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在號稱「最多元」和「最包容」的歐美國家，公知（公共知識分子）也時常被公眾和政府罵為「攪屎棍」，只因他們發出一聲又一聲的驚叫，屢屢打破觀念世界的平衡與靜止。
對公知的批評最為激烈的莫過於著名思想家哈耶克：「這些傢伙總喜歡故作高深，實則兜售觀念的高手。」
這還不夠，他接著咬牙切齒地罵道：」聽到一些道聽途說的知識之後，這幫傢伙便到處唧唧歪歪，讓人煩不勝煩。」
美國著名法律學者波斯納對公知的批評更加刻薄。
他毫不客氣地警告美國社會的公知們：「你們這些傢伙們不要自作聰明，輕易超出自己本專業，對公共問題隨便發表見解。」
沒有人把身兼美國聯邦法院法官的波斯納教授貌似嚴厲的警告當一回事。
在歐美大學，優秀的文科教授，仍然熱衷於當公知，用優雅的文體，為大眾媒體寫作。
不時出現在聚光燈下，激情飛揚地參與公共討論，幾乎是所有文科教授共同的夢想，儘管他們經常故作矜持地表示：「我最不喜歡和媒體打交道。」
歐美文科學者的文章大都文筆優美、邏輯嚴謹，敘事流暢，結構精妙。唯有接受優質文科教育的長期薰陶，才能具備這樣的才能。
讓我有點想笑的是，哈耶克自己後來竟然也成了公知。
隨著學問和研究的深入，他終於意識到，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對於一個社會健康而言，是如此的不可或缺，以至於數年之後，他也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公知隊伍，並和文學家薩義德、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一道，成了公共知識分子最傑出的代表和公共寫作最亮麗的風景。
對於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公眾普遍存在兩個嚴重的認識誤區。
一是堅持認為，指出社會存在問題的公知，必須同時提供解決問題的藥方，否則就是耍嘴皮子，空談誤國。
二是死活咬定，公知的觀點必須正確，否則就是誤國誤民。
在理解公知之前，我們有必要分清楚，對於公共問題的判斷，大體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基於常識的判斷，一般由公共知識分子提供。
一種是基於專業的判斷，由專業知識分子提供。
對於社會健康而言，兩種判斷均不可或缺。
與活在大眾傳媒的公共知識分子不一樣，專業知識分子活在專業期刊，除了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他們寫的論文，外行幾乎不會主動去閱讀，很難產生大的社會影響。
公共知識分子主要通過媒體寫作與公眾保持接觸。他們對公眾的影響力遠超專業知識分子。
與專業知識分子不一樣，公共知識分子的批評就像是指出你的氣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於常識的判斷。
他們善於及時發現問題並影響輿論，但是，他們未必能解決問題。生了病應該如何治療，需要訴諸於專業知識分子提供的專業判斷。
然而，公共知識分子如同生活在我們身邊的大媽、大嬸、大伯、大叔。哪一天你氣色不好，他們總是最早發現。
正是他們基於生活常識，主動提醒你，你身體可能不大健康，你才會考慮該不該去醫院看醫生，尋求專業診斷。
基於常識的判斷為社會提供了及時的預警。其意義在於，通過製造輿論，提醒行政部門和社會大眾，哪些地方可能出了問題，並把危機感傳導給決策著和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分子：「請你們注意問題所在，做出專業判斷，提出解決對策。」
要求公共知識分子的觀點一定正確，則更是蠻狠無理，儘管公知們的判斷，經常貌似煞有介事，實則漏洞百出。
正如大媽、大嬸、大伯、大叔們基於常識的判斷時常不夠準確一樣，你氣色不好，只是因為昨晚沒有睡好，你的身體其實非常健康。
然而，正是因為有這些人時刻在身邊關心你，哪天你的身體真的出了問題，才不至於拖到病入膏肓了，才想到要去醫院看醫生。真到那個時候，恐怕醫學提供的專業治療也回天無力，你只能坐以待斃了。
我們應該謹記一點，公共知識分子的本體價值，不在於提供正確的答案，而是通過不斷發出追問的聲音，使整個社會不停止思考，並在自省中良性發展。
讀書人對公共問題的廣泛參與與熱烈討論，是一個社會肌體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徵。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面對美國院校過度深陷專業化的泥沼，導致公共精神萎靡不振的問題，社會學家讓.雅閣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中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他指出，對於一個急速發展的社會來說，這是非常危險的。更加容易讓社會陷入危機的，絕非公共知識分子的論斷不夠正確，而是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逐漸消失。
每次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都會忍不住環顧我周圍的教授學者。
是的，是過度的專業化導致教授們普遍把關注點落在了本領域，對公共問題普遍缺乏熱情和思考。
專業化製造的職稱等級，進一步馴服了知識分子，使他們越來越屈從於金錢誘惑和行政邏輯，只顧專業研究而放棄公共情懷，甚至不惜以「埋首書齋，專攻學術」來掩飾道義上的麻痹和懦弱。
在大學任教那些年，我眼睜睜地看著大學生一屆比一屆更不願意讀書和思考。
除了關心一米之內的個人利益、成績、就業，他們的精神視野無法超越個人工作和生活，不知道人文精神教育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對廣闊的知識世界缺乏好奇心。
比公共知識分子有可能提出錯誤的觀點，更加值得憂慮的是，由於公知這個觀念世界的搗亂者，及其所引爆的公共討論的長期缺席，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將越來越陷入精神的冬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