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勤，文物保看護作者。1952年出生，「文革」中曾下鄉插隊、在濟南火車站做工，1978年入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82年畢業，先後在濟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濟南市文化局從事文物保護、管理工作。2007年退居二線，參與地方文獻整理。2012年退休。】
1966年夏，我14歲，在山東省濟南一中讀書，老初一，就是所謂「老三屆」中最低的一屆。我們這一屆，是「文革」前入學（1965年）的最後一屆初中生，也是「文革」時最小的中學在校生。
我們學校，建於20世紀初，是濟南也是山東省最早的新式中學之一，原稱省立一中，占地面積廣大，教學設施、實驗設備齊全。學校有一大群優秀教師，學生經初中、高中兩次篩選，高考入學率很高，「文革」前是濟南市重點中學，學子並家長都趨之若鶩。中共濟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視，這點從幹部配備上也可看出：校長王葦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13級；副校長朱琳（女），老革命，行政14級；黨支部書記王景三（女），行政15級。僅上述條件，與其他中學就拉開了距離。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東省政協大院宿舍里。「文革」前夕的政協，已從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權力的議會性質機構變成純粹的統戰機關。當時山東省政協的領導是一些年齡大、資格老、聲望高但已不適合在一線頂崗的老幹部，或者級別較高但在黨內鬥爭中犯了錯誤，或有這樣那樣問題被控制使用的幹部。駐會常委、委員，則是些黨內高齡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國民黨軍起義或被俘將領、民族資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級知識分子等。機關內設機構，則比照廳局級機關設置。
「文革」的爆發，可以說是「救」了我
1966年6月的某周，適逢我們班勞動。記得一天下午，我們幾個同學用地排車往學校拉東西，班主任許俊源老師迎上我們說道：「明天起學校不上課了，我們班也不勞動了，參加『文化大革命』。」
那年春天以來學校就不平靜了，批《海瑞罷官》、「三家村」、《燕山夜話》，好像也刮拉（牽連）上了本校的老師。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關心這「不上課」，是這一周不上課了，還是怎麼著。就問道：「是這星期不上課了，還是永遠不上課了？」許老師頓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說：「永遠不上了！」
多少年以後回想起這一幕，他當時的眼神、口吻，我都歷歷在目！許老師興許是可憐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講，才這麼說。我們哪裡想得到這些，立刻「啊……」歡呼了起來。別的同學或許想的只是不上課可以玩兒了，對於我，還包含著解除了留級的危機！啊，我解放了！
「文革」前小學升初中，也是考試入學，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來小學的尖子生。但進入中學後還是產生了分化，像我，就沒從新鮮勁兒里轉出來：上課根本不認真聽講，老琢磨著玩兒的事，學習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語，幾乎沒背過幾個單詞，到後來，上英語課幾乎像聽天書，老師和同學讀課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數，就感覺有越來越多的題不會做了，下學期期中考試，竟得了59分，不及格。老師批評我，反認為是老師跟我過不去，就乾脆琢磨起怎麼對付他，絕對屬於班裡的「瑣矣（調皮、搗蛋）孩子」。
一次上代數課，教代數的班主任許老師提問，我忽發奇想，想捉弄一下許老師，於是舉手。許老師看到我舉手，以為我要「學好」了，認真聽講進步了，就叫我回答。我站起來卻質問他為什麼昨天到家中「告狀」（家訪）？立刻把課堂氣氛改變了，我這裡還得意不已。還有一次是下學期開學不久，一個下雪天，天氣陰暗，北風呼嘯，泛巴拉子（雪霰）不停地從屋頂瓦縫裡吹進，班裡同學在上自習，我跑到黑板上畫了兩幅畫，一幅是教室外面下大雪，屋裡下小雪，一幅是外面不下了屋裡還下小雪，又在旁邊寫了「抗議」兩字，這是對老師不與我們「同甘共苦」一起在教室「挨凍」發牢騷。想想不妥，又加了「不敢當」三字，也引起部分同學起鬨。到了春天，許老師看我越發不像話，就組織七八個同學開會幫助我。
先是有女生義憤填膺，控訴我捉弄她們的種種事例，我則滿不在乎，不以為然。這時另一位男生放了「重炮」，提起我畫漫畫的事，說：「劉伯勤『抗議』，抗議的誰呢？就是抗議黨抗議人民政府！」記得當時我嚇了一跳，許老師和批我的女生也愕然了。就在這時，突然地震了（好像是邢台地震的餘震），許老師立刻讓散會，才算是給我解了圍。就這樣，我自己也漸漸感到了「危機」，慢慢在班裡混不下去了。這學期期末考試，教政治的蔣明老師又出了個「怪招」，開卷考試，要大家寫進入中學以後各方面的進步，這下我可作難了。蔣老師教學方式比較特別，她說話詼諧，把一門乏味的課講得有聲有色。她上課，乃至批評我，我都不好意思不聽。這題目下我要是編，肯定會被她戳穿，那樣更沒面子。沒辦法，我只得交了白卷，在試卷上留了一段話，明確說我要麼是當成語文課的作文編造一篇故事，要麼寫不下去，因此我選擇了實話實說，但保證今後改正缺點云云。蔣老師竟然在班上宣讀了我的留言，還表揚了我「誠實」，給了我60分及格。不管怎麼說，到1966年上半年，我已經很難混下去了，成績不是一會兒半會兒能提上來的，況且要驟然轉變，在平常啦到一塊兒（談得攏）的同學眼中又覺得「掉價兒」，可若再不改弦更張，下場必定是降班（留級）。這個時候突然說「永遠」不上課了，搞「文化革命」，那危機就算解除了，所以我心裡高興，所以才歡呼了起來。
批鬥師長
停課以後，大家還是每天到校。黨支部拋出了六個「牛鬼蛇神」，作為批判對象。學校再也不是清靜之地了，高音喇叭震天價響，辦公樓和各教學樓內外全是一層層的標語和大字報，連道路兩邊也拉起了繩子，掛滿了大字報。高年級同學寫的大字報，開大會上台發言，不管是什麼「理」，還能說個道道，我們初一學生，也就是跟著瞎起鬨，胡狗亂（胡鬧），但都在極力表現自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志，這樣一來，這六位老師就遭了大罪了。
六位老師中有畢德質、鄭世經、孔慶珊、張家璇、辛建嶺，還有教導主任李昌義，每天除了批鬥就是強迫勞動，其間挨打挨罵是經常的。記得一次開批鬥會前，這幾位老師低頭彎腰從辦公樓里魚貫而出，兩邊擠著不少學生，不時有人伸手打過來的老師。看著別的同學動了手，一瞬間我也「心動」了，瞅著謝了頂、被勒令不許戴帽子的李昌義先生過來，照著他頭頂就是一巴掌，接著又朝他後背啐了一口吐沫……所有的老師都一聲不吭，忍受著來自他們學生的毆打、謾罵，屈辱地從人群夾縫中穿過。說實在的，我腦子裡也曾閃過一絲不忍，但周邊的氣氛，以及手打到李主任頭上那略微彈起的「快感」，立刻就把這一絲善念衝掉了。那年月，「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雷鋒語）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過後多少年，我曾無數次回憶起當時一幕，每次都是趕緊強迫自己想別的事情，不敢正視那一刻以打人為快的齷齪念頭。
那時候，隨便哪個學生在校園裡遇見「牛鬼蛇神」，都可以任意呵斥，老師們沒有一點兒尊嚴，斯文掃地。一次，我遇到了畢德質老師，想起聽說《牛鬼蛇神之歌》是他作詞譜曲的事，覺得好玩兒，便喝令他停下唱了一遍才放他走。還有一次，看到畢老師與另外幾位「牛鬼蛇神」排著隊不知到哪裡去，又喝令他們必須邊唱邊走，一直到他們走遠。有哲人曾說過：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可當年哪裡講這些，「親不親階級分」，「好人打壞人，活該！」階級敵人根本不被當作人，可以任人侮辱，沒有誰設身處地想一想，自己願不願這樣被人作踐，願不願家人看到自己被人糟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在我20歲之前，還真沒有聽說過。
1966年盛夏以後，揪鬥對象早已不限於原來黨支部拋出來的幾位「牛鬼蛇神」。「大民主」之下，表面上凡還沒有被認定為敵人的人都可以寫周圍任何人的大字報，揭發任何哪怕道聽途說的「問題」，但任何人第二天也可能就是那個被莫須有的罪名擊倒的人。發生在教我們圖畫的胡熹和老師身上的事，就是一個例子。胡老師是在我們學校教了一輩子美術課的老先生，有同學的父輩都是胡老師的學生。他年長而和氣，永遠是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就這麼一位老先生，突然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說成是國民黨，且反動透頂，妄想變天復辟，證據就在他的畫中，說是他的畫裡有「反動標語」，打倒誰誰，誰誰萬歲，與我們平常喊的口號正好相反。於是，他的畫被掛滿了校園，要大家從中搜尋罪證。我也曾傻乎乎參與了這事，聲稱從他的一張漫畫中找到了36條「反動標語」！胡老師的漫畫非常簡潔，往往幾筆就勾勒出一幅圖景。可正是這樣簡潔畫中的橫、豎、斜線條，被說成不同字的不同筆畫，被分析為構成這個那個字，進而又組成為一句句口號。36句口號，又不能記（你記到紙上豈不變成了你寫的反動口號！），一會兒就搞混了，也就報個數字。回想起來尤其可笑的是，在我和其他許多同學想像出的反動口號中，竟然有「打倒毛主席」這樣的話。怎麼可能？完全不合乎常識！他既然恨你，怎麼會以職務銜名相稱？！這些個如今看來無比荒誕的事，那時大家卻都深信不疑。仔細考究下來，這做法好像也還不是一中師生的發明。記得那之前不久，有報導北京批判某畫家就曾用過這類構陷手段，我們只是跟風而已。
我校朱琳副校長，是一位資格老卻似乎不受重用的幹部，因而在「文革」初也被拋了出來，可卻抓不到她什麼重要把柄，於是扣個「三反分子」大帽子，一直就是勞改，在風頭最勁的那輪批鬥中，反倒沒遭大罪。1967年春，學校組織在千佛山下果園裡勞動，也就是拔拔草什麼的。我不知動了哪根筋，忽然就有了嘿唬（嚇唬，訓斥）她的想法，走到朱校長跟前，直呼其名：「朱琳，你為什麼反黨？」朱校長說：「我不反黨！」我用當年最無理、最蠻橫、最常見的口吻質問她：「你不反黨，為什麼被揪出來了？！」朱校長轉臉看了我一眼，並沒有停下手裡的活兒，說：「你們還小，不懂，等長大了就明白了。」我覺得她太不拿我當回事兒，朝她吼道：「你不老實！小心點兒！」其實已是色厲內荏了。朱校長頭也沒抬，不卑不亢地說：「我認識你爸爸、媽媽。」真的假的？反正這下輪到我不自在了，誰讓我自討沒趣呢！只得訕訕地走了。多年後回憶起這一段，我想，朱校長說不定還記得這一出呢，這應該是朱校長落難中一段出彩的插曲。
抄同學家
進入8月，整個社會上都亂了，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口上古舊書店門前，在馬路中央堆起了一米多高的線裝書焚燒，過往車輛都得繞著走；大明湖北極閣里的元代泥塑、千佛山上的隋代造像等等，都被砸毀；街頭商鋪的老牌匾全部被砸，有些道路、商場也被改了名；所有綰髻的老太太，幾天時間都剪成了短髮；留長辮的姑娘，也都剪成了短髮或短辮；里弄閭巷時常瀰漫著焦糊味道，那是有人家在偷偷地燒舊書或者怕給自己帶來厄運的物件……就在這時，從北京刮來了抄家風。
開始抄家的是我們「黑字兵」，又被稱為「黑老保」，屬於保守派。「黑字兵」以「紅五類」自居，但還是以所謂「革干」（革命幹部）、「革軍」（革命軍人）子女居多，也最活躍。其標準形象是帶軍便帽，穿一身舊軍裝，外扎軍腰帶，左胳膊上箍著袖章，上面「紅衛兵」三字是黑顏色的，寓意為烈士鮮血寫成。要打人時就解下軍腰帶，掄起來沒頭沒臉地抽。若是皮帶扣朝外，抽到頭上必是血肉模糊。運動初期抄家是以所謂「破四舊」、查抄槍枝電台「變天帳」等反動物品名義展開的，對象是被認定為階級敵人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反革命分子，以及歷次運動中被揪出來的人，名堂五花八門。在學校里，抄家對象就是父母屬於這些人的同學。這個標準十分荒唐，比方說地主、富農出身的同學，他們父母最晚也是從新中國成立時就在城市裡謀生的了，卻還得依照祖籍地祖父輩的個人成分確定他們的家庭出身。我們班裡同學這一時期被抄家的至少有四位，我參加了抄張念泉、韓桂英同學家的行動。
張念泉同學的家，完全是由本班同學去抄的。他家並不屬於「黑五類」，只是他父親中學畢業後留校任用，抗戰初隨濟南各中學撤退到四川綿陽編入國立六中，抗戰後返回濟南，分派到某學校教書，算是在舊政權公立機構里工作過，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就憑這一點他家怎麼會被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