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圖為出席會議的部分人員合影。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澤東、任弼時、張國燾
洛川會議後，中共中央對抗戰的態度，相當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個多月沒有舉行過會議，當時多數政治局委員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澤東、張聞天和我三個人。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經常舉行，由張聞天以書記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書長和各部部長為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過一兩次會議，都是討論各部門的日常工作，從未討論過抗日的局勢。因此，延安對抗日的動向，只可在毛澤東、張聞天的言論中去找尋。
洛川會議否決了抗日又反蔣的政策，毛澤東、張聞天究竟不好公開違反;但仍然是陰一套，陽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處是抗日口號，熱熱鬧鬧，中共中央內部卻有點陰陰森森的，似乎對抗日前途毫無信心。隨著抗日軍事的不利發展，批評蔣介石的話便增加起來，不是說國民黨軍隊如何不中用，便是說南京的妥協派如何活躍，妥協傾向如何增長。當南京將要失守的前夕，張聞天曾對我說蔣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存有奢望的人，還有甚麼話可說。
周恩來在洛川會議後，本應速往南京，但他卻藉口隨八路軍到山西前線去了。當時毛澤東希望周恩來常駐南京，除了了解情況和辦理交涉外，八路軍還有一些物資沒有領到手，特別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擊隊，毛澤東原來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員領導，因周恩來沒有去南京交涉，結果南京徑派葉挺以新四軍名義實行改編。毛澤東曾說周恩來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誤了大事，外交人員有點不如意就自由行動?那怎麼可以呢?
周恩來這種舉動，顯然是不滿意洛川會議。他似乎相信毛澤東、張聞天雖然表面有些讓步，但實際還是堅持己見，他如果貿然赴南京，處境將很尷尬。他不動聲色所先到山西前線去看看，幫八路軍總部辦點外交，然後從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來在山西前線耽擱了三個月，毛澤東雖屢電促其速往南京，周總是藉故遲延。直到毛澤東去電召他回延安面談後，周恩來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軍的一部，在山西平型關曾予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這是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在抗日戰場上第一個大功績。日軍於九月十三日占領大同後，南向太原逼近，抗日軍憑險節節抵抗。平型關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敵軍側後，實施攻擊。敵傷亡頗重，稍向後退;林彪部傷亡也在千數以上。八路軍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於周恩來在前線的鼓勵。延安接到平型關勝利的消息之後，曾大事宣傳;一般人也感覺到八路軍不僅可以從事游擊戰，在運動戰中也已獲得勝利。但毛澤東卻電令前方將領，以後應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
洛川會議後，八路軍陸續開往山西前線，毛澤東那時聚精會神指導這個軍事行動，強調獨立自主和只打游擊兩個原則。毛澤東有點怕周恩來在前線搞風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軍官，唯恐他們充當抗日英雄。到這年十一月九日，日軍占領了太原，那時八路軍大致都轉到敵後去了。一一五師林彪部轉移到同蒲鐵路以東，正太鐵路以北一帶的太行山脈，向河北地區發展。一二0師賀龍部在同蒲路以西晉西北地區打游擊。一二九師劉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晉東南長治地區發展，並準備向河北、河南、山東一帶的敵後打游擊。這個時候，毛澤東的心情才比以前輕鬆了。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四周苦戰了約三個月，許多戰績可歌可泣，直到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後撤退。連山西的閻錫山在太原失守後，也宣稱要在山西守土抗戰。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聽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當南京失守，國軍向後撤退，形勢相當混亂的時候，毛澤東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觀感。他認為蔣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將整個中國的領土斷送與日本，可是日軍只能占領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中共所領導的游擊戰爭，就可在廣大敵後地區發展起來，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國才能翻身。因此，整個中國會被蔣介石斷送，將來中共又可以從日本手中奪回來。
我聽了毛澤東這種議論，真有點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國為甚麼要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為甚麼不積極支持蔣介石堅持抗戰，為甚麼不積極維持抗日的國民政府，為甚麼不同抗日友軍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國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國人容易翻身嗎?我為此曾經憤怒的感到，毛澤東的想法和由此出發點而來的所作所為，其實是幫組日本侵略，毛澤東將會遺害中共和八路軍以及整個中國，簡直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皮的漢奸。
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又重新被掀起來了，這是由檢討陳昌浩應負西路軍失敗責任開其端的。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後，化裝逃到他的家鄉湖北，企圖回到鄂豫皖蘇區去。抗戰爆發後，他於八月間潛行來到延安。他見著我時羞慚滿面，自承應負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聽候黨的處罰。他閒住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有時寫些有關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書記處召集中共延安積極分子會議，檢討陳昌浩的錯誤。毛澤東、張聞天選擇這個時機來展開黨內鬥爭，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繼失守，八路軍已轉入敵後，抗日形勢果不出他們所料。反對我的鬥爭雖在當年二月間已告一結束，但暗中反對我的宣傳，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上海、太原失守後，毛澤東、張聞天徑指我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表示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抱有右傾觀念，對蔣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據他們看，足見反黨分子又在新的形勢下從事反黨，非重重予以打擊不可。
鬥爭陳昌浩的會議，連續舉行了約一個星期。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五百餘人，多數是延安以外來的小伙子，黨校、抗大、陝北公學等校的黨員學生，少數是延安各機關的幹部。在張聞天直接領導之下原系要批評陳昌浩的，但重點卻逐漸轉到我身上，主要內容還是土匪、軍閥、反黨那一老套。那些黨校學生往往不根據事實，任意攻擊和污衊，似乎中共的一切錯誤，都是出自四方面軍和張國燾、陳昌浩這班人，中央的領導則是完全正確的。
我為了表示抗議，沒有參加最初幾天的會議。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我曾出席作一個總的答辯。我首先指出這次檢討西路軍失敗經過，又牽涉到過去一、四兩方面軍對立的往事，真是遺憾。我說明當年紅軍的西進計劃和西路軍的失敗，有很多複雜的經歷。陳昌浩同志雖然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在紅軍中不但身經百戰，出生入死，對黨對紅軍也都有過驚人的貢獻。四方面軍在西進的艱苦戰爭中，犧牲慘重，一般將士，英勇奮鬥，真是可歌可泣。同志們若不研究這些情況，批評一定不會中肯，許多言詞都成了牛頭不對馬嘴的空談。至於兩個中央的對立，我早就承認了錯誤，請你們相信我，為了團結，我所承擔的責任，超過了我所應當承擔的，而且這是早已過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戰發生，也許我早離開了中共的領導崗位。
抗戰發生，我不計以往一切，挺身出來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包括擔任這次會議主席的張聞天在內，都要求我出來擔負邊區政府主席的職務，並鼓勵我，說過去對我的鬥爭早已結束了，在抗日緊急關頭，決不會舊事重提了，他們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他們批評我的話，我不願多加答覆，僅指出某某幾點顯系毫無事實根據的。我要請你們設身處地想想，你們將我痛罵的不成樣子，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還能夠做下去嗎?我還要請問你們，在此抗日緊急關頭，你們沒有將時間用在準備抗日的工作上，去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在這裡大聲疾呼的圍剿我，究竟你們的目的何在。
在我發言以後，繼起的發言者指責我承認錯誤並不徹底，沒有放棄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說，為了中共的領導威信，要求我多承擔起一些錯誤的責任。另外有一個在中央書記處新任工作的後進小伙子(我並不認識他)，起而發表攻擊我的言論。他憑空的說：金子是發亮的，但並非一切發亮的東西都是金子;蒼蠅也是發亮的，張國燾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個蒼蠅。任會議主席的張聞天並不制止這樣的謾罵，反而表示欣賞。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離開了會場。
會議結束後的次日，毛澤東約我去談話，張聞天已先我在座。他們兩人笑臉相迎，對我的辭職表示挽留;並且解釋這次鬥爭會，原是檢討西路軍失敗的經驗，不料又牽涉到兩個中央對立的事，請問不要介意。我深惡他們這種表里不一致的虛偽把戲，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會議上的發言，指責了他們毫無信義，使他們不好等閒視之，故又來一次請我原諒，其實他們反對我的陰謀，絕不會改變的。當時我若堅持辭職以示抗議，那就當面鬧翻了。我那時還不願那樣做，因此也不再提辭職的話，當場敷衍了幾句，也就罷了。
在這次談話後，我又同張聞天會見過兩三次，我自然必須要將邊區政府的工作向這位中央書記報告，可是張聞天擺出他書記的臭架子，蠻不講理的打官腔，有點像惡婆婆折磨媳婦似的。這種小人的行徑，我雖然有點生氣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說甚麼。當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間，我可說受盡了折磨，邊區政府的工作受到嚴重的干擾，一個星期的反張國燾鬥爭以及許多暗中的麻煩，這些事都是由毛澤東在後面掌舵，而由張聞天在前面喊打喊殺來進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滿十二歲的兒子，都受到他們的歧視和侮辱。我的太太與我離別了約六年半，我的兒子在武漢時代和我分手，相別已超過十年，他們於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先後來到延安;彼此都經歷艱險，劫後相聚，不僅我們自己愉快，我們的好朋友都深深為我們祝賀。但竊據了當權的陰謀家，並不肯放過，用打擊我太太和兒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黨員，列名為中共婦女領導幹部，當我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她留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的機要工作。因為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屢次遭受破壞，她幸而逃脫了被捕被殺的危險，最後與中共失去了聯繫。她歷經艱險，方得改名隱藏於上海一間高級女子助產學校習醫，將近兩年。抗戰爆發後，她才與中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取得聯繫。她來到延安，並寫信回湖北棗陽縣家中接兒子來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擔任邊區政府內工作人員的教育工作和邊區醫院的助產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過一個普通黨員。可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以必須調查她失去黨的聯繫後的經歷為理由，不允恢復她的黨籍。當時歸隊黨員，大多不需要這種所謂調查，就可恢復黨籍，需要調查者，顯系含有懷疑和不信任之意，這使我那熱誠和爽直的太太，頗感氣惱。
那時我的兒子小學尚未畢業，延安並無適當的學校可以容納他，因而暫在陝北公學低班就讀。不久幹部子弟學校成立，他就首先轉入該校。這個小孩子很活躍，喜歡唱歌和表演，為學校主持人目為難的的童星，參加過幾次兒童表演。有一位文藝工作者，曾因犯重大過失受過我的處罰，他那時成為張聞天的馬仔。他作弄我的兒子，派他演反對派張慕陶，扮成奇怪形狀的漢奸樣子。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兒子，毛澤東也正在那裡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過去，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蠻、殘忍、禽獸不如。
經過以上我所扼要敘述的那些事情，我沒有與那些陰謀家公開鬧翻，不能不說是忍耐的奇蹟。我此後再不願同毛澤東、張聞天等會面。十一月間，我就有計劃的將邊區政府主席職責，推交秘書長代行。任秘書長的潘自力為人很正直，與我共事相處很好，他目擊黨內情況，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後，感到責任重大，因而不動聲色向中共中央請求調換工作。這個時候，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築了一排窯洞，大致已經完工，需要搬遷。搬遷的主要用意，是企圖減少日機轟炸的危險。我雖已消極，但因工作不能停頓，還是如常的照料我所應做的工作。
十二月間潘自力調走了，原任交際科長的伍修權升任秘書長。伍修權接任之初，特務派頭十足，藉故把替我收拾辦公室的一個小勤務捕去了。這顯然是對我施的下馬威;他大概企圖從小勤務口中，訊問出我的「反黨行為」;無異明白表示他是來監視我的。數日後，伍修權的態度竟有些改變，他遇事向我請教。為甚麼有這個改變，我始終不明白。這也許有多種原因：其中的一個似是伍修權研究了邊區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們所提議辦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並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鏡所觀察的可比，顯然不是甚麼「反黨陰謀」;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擾，並不一定合理，有些顯有偏見。
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我逐漸把它轉移到伍修權身上。首先請他代替我和張聞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機關首長接頭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商決邊區政府的工作，我指出這對他自己固然是駕輕就熟，對工作進行自會較為順利，他欣然允諾。這件事解決，對我來說，真是如釋重負。接著又將其他各項我所應當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漸由伍修權代策代行。伍修權很熱心工作，連升三級，邊區政府整個工作完全由他處理，他表現得有點躊躇滿志。而我正感輕鬆，為我後來脫身出走，準備了條件。
這件事同時也證明那些陰謀的獨裁者，妨礙我正正噹噹的做邊區政府主席，甚至連我在邊區政府做一個苦力，他們也不放心。他們要我作一個俘虜，在監視之下聽從他們擺布。當時即使我做一個安份的傀儡，恐也難逃清算鬥爭的災難。毛澤東對意見不同者的陰毒，再加上史達林反托派的瘋狂，實在到了暗無天日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