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我稱它為我起自六九年反叛出共產黨社會，九零年後私淑布拉赫教授，前後學藝四十年，最終練就的結束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的「九轉陰陽絕命槍」。單只是這篇文章仲介紹的布拉赫教授的對於二十世紀及共產黨專制問題的認識，我認為，就一定會讓那些不願意從根本上摒棄共產黨專制的人徹底地從思想領域和知識領域中，從當代民主自由的潮流中出局。
讀過此文的人我相信都會清楚地了解到，你無法繞過這一百年的歷史，繞過這些經驗教訓。未來問題固然很多，但是對於極權主義和共產黨的徹底否定，卻一定已經是定論；共產黨是一個無法自身改良，無法走入人間一般正途、在多元社會中正常存在的政黨，這也一定是個定論。過去二十八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共產黨沒有躲過這一百年歷史的審判，未來在整個人類史中評價共產黨問題就更是如此！
本文共包括四部分的內容：
一.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選擇介紹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
二.布拉赫教授對於當代德國歷史，民主制崩潰及希特勒攫取政權史的研究，他在德國歷史學領域的貢獻；
三.布拉赫教授對於二十世紀及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及其貢獻，對德國當代社會思想及文化變化的影響；
四.我對於這些問題的學習及研究的收穫與問題。
基本目錄如下：
一．問題與方法
1.百年歷史為中國帶來的問題——禍及中國
2.百年歷史給人類帶來的歷史性問題——禍起歐洲
3.為什麼選擇布拉赫
3.1德國在20世紀的特殊地位
3.2為何選擇政治學、歷史學家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
3.3布拉赫在德國學界和社會的影響和地位
3.4中文世界對於德國和對布拉赫的了解
4.方法
二．布拉赫及其對極權主義思想及歷史的研究
1.布拉赫簡歷
2.與政治學密切相連的歷史研究
3.與歷史學密切相連的極權主義研究
三．布拉赫對於百年極權主義世紀的研究
3.1轉折時期
①第一個時期：形成時期
②第二個時期：1917年到1923年，具體化時期。
③第三個時期：極權主義的高峰
3.2極權主義制度發展擴張時期：觀念化、族群化國家的擴張戰爭
④第四個時期：極權主義的征伐與奧威爾、泰爾蒙的反思
3.3冷戰及現代世界中的極權主義威脅：1945年後的經驗歷史
⑤第五個時期：全球化、西化下的二元化世界
⑥第六個時期：極權主義的變通及擴展
⑦第七個時期：極權主義對世界的腐蝕、滲透及擴張
⑧第八個時期：現代社會惡性腫瘤的擴散
3.4共產黨、法西斯和納粹的極權主義統治的對比解析
3.5意識形態問題
四．布拉赫研究的啟示及教訓
4.1方法論啟示——從布拉赫與德國思想傳統的對抗談起
4.2布拉赫的「極權主義的世紀」告訴了我們什麼？
4.2.1極權主義與基督教文化
4.2.2極權主義世紀與後基督教社會
4.2.3極權主義世紀、後基督教社會與共產黨問題研究
2017.8.14德國·埃森
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
仲維光
一．問題與方法
1.百年歷史為中國帶來的問題——禍及中國
選擇這樣一個題目，時值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際作為撰文的主題。很多人會以為十月革命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題目，但是按照現在中文思想界的情況，誰這樣以為，實際上就意味著他沒有看到這100年來，十月革命以來給中國思想文化及當代中國歷史帶來的畸形變化的嚴重性，意味著他依然陷於這100年曾經被癌變的那部分思想的禁錮之中。
我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對於當代中國知識界來說，已經和半個世紀前、百年前的中國知識界及中國社會有了一個根本的不同。百年前，伴隨強勢西方帶來的全球西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的是西方的世俗化的宗教思想，這個世俗化宗教思想後來形成了一個世俗化的宗教組織、政治制度及社會，使得從辛亥革命開始，中國一步一步地陷入一個猶如中世紀前的西方一樣，但卻是徹底的世俗基督教化的世俗宗教社會。
為此，對於筆者來說，重新研究思考十月革命百年來的歷史及文化思想，猶如中世紀後文藝復興、近代的啟蒙運動一樣，是一個「顛覆性」的題目，尤其是對現實的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
對於筆者來說，重新總結思索這100年的歷史，就是重新思索西方近代史的道路，從西方近代史構成的框架中、參照系中進一步思索中國這100年的歷史。所以這個問題就是：這100年的歷史，對西方來說是從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會中，經過政教分離後，替代基督教的世俗宗教對當代社會造成巨大災難和威脅的百年，而對中國來說則是，在全盤西化的潮流中直接進入世俗基督教化，逐漸陷入極權主義的百年。對西方來說是成功地抵制、對抗並且最後基本上戰勝了兩個極權主義的百年，對中國來說，則是陷入，並且繼續忍受世俗的政教合一，極權主義專制的百年。
為此，對於中國社會及其知識分子來說，現實的中國要走的道路，將可能發生的事情幾乎完全是西方近代史的一個鏡像——一個在所有各方面都有著更為殘酷結果的變態模彷。在西方首先經歷的是中世紀後的政教分離，然後是對於世俗化帶來的惡果的當代反省，在中國則是直接陷入世俗化政教合一的泥淖中，沒有西方人從政教分離、啟蒙經驗中產生的免疫力，而直接面對世俗化政教合一的一黨專制，為此，在中世紀後的西方近代，人們努力的是從神學中脫出來，在中國在世俗化現代社會中重新認識反省的是世俗的政「教」合一，認識「替代神學」的意識形態問題，如何從這個「替代神學」——意識形態化、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
所以對這個百年歷史的鳥瞰，第一個，最重要的啟示，或者說第一個要提到的就是只有打碎意識形態的禁錮，承認並且認清自己已經被世俗的教條所蒙昧，進一步到西方近代和當代思想史中，到中國傳統思想史中尋求思考的參照系，才能夠較為準確地看到歷史及自己的狀況。
2.百年歷史給人類帶來的歷史性問題——禍起歐洲
2.1百年來中國以及世界所遭遇到的巨大的災難，不是傳統東方社會帶來的。這也就是說滿清無論怎麼落後、積弱，都不可能發展到發動挑起兩次大戰、內戰，導致1950年代後的歷次政治整肅運動、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經濟崩潰，以及當前中國的環境和社會的徹底淪喪。因為這完全是兩條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百年來中國遭受的災難是全球化，西方迅速擴張帶來的災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對中國社會變化的加速，其後中國所遭遇到的各類災難，說到底，不過是全球化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禍及中國。為此，百年來，世界的動盪可謂是「禍起歐洲」。
總結反思百年的歷史，首先要返回百年的起點。歷史開始的地方在哪兒，歷史開始的時候是怎樣的？
19世紀的歐洲，是經過文藝復興，人的所謂覺醒後，政教分離後，世俗化迅速佔領各個領域的時候。政教合一的國家合法性不再，為此，從18世紀開始，到19世紀到達高峰，在歐洲第一次形成在世俗的法律下的世俗國家。世俗思想、自由思想的激盪，科學的發達以及所激發的各種人的創造性，讓人相信完全可以以人的一切來代替上帝的一切。因此，過去在歐洲宗教社會所曾經有過的各種存在形式、矛盾、衝突，在政教分、離宗教退出後，都迅速被替代基督教的各類世俗內容所替代。於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100年前，在歐洲，不同的人對未來有著不同的看法和預期。
20世紀的初期，在歐洲，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曾經認為這是一個民主和進步的世紀；對於左派革命者來說，這是一個工人階級節節勝利，社會主義的世紀；對於右派的意識形態分子則認為這是一個種族取得勝利的世紀；而對於保守的基督教新教信仰者來說，認為這是一個教會發展的世紀。
然而，實際的發展，百年來，以歐洲為根源的歷史為人類帶來的卻是兩次世界大戰、冷戰，上億人死於非命和政治迫害。誰都不可否認，歐洲模板帶來的人類百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災難的世紀。
對此，本文將要介紹的思想家、德國的自由主義學者、極權主義問題研究專家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1922-2016)在1980年代末期的著作中認為，如果我們仔細思索世紀初的預言，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有一個類似的地方，那就是都是期待在一個佔據主導、支配地位的原則或者觀念下進行一個強有力的巨變。這就是改變這個世界，並且創造一個新世界。
事實上，布拉赫看到的所有這些對世界的看法，說到底都是一種基督教創世、
救世，不在宗教教義和教會基礎上，而在世俗的觀念、思想、族群和社團黨派基礎上的創世、救世。為此，正是在這個方向上有了這100年的歷史的展開。
2.2與這個創世所對應的是歐洲基督教文化的另外一個固有的、對應的思想——末世思想。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習慣於二元思維的歐洲人，剛剛經歷了19世紀的樂觀與自信，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他們立即回到了與創世、救世說並存的西方思想固有的另外一個起點，末世說。大戰及其結果讓他們開始感到世界面臨末世，19世紀所相信的理性的文明，已經面臨被淹沒溺死的危險。所以美國總統威爾遜才會在1914年說，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使民主可以在世界安全生存」(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但是一次大戰後的結果並非如此，甚至可說是恰好相反，歐洲從1917年第一個聲稱代表塵世間真理的極權主義國家出現後，1921年在義大利出現了第二個，20年代籠罩歐洲的氣氛是更強烈的懷疑及文化危機感。存在主義的虛無主義、危機哲學徹底動搖了西方過去的和現在的價值基礎。斯賓格勒的書《西方的沒落》甚至可以說是一句末世感的標語。末世更激發了他們的救世。為此，不同的救世說、救世團體、救世觀念從歐洲產生，並且向世界各處蔓延。除了布爾什維克、法西斯和其後的納粹的救世說，保守的、宗教的領域同樣興起各類類似的救世學說和思想。例如，笛珀利烏斯(Dibelirs)的未來的一個世紀是「教會的世紀」說，正是由此得來。他認為，正是1918年舊秩序的崩潰和布爾什維克專制的威脅為教會時代造出大發展的空間。因為對歐洲社會來說，作為一道牆，或者說一道保護性的雨傘的基督教文化將沒有了國家制度再繼續保護它，因此就再次迫切地需要教會。但是所有這個情況、這個末世、這個歐洲，或者說西方的沒落，西方的危機卻首先是一個契機，一個競爭的出發點，它帶來了極權主義的誘惑：把社會運動觀念化，絕對的極權主義政府統治。實際上在它產生的初期，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就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它是毫不掩飾地「變態醜化的上帝」。為此，在1917年後，在上個世紀20年代，在歐洲經歷了政教分離，19世紀對於理性和人的狂熱信仰後，曾經以基督教為信仰及基礎的歐洲社會陷入了新的矛盾和危機之中。
過去在表面上無法阻擋的以理性科學和技術為標誌的經濟和社會進步及現代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事實上從19世紀末期開始就不斷地遭到了質疑。現在那種本來讓人感到樂觀的進步終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令人震驚地中斷，把人們拋入危機的深淵。曾經基於宗教基礎——二元的基督教基礎的歐洲社會的這個危機，政教分離後的精神危機，雖然文化上的批評者，如尼采早就預言到了，可人們真正經歷到的時候，還是強烈地感到是不曾預期的。它一下子摧毀了很多過去在理性上感到確實肯定的東西，所以歐洲打開了非理性思想的大門。觀念化、意識形態化及進步的危機促發了狂熱幻想的衝動並且導致惡夢。
為此，在歐洲的歷史中，在政治上1917年後出現了比任何其他歷史時期都更多的非理性主義，上帝化、宗教化政治觀念、以及政治運動及領袖。
2.3上述所有的矛盾和危機如果人們仔細觀察歐洲的歷史，實際上都是似曾相識，只不過末世、救世和創世，以及千年盛世都不再是基督教神學意義上的，而替代成了國家與社會，族群、政黨與觀念。在更遠的距離，人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它實際上是在基督教發展及現代化的危機中，一種典型的基督教社會徹底世俗化的結果。政治宗教代替了教會、教義的更新，國家和社會的自治取代了教派、教會領地，以及過去西方社會所有的宗教關係，同樣形式的曾經在宗教社會中存在的各種關係急速地被各種世俗化關係所替代，為此它又進一步促進了對於更新所有的關係的希望。
所有這些世俗化，地區化和族群化、世俗黨派化，都如這個社會所曾經固有的基督教框架一樣緊密地聯繫着觀念，所以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產生了和神學教義相對應的意識形態(ideology)一詞、一說。觀念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替代了基督教曾經有過的教義、教派間的鬥爭，從而能夠顛覆長期以來存在的價值和道德秩序。因此，如中世紀前的政教合一，它必然進一步帶來這種曾經產生它的，它的原始地曾經有過的政教合一的要求。誕生於二百年前，政教分離時期的歐洲的觀念論、意識形態必然為歐洲社會帶來新的、明確的、廣泛的極權主義的要求。這個要求在國家和社會及經濟和文化中又都帶來進一步的意識形態化的變化。為此它就帶來了20世紀初期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獨裁統治的急劇傳播和擴展。承擔這些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族群和政黨聲稱他們代表了絕對合乎規律的思想，毫不留情、沒有任何寬容地以一種極端強硬和迅速的方法要求實現這種要求。
為此，從宗教專制社會、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社會經過短暫的幾十年的民主誕生以後，帶有基督教思想固有特點的現代專制思想接踵而來。從1917年之後，歐洲社會經過20年代、30年代，到1941年，只剩下了7個民主國家。而這個帶有歐洲中世紀教團社會特點的現代專制和誕生於政教分離後的民主社會的對立，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後的冷戰，直到今天，1989年共產黨集團崩潰後，世界依然沒有安定，反而對立和矛盾、衝突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