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麼是供給側？為什麼要結構性改革？這個口號提出以後一炮而紅，當時就沒有把這些事情追問清楚，以至於現在問題來了，無法解答。
吳敬璉：有大數據也不能搞計劃經濟
這兩年我參加一些論壇常說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長期發展的路徑。其中核心是研究基本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的同仁們對於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多貢獻。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們，就是就現象答問題的多，而對基本問題研究的不透。
現象是多種規定的集合，是千變萬化的。一個新的現象出現以後就熱鬧一通，但是淺嘗輒止，沒有把基本問題弄明白；過了兩天以後，某些因素發生了變化，可能是一種很偶然的因素，很次要的因素，很短期的因素，但現象表現就往往有所不同，於是又來一次浪潮。新的浪潮又是這樣，就事論事，淺嘗輒止。過了幾天，因為現象的變化很快，所以這個事情好像人們又不關注了。
當同樣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現時會覺得是一個新問題，這是因為對本質沒有認識，所以新現象出現的時候，原來的那些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被遺忘。或者是當出現新形勢的時候原來已有的認識變模糊了，又重新來。每次都從零點開始，每次都走不遠。於是對於基本問題的研究就很不足。
所以我們在每一次浪潮來的時候都要把基本問題弄清楚，因為本質的東西是比較穩定、長期存在的。如果能夠繼承原來取得的成果，再做一些假設，把新的現象加進來，就能夠步步的深入來理解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與會者預先提出的問題有上百個，隨便拿一個，現在來給出答案其實是不能的。但是我們似乎有這個習慣，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從技術上把過程弄的更好，然後自己再來找到答案。
有一個問題，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屬於政府官僚推動型的改革，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源在哪裡？這裡面好多事情都不清楚，比如，這個問題中，前三十多年改革是什麼改革？性質是什麼？為什麼它是官僚推動型的改革？好像這些都不是已經弄明白了的。
那新一輪改革動力源在哪裡？這個問題幾乎是沒法回答的，想回答這個問題要回到源頭上去，那改革內容是什麼？前三十年的改革是誰推動的？是一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還是若干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那麼在這個改革過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期望，不同的做法，那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期望，不同的目標是同一個社會力量推動的，還是由不同的社會力量推動的？這些問題如果都不清楚的話，就沒辦法回答動力源的問題。
這個問題顯然不是此時此刻能解決的，需要搞清楚我們過去在這個問題上有過哪些發現？在這個基礎上再往前走，有可能，也許今天，也許更長一點時間可以給出答案。但我們的問題是什麼？是每一次都是把當前的問題回答了，沒有退回去，弄清楚本質的問題，所以現在接不上。
我們是不是遇到了一個假的供給側改革？
再舉一個例子，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說生產力發展的問題。去年的供給側改革主要領域在工業，結果煤、鋼、黑色冶金普遍漲價，其他行業生產未見改觀，到目前為止成效並不令廣大民眾滿意，這是不是一個偽供給側改革？如何才能有效的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什麼？問題就是怎麼才能推動，障礙在哪裡。
但是到底什麼叫供給側改革？這個基本問題要搞清楚。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來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麼變成了供給側改革？供給側改革又跟」三去一降一補」是一回事了。於是這個問題就是」三去一降一補「，或者叫結構調整的障礙在哪裡？那麼這個問題就沒法回答，因為前面有好幾層要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發生？單單就問題本身顯然沒辦法回答，要回答就要一直退回到最初，為什麼會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麼是供給側？為什麼要結構性改革？這個口號提出以後一炮而紅，當時就沒有把這些事情追問清楚，以至於現在問題來了，無法解答。
所以我們需要研究基本問題，所有現實問題都需要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問題，然後一層層的往現象推。馬克思說不能從現象出發，因為現象是多種規定的集合。所以我覺得馬克思提倡抽象法是對的，他說研究的過程是抽象，抽象的最本質是最稀薄的，當然抽象的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馬克思抽象到最後，從研究資本主義變成研究商品兩重性、勞動兩重性；亞當·斯密抽象，他認為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在分工。還可以再討論到底哪一個抽象的最對。但是這個辦法是正確的，因為要通過研究，把本質的東西抽出來，然後一層層的把次要的因素加進去，這樣最後就浮現出整個的現實。而不是急於就現象論現象來就事論事的回答問題。
對中國來說，貫穿幾十年經濟發展的有兩個主要的線索，一個是增長模式的轉型，一個是體制的變革。
關於增長模式，我們就現象提出了很多口號。就現象直接解決問題，提過許多不同的口號。每一次口號提出以後都會研究學習，但沒有把基本的認識留下來。
比如，從1981年到2015年提過很多口號，單看口號都是對的，但是好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1981年國務院所屬部門和我們的一些諮詢機構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裡面提出」十大建設方針「。包括要降低重工業的投入，拯救農業，發展輕工業，發展商業，如何進行技改等。這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新路的十大方針。因為當時我們的經濟學還是跟海外隔絕的，所以」效率」這個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當然」效益」是什麼也不清楚。有些同事說」效益」就是利潤，有的說利潤不能表現」效益「。但是這個問題是抓准了的，其實就是效率問題。
這個方針沒有討論透，到1983年有一位理論家、政治家提出，十大方針里有一些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原理的。比如優先發展重工業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的一個基本原理；比如要靠投資來拉動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在生產基本原理中的」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唯一來源「，也就是投資是增長的唯一來源。他在《紅旗》雜誌上寫了一篇長論文，連登三期。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原理必須堅持，也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靠投資來增長，必須堅持，否則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所以當時的十大方針以後就很少有人再提。
而這種增長模式造成的不利影響演變的越來越嚴重，到了1995年，國家計委提出，我們很多經濟問題都是因為靠投資驅動的這種外延式的增長模式，於是就找到一個蘇聯口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它是蘇聯人在六十年代後期提出的。
當時有個故事，中國提出要超英趕美，赫魯雪夫就不高興，我是老大哥，你們超英趕美了我們怎麼辦？於是就要求中國對表，還開了一次非常規的對表大會，準備從1959年開始用三個五年計劃，超過美國。
最初按經濟增長率算，蘇聯覺得超過美國完全沒有問題，是可以操作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發現情況不對了，蘇聯經濟增速下降。首先是因為勞動力緊缺，更加麻煩的是另外兩個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個是技術差距，一個是生活水平差距。於是蘇共中央就要求經濟學界討論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得出的結論，就是蘇聯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蘇共中央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提高效率，他們從《資本論》第二卷找到幾個詞，主要靠資源投入的增長叫做」外延增長」和」粗放增長「；靠效率提高的增長，叫做」集約增長」或者」內涵增長「。於是蘇聯就提出一個口號，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粗放的轉到集約。雖然我國留學蘇聯的經濟學家都引進蘇聯的這個說法，但是在國內沒有引起重視。
1995年國家計委覺得我們也有這個問題，就接受了蘇聯的口號，向黨中央提出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黨中央做了研究，在第九個五年計劃裡面就提出要實現這個轉變。當時中央機關還進行了一些討論，蘇聯為什麼沒實現？結論是體制不行。所以在九五計劃裡面提出我們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第二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二個轉變是第一個轉變的基礎。
但是在經濟學上什麼叫粗放和集約？粗放和集約可以是另外一個意思。比如種衛生田就是粗放的，大量施肥就是集約的，這個意思跟剛才講的意思並不相同。因為沒有就基本問題說清楚，所以這個概念本身就有點模糊。第九個五年計劃通過幾年以後，人們慢慢就不知道這個轉變是從哪轉到哪。
幾年前我在浦東幹部學院一個高幹班上曾經問學員，」哪一位給我們講一講這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從哪裡轉到哪裡？」沒有一個人答出來。後來我發現一些報導最多的提法是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這個跟原來的意思不一樣。就經濟學家文獻看，只有科爾奈《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裡面專門有一節，提到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這個口號。現在經濟學很清楚，但是一般說法叫增長質量、增長數量，它的內容其實要用增長函數才能說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計劃」效果不錯，因為當時的改革跨了一個大步。」十五」就不太好，這次不是用史達林的有限發展重工業了，變成赫夫曼的」工業化的後期是重化工業化時期「。這個經驗定理，是赫夫曼從工業化的前期外推的，中間已經隔了第二次技術革命，其實是有問題的，但一下子風靡全國，全國都搞起重工學化，用大量的投資去做重工業和化學工業。於是」十五」計劃期間的增長模式是倒退的，到」十五」計劃後期，即2005年以後各種問題就出現了。
所以」十一五」的時候又一次大討論，到底是走哪條路線呢？最後回到」九五」計劃的意見占了上風，《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這本書就是這個大討論的產物。我在國家資訊化專家委做了一個很短的討論，然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因為答辯，寫的長，最後就成了這本書。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線。總結」十五」時期我們能知道為什麼」九五」計劃方針貫徹不下去，原因是有幾個執行障礙。雖然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做出決定，推進改革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這個決定基本上沒有執行。所以」十一五」雖然做了規定，但是進展很小。以後提出的幾個口號，其實內容都是一樣。比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種說法，什麼叫跨越，為什麼中等收入會有陷阱？我認為世界銀行經濟增長委員會的解釋比較可信，就是在中等社會階段有些增長的動力已經不管用了，需要找到新的動力。其實這個新的動力就是提高效率。
後來提出的」引領新常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說的」新常態」跟西方說的」新常態」好像不太一樣。西方所說的」新常態」是指進入一個相當長時間的衰退狀態。所以」走向新常態」或者是」引領新常態」所要實現的」常態」是什麼？有兩個特點。一是增速下降，二是效率提高。這個也討論的不徹底，因為中央領導講是轉向」新常態「，走向」新常態「，到了報刊或者民眾的討論的時候是說我們已經在」新常態」裡面了。這個」新常態」就是第一條，沒有第二條。所以真正要實現一個我們所期望的新常態，一定要有第二條，關鍵還在效率問題上，然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了。
行政命令還是要有的無論如何都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在我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供給側，從供給側找問題、求對策。二是最終解決這個問題要靠結構性改革。那為什麼會提出要從供給側去找問題呢？根本原因就是我們從2009年以後一直都是從需求側找問題的，比如靠三駕馬車。三駕馬車力氣不夠，怎麼辦？增加需求。
供給側改革的中間環節是什麼呢？就是提高效率、優化結構、糾正資源誤配，就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我們這個市場還沒有建立，那怎麼辦？改革吧。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間的架構都是要改的，這就是結構性改革。
我們是在討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後來不知道怎麼就變成了供給側改革了，變成了跟需求側改革相對立的東西了。真正的供給側改革還是三去一降一補。但是我們已經習慣了從需求側去刺激，前年第四季度和去年第三季度還是放了很多水，價格上漲是很正常的事。
如果在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改革推進不夠，效率提升不上去，無法糾正資源誤配的現象，結構優化不了，這個時候怎麼辦呢？需要用行政命令來下指標，比如鋼鐵今年降產能多少萬噸，然後分發到省，省分發到縣，縣跟企業定合同、簽責任書，要求企業今年降多少產能。在我們當前市場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是無論如何都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一個是靠人口紅利，一個靠海量投資。但是這兩個方面都碰到問題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就已經消失了，勞動力總量從去年開始就在下降。靠海量投資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用不下去了，它面臨著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回報遞減。2009年那一輪刺激，增長率上升了3個百分點，而且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後來的刺激強度不比那個時候差，但是效果遞減，到最近兩年已經沒有作用。另一方面，靠海量投資拉動經濟的負面效應變得非常大，槓桿率持續攀升，已經超過了臨界點，從去年開始，中國越來越可能面臨系統性風險。
有大數據也不能搞計劃經濟
長時間以來，我們並沒有討論清楚市場經濟為什麼優於計劃經濟這個基本問題。大家太注意現象層面的就事論事了。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有學者第一次論證了計劃經濟可以跟市場經濟一樣有很高的效率。但是有一個前提，信息必須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通過計算得到的結果，能夠跟市場經濟達到同樣的水平。但是後來又有學者證明了這樣的信息機制是不可能建立在計劃經濟條件之下的，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信息的非對稱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經濟活動中，信息是分散產生的，怎麼可能把這些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個重要的制定經濟計劃的機關，然後得出結果呢？
我過去工作是跟國家計委在一塊的，有一年我參加計劃制定工作，發現了這樣一件事。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是要把下面上報的信息集中起來，但下面上報的時候，所有的產出信息都會少報，所有投入的信息都會多報，否則就是給自己找麻煩。計劃委員會也知道這個情況，所以就要在下面上報的相關數據上砍一刀。那基層也知道計劃委員會要在數據上砍一刀，所以它就會比本來多報的數據還要多一點。這就叫頭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你說這個事怎麼解決呢？有人說用現在的大數據和計算機來收集這個信息，建立全國網絡，這個羅馬尼亞做過，蘇聯也做過，七十年代網絡就建成了，都沒有成功。所以說有了大數據就能搞計劃經濟，這個說法是非常可笑的。
總而言之，我們要首先把基本問題研究清楚。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發了一個文章叫《經濟學原理》，裡面說要把本質的問題抽象起來，你的觀察才能深刻，你的結論才有一般性。因為本質是貫穿在各種的現象中間的，所以你對本質問題研究清楚以後，你觀察的覆蓋面就可以更快。否則你只能就事論事就一些具體的問題做出回答，無法把這個知識遷移到別的現象上去運用。這個觀點我很同意。
我們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都要從基本問題上入手。一個是結構優化，糾正資源的誤配，使效率提高。另外一個就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把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市場就兩個作用，一個作用就是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糾正資源的誤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外一個作用就是建立一個所謂兼容的激勵機制，使得人們有創新和創業的積極性。有推動力，這樣才有可能創新。三去一降一補，就是要通過這兩條來完成，一條就是通過獎優懲劣、優勝劣汰，把結構變得更好。一條就是通過激勵機制的改善去激勵創新和創業。通過這樣的辦法，也許我們實現三去一降一補就會比現在更加有效。
（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和中信出版集團上海公司聯合主辦的」名家講堂」上的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