結束了。我對此很不能理解。自秦以降，中國人不過是拋棄了奴隸制的一些形式，而實質上，舉國上下無非是一個人、一個家族的奴隸，一個「黨」的奴隸。奴隸沒有生命權，沒有財產權，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生育自由，甚至挨打被殺時喊疼的權利都沒有（這個權利，豬是有的）。他們每天只是被迫勞作創造價值，獲得少得可憐的果腹之資。這就是奴隸社會，哪怕你廢除了跪拜禮的形式，也依舊是奴隸社會。雷洋的遭遇正佐證了「黨國」奴隸制的特徵，而全國人民每個人分攤的這九厘「賄金」，更佐證了舉國上下無一不是奴隸的現實。
因此，雷洋案註定無法獲得公平與正義，甚至幾年之後，他還要「再死一次」，統治者通過給他「恢復名譽」，再收割一次民間的感恩戴德，這才叫「物盡其用」。由此，我們也就理解了陳有西、楊金柱的必須失敗，也就更敬佩江天勇等死磕律師的偉大。
「黨國」不會有法制可言的，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會非法討薪、非法維權、非法上訪、非法寫作、非法出版、非法經營、非法辦學、非法行醫、非法言論、非法集會、非法侵占、非法生育、非法喪葬、非法購買菜刀和白糖、非法獲取信息、非法預測地震、非法監測霧霾、非法募捐、非法聚餐……事實上，對於專制政權來說，你除了為他們創造價值之外，連活著都是非法的，你最好老老實實，除了呼吸，連思維、說話都應該停止。
因此，當絕大多數中國律師還在謀求法律框架下的合理訴求的時候，江天勇他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現有的法律框架根本就無法實現公平與正義，必須通過一個個的個案，調動和激發整個社會對公平與正義的渴求，反過來推動法律框架向公平與正義邁進。他們已經從維護法律尊嚴的境界，走入通過法律維護人的尊嚴的境界。這種從法律人向抗爭者的身份轉變，無異於華麗的涅槃重生，是近年來民間抗爭中難得的亮點。因此，江天勇的被捕不是死磕律師的失敗，而是中國法制的自掘墳墓。
有學者認為，當下的中國現實環境，和明朝很相似，有學者則認為更類似於晚清，而我個人認為，更接近歷史上的元朝。元朝統治者侵入中原，將漢人作為劣等民族肆意蹂躪，南人的地位甚至連豬狗都不如。其法制混亂，特殊利益群體如蒙古人、波斯人等擁有法外特權；大量超規模造幣導致經濟徹底崩潰；貪污腐敗盛行導致人禍不斷；利益全部輸送回草原供特權家庭享用；思想混亂各種宗教盛行，但卻只能為蒙古人歌功頌德；等等這些，與今日之中國何其相似乃爾。
在元人眼裡，中華大地及其上的所有場所，無一不是其放牧的牧場；這片土地上的漢人，無一不是其敵人。專制統治者知道，一旦專制倒台，其所受到的清算，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故此，他們寧願統治得更殘酷。
元代末年，一切有利於百姓的改革全部失敗，甚至連為了延續其蒙古人統治的變革也遭到扼殺，無論是英宗改制，還是脫脫改革莫不如此。因為此時的元朝專制者，已經聽不懂任何理性話語，他們能聽懂的只有一句：「八月十五殺韃子！」但當他們真正聽懂這句話的時候，早就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