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流傳著很多「民國大學聘任教授不問學歷」的雞湯故事。「梁啓超向清華校長舉薦沒有學位的陳寅恪」，「西南聯大聘任小學學歷的沈從文引起劉文典不滿」，是其中最著名的兩則。
這兩則雞湯，與真實情況不符。
無學位的陳寅恪，非常費勁才當上清華教授
流傳說法：梁啓超舉薦陳寅恪，「我全部著作，不如他數百字有價值」
這個故事最早出自陳哲三所著《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按照書中說法，1926年春，梁啓超向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推薦陳寅恪，希望他到國學研究院任教：
「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土，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
於是，陳寅恪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
不實之處：梁啓超不了解陳寅恪的學術能力，不可能如此鼎力推薦
首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聘請導師是在1925年，而非故事中說的1926年。
其次，梁啓超對陳寅恪的研究能力並不了解，如學者桑兵所言，「梁與陳家可謂故交，但陳寅恪是晚輩，又長期求學於歐美，對其學問人品，似無從了解；所謂德、法等國名教授推崇之語，沒有旁證。梁與陳所結識的歐洲學者，並非同一類型，前者多為思想哲人，後者則為東方學者或漢學家，擔任過陳氏課程者，與梁並不相識；除幾封信函外，當時陳尚無隻字面世」，因此「在此情況下，梁不會大拍胸脯，極力舉薦」。①
第三，梁啓超受聘尚晚於陳寅恪。吳宓時任國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主任，他到天津請梁啓超是在1924年2月22日，而曹雲祥同意聘請陳寅恪是當月16日。
真實情況：吳宓費盡氣力，以辭職力爭，才讓清華答應聘請陳寅恪
1925年，清華學校在曹雲祥的主持下，剛剛設立大學部和研究部，尚未對教授資格做出明確規定。參考1932年校評議會通過的《國立清華大學教師服務及待遇規程》，可知要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必須滿足下列三個條件之一：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學位及有在大學授課二年或在研究機關研究二年，或執行專門職業二年之經驗者；（乙）於其所任之學科，有學術創作或發明者；（丙）曾任大學或同等學校教授或講師，或在研究機關研究或執行專門職業共六年，具有特殊成績者。」②
以上條件，顯示清華當日在聘任教授一事上，要求相當嚴格。
具體到國學研究院，聘任標準也是三條：
「(一)通知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二)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三)稔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
對於1925年的陳寅恪來說，後來清華大學有關教授聘任的條件，他一個都不滿足。陳寅恪留學歐美十多年，在很多名校聽過課，但沒有拿一個學位；那時他還沒有任何著作問世，更未在大學或研究院教過書。好在國學研究院的標準相對籠統，沒有對學歷、著作做出什麼細緻規定。即便如此，曾和陳寅恪在哈佛同學，深知其學術水平的吳宓，還是費了很大勁，才讓曹雲祥同意聘任陳寅恪為國學研究院教授，成為所謂「四大導師」之一。
吳宓後來回憶，他向校長曹雲祥舉薦陳寅恪後，「教務長張彭春認為陳先生留學雖久，學問亦好，然而一無學位，二無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條件，為保證今後教授水準，不應放鬆聘任標準，不同意聘請。」吳宓辯稱，「陳先生前後留學十八年，他人不過四五年。陳先生學問淵博，能與外國教授上下其議論，堪稱學侶。雖無正式著作發表，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學衡》雜誌第二十期所節錄的《與妹書》，寥寥數百字，已足見其學問之廣而深，識解之高而遠。」③
此事一度僵持，直至吳宓「往見曹校長，再申前議，並以去留爭，聘事乃決。」吳宓在日記中也說，「介紹陳來，費盡氣力」。可見破格聘任陳寅恪之艱難。
沈從文所獲教職，在地位較低的聯大師範學院
流傳說法：沈從文被評為教授後，劉文典怒罵其不夠格，只配拿四塊錢工資
有關劉文典、沈從文之間恩怨的故事，版本很多。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許淵沖在《追憶逝水年華》中說，劉文典「輕視作家，公開在課堂上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有一次跑空襲警報，他看到沈從文也在跑，便轉身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嘛跑啊！」另據許淵沖《學林散葉》，在西南聯大評沈從文為教授的會上，劉文典反對：「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作教授，我豈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嗎？」
不實之處：沈從文當教授時，劉文典已不在西南聯大任教
對於劉、沈兩人間的故事，劉文典之子劉平章，曾有過一些反駁。他說，「沈從文在昆明的那段時間，住在丁字坡旁邊，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館對門，而我們家住在龍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報，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國花園或現在的圓通山後面。我們跑虹山，他們兩人是不會遇到一起的，而且我們沒跑幾次就搬到了官渡。我覺得那時敵機要來了，大家都是慌慌張張地跑，一個人遇到另一個人還能說出『你跑什麼？我跑是為……』這樣的話，估計那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誰編出來的。」另外，「沈從文評教授的時候，父親已經離開聯大到雲大（指雲南大學）了，所以並不存在這個問題。」④
對於「跑警報」一事，劉平章的第一點反駁不能成立，因故事中說到的跑警報，不是從各自家中跑，而是一起從學校跑，遇見的可能性很大。不過如他所說，正常情況下，一個人躲避空襲時，恐怕確實不會有嘲諷別人的閒心。限於沒有可靠資料，此事只能暫時存疑。
至於劉文典反對沈從文當教授一事，則可證明絕不存在。沈從文被聯大聘為教授是在1943年7月，當時劉文典已被西南聯大解聘，身在滇南的普洱縣，不可能在昆明參加討論沈從文晉升問題的會議。⑤同年8月，劉文典受聘於雲南大學。另外，劉文典在西南聯大當教授時的工資是470元，沈從文是360元，故事中劉文典說的400塊、40塊的比喻，也不合理。
真實情況：為讓沈從文到西南聯大任教，朱自清等人費盡心力
西南聯大對教授資格的要求，和前文所引清華大學的規定基本一致。按照1941年通過的西南聯大《本校教師資格標準》，除教授外，副教授需具具備有以下三項條件之一：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學位者；乙、於所學學科有重要學術貢獻者；曾任大學或同等學校教授、副教授或講師、或者研究機關研究、或執行專門職業共四年，有特殊成績者。」
講師也要有下面三項條件之一：
「甲、二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碩士學位者；乙，於所學學科有學術貢獻者；丙、於專門職業有特殊經驗者。」
教員需要滿足的是兩項條件之一：
「甲、大學畢業成績特優，具有曾在大學或同等學術機關授課或研究二年者；乙、於所任學科有專門知識或授課有特殊成績者。」
助教也要「具有大學畢業成績特優之資格」。
以上規則雖是1941年才正式頒布的，但因其內容和1932年清華制定的規則幾乎一樣，可知西南聯大一直是將此為選拔教師的標準的。沈從文只有小學學歷，好在1939年已有包括《邊城》在內的大量小說問世，成為著名作家，且曾在中國公學、武漢大學等校任教。從履歷來看，沈從文僅大致滿足講師的丙項要求，因此朱自清（清華國文系主任）和羅常培（聯大中文系主任）幫沈從文謀職時，目標只是講師，甚至助教。即便如此，朱自清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今甫提議聘請沈從文為師院教師，甚困難」。⑥
最終推動了沈從文到聯大任教的關鍵人物是楊振聲，他當時是聯大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兼秘書長，曾聘請沈從文編寫國文教科書，了解沈的才華。楊振聲在1939年6月27日的常務委員會議上，正式提出希望沈從文到聯大任教。楊振聲之子楊起回憶，沈從文是以「作家」，而非「學者」身份被引薦的，「這在當時的校委會和中文系還是很有阻力的」。當時還在聯大外文系上學査良錚公開說：「沈從文這樣的人到聯大來教書，就是楊振聲這樣沒有眼光的人引薦來的。」⑦由此可知，聯大師生對於沈從文的到來，是很不滿的。
好在經過常委會討論，聯大終於聘請沈從文，而且一下就給了副教授。聯大常務委員會發布通知，「聘沈從文先生為本校師範學院國文學系副教授，月薪280元，自下學年起聘」。後來由於沈從文的課程受到學生肯定等原因，聯大在1943年7月又晉升他為教授，通知說：「改聘沈從文先生為本大學師範學院國文學系教授，月薪360元」。⑧
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的教職不是在聯大中文系，而是在聯大師範學院的國文學系。聯大主體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至於師範學院是1939年為幫雲南解決中學師資問題，才和雲南省教育廳合辦的，學制只有一年。抗戰勝利後，聯大解散時，師範學院被留在昆明，成為現在雲南師範大學的前身。師範學院在1943~1945年僅有畢業生7人，有2/3的學生都轉到了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沈從文最終還是因學歷所限，不能被三校聘任，只能在地位較低的師範學院獲得教職。
今人應該關注當年的「破格之難」，而非鼓吹「破格」
陳寅恪、沈從文都是身懷真才實學之人。今人傳播他們昔日被「破格」聘為教授的往事，添油加醋之中，往往集中於「破格」二字，而忽略了當日的清華與西南聯大，對程序、規範的堅持——吳宓以「國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身份，不得不以辭職為籌碼力爭，才能讓陳寅恪入國學研究院任教；沈從文已寫出經典著作，且有在中國公學、武漢大學任教的資歷，並有朱自清（清華國文系主任）、羅常培（聯大中文系主任）、楊振聲（聯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力薦，亦只能在低一層級的聯大師範學院國文學系擔任教職。——「破格」可以有，它為剛性的制度保留了一點彈性，但這彈性存在的前提，是必須有足夠的「破格之難」；這種「破格之難」，才是民國大學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其實，從陳寅恪到沈從文，恰可管窺中國現代大學制度建立後，教授評決標準的逐步完善的大致過程。
北洋時期，各大學聘任教授較為隨意，除前文說到的陳寅恪沒有任何學歷、著作，年僅36歲就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外，「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只當過中學教員，也被北大聘為教授。當時，不少沒有拿過現代大學學位，但國學功底深厚的學者，都當上了教授、副教授。⑨如果有海外碩士、博士學歷，回國後更容易當上教授，如錢鍾書、姜立夫等。
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頒布《對於大學教授資格條例之規定》，第一次明確了「大學教員名稱分一二三四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講師，四等曰助教」，學歷、學術成果、工作經歷，都被規定為獲得大學教職的必備條件。對於「凡於學術有特別研究而無學位者」，「經大學校務會議議決,可充大學助教或講師」，不能出任教授或副教授。
這個規定後來被南京國民政府沿用，但實際作用有限，破格情況還是屢屢出現。中學教師錢穆在胡適的推薦上，成為北大副教授；商務印書館的鄭振鐸更被清華大學直接聘為教授。以至教育家吳俊升痛心地總結說，「在戰前大學教員，尤其教授一職，除少數學校而外，資格漫無標準，涉近冗濫,國聯教育調查團早有批評,社會亦嘖有煩言。」⑩
國民政府1940年頒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後，對大學教授聘任的要求日趨嚴格，逐步走上正軌——較之1920年代的陳寅恪，1940年代的沈從文，要作品有作品，要資歷有資歷，要人脈有人脈，但被推薦為西南聯大副教授，仍遭遇重重阻力，可見當時大學對於「評教授」一事，已重視遵循章程，非如以往那般隨意。
在「建設雙一流大學」的今天，亦應該尊重學術程序、尊重學術規範。「網文10萬+可算學術論文」這樣的「破格之舉」，還是少一些的好。
注釋
①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6—142頁；②《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2卷1928-1937》，清華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174—181頁；③卞僧慧纂《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第89頁；④章玉政、劉平章：《劉文典筆下的日本》，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9、220頁；⑤章玉政：《劉文典年譜》，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74頁；⑥商金林：《朱自清日記中的沈從文》，《漢語言文學研究》第2卷第3期，2011年；⑦楊起、王榮禧：《淡泊名利功成身退——楊振聲先生在昆明》，《昆明文史資料集萃第7卷》，雲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2會議記錄卷》，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6、293頁；⑨韓戍：《民國時期怎麼評教授》，澎湃新聞2015年1月11日；⑩鄧小林：《民初至抗戰前夕國立大學教師的聘任問題》，《史學月刊》200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