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的 大陸輿論場，儘管依舊紛擾依然撕裂，但幾乎沒有一個話題能夠像霧霾那樣，引發舉國上下不分地域、階層、群體的共同關注並參與討論。不過觀察討論者的發言表述，在某些有中國特色的語言陷阱中跌跤的人卻不在少數。
有陝西媒體爆出「幼稚園安裝新風系統，空氣品質仍不佳」新聞，可北京方面為何還會大面積鋪開試點？你懂得。
比如，我們經常聽到這麼一句話，「空氣污染的成因複雜，治理霧霾是一個系統工程」，像1月6日，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主持召開的媒體見面會上，不僅陳吉寧本人，就連《光明日報》的記者，在問答中都使用了諸如「我的問題是大氣污染治理實際上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複雜的社會因素，需要一個過程」等措辭，所以至少在話語和思維方式層面，雙方其實是同構的。
如果把「大氣污染治理是個系統工程」這話單拎出來看，確實說的沒錯啊。事實上，不僅在中國，即便是在英美這些曾經因為「霧都」出名的國家，這話同樣說得通。所不同的是，人家那兒「系統工程」是用來系統治理的，科學家、記者、普通民眾、政府機構，各盡所能，各方合力，但即便這樣，還是花了四五十年才告別了霧霾。
而咱這兒倒好，「系統工程」搖身一變竟成了「複雜中國」的另類說辭，甚至索性被拿來當作推卸當屆政府責任、遮掩官員失職的藉口。即便是那位號稱2017年治不好空氣「提頭來見」的王安順市長，最後不也以「這是一句玩笑話，表現了我們的信心、決心，並不代表老拿腦袋來說事兒」的輕佻姿勢，揮手告別北京市民，轉任國務院的新職去了嗎？而憤怒的吃瓜群眾拿他還一點辦法都沒有。
當然重點還不在這裡，在所謂「系統工程」措辭的掩護下，許多指向「系統」本身的深層次追問，均遭到毫不留情的封殺。而這種「封閉式治霾」的做法，以及由此帶來的空氣「愈治癒差」的輿論感受，一方面，已經陷民眾於「談霾色變」的恐懼情境中，另一方面，對於霧霾的成因、來源和治理對策，卻仍然莫衷一是。為此有段時間，圍繞炒菜油煙、汽車尾氣對空氣污染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各方都吵成了一鍋粥。
甚至就連那些最基礎的資料，比如各地真實的污染情況、PM2.5指數，都還需要依靠美國領事館等境外勢力的幫助，才能夠精準獲悉。而我們的政府對此不僅不感激，反而急吼吼地跳出來，指責這個不該違規發布（居然沒用「泄露」一詞）PM2.5監測資料，警告那個不許干涉中國內政。結果，霧霾的資訊倒是大部分被「牆」住了，群眾的情緒卻愈來愈不穩定。經濟、能源和排放源方面基礎資料的缺失，反過來加重了人們已有的恐慌，像陳吉寧在媒體見面會上提到的「2016年度十大霧霾謠言」，就是這種恐懼加無知情境下的產物。
不過就像有多少國難，就有多少發國難財的，霧霾恐懼在某些領域，卻也已成為某些人牟利的契機。像最近有則引發較多關注的新聞，說「北京中小學幼稚園試點安裝新風系統」，表面上看，似乎是政府在回應民意的關切，但專業人士對此卻評價非常負面。這是因為，新風系統本質上是一套空氣調節系統，裝了篩檢程式後，儘管可以部分起到淨化空氣的作用，但由於其實際是在通風的環境下進行空氣淨化，不僅成本巨大，而且效果並不明顯，像在北京這種重霧霾天氣，可能工作一天高效濾器就會失效，難怪有業內專家稱此舉是「浪費國家的錢，辜負家長期望，坑害孩子健康」。
如果說，家長呼籲學校安裝新風系統，而不是空氣淨化器是出於無知，那麼政府也不懂嗎？笑話。事實上，已經有陝西媒體爆出「幼稚園安裝新風系統，空氣品質仍不佳」新聞，可北京方面為何還會大面積鋪開試點？你懂得。所以說，霧霾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環境問題，歸根溯源，是先有了體制的霧霾，才有了空氣的霧霾，治空氣霧霾容易，治體制霧霾難。就像《洛杉磯霧霾啟示錄》一書中所說的那樣，「我們花了35年來消除煙霧，其中的30年對抗政客，5年治理煙霧本身。」相比美國，我們需要對抗的何止是幾個政客？
因此，儘管陳吉寧表態，「鼓勵充分的學術爭論」「加強不同方面的對話」，儘管北大法學院沈巋教授為弄清「燃石油焦發電項目」與霧霾的關聯性，已向國家能源局和環保部提交了政府資訊公開申請，但其想要的資料最終會否公開，公開到甚麼程度，在體制霧霾沒有徹底清除前，這些還都是不可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