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查找有關資料的時候，發現在2010年前後，我在幾個會議上多次談到"非制度化生存"的問題（有興趣的網友可以搜索一下有關內容）。然後又查找當時寫的文章，發現共有三篇，其中有寫完發表了的，有沒寫完就撂下的。
非制度化生存這個詞是我提出來的。現在想來，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從這些年反腐敗和經濟領域的大案要案來看，官場中的"非制度化生存"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企業界的"非制度化生存"也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就無法走上正常的軌道。
下面將我過去在文章中、演講中涉及這方面的有關內容，摘錄如下，供對此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什麼是"非制度化生存"？在2003年我寫的《權利缺位與非制度化生存》一文中，我寫道：
所謂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制度環境缺少確定性，在遭遇某種需要解決的問題或情況的時候，不是依據明確而穩定的制度安排來解決，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體博弈。而結果，則取決於每一次具體博弈的特定結果。
這個概念和界定，後來被多次引用。
在那篇文章中我舉例說：
一次與幾位商界的朋友聊天，說到如果遇到被政府部門處罰之類的事情（不管自己是否有過錯）如何解決。回答幾乎是不約而同的：首先是在腦子中過一下政府有關部門中有沒有熟人或"關係"；如果沒有，就要盡力搜尋朋友、下屬以及他們的親屬中有沒有上述的熟人或"關係"；找到了這樣的熟人或"關係"，如果遇到的不是什麼大事情，當然是請吃飯、送禮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較大的問題，就需要"塞錢"或其他的交易了。
一般的情況下，應當是"圓滿"的結局，對企業的處罰規避掉了，企業節省了一筆開支，有關的人員得到了好處。甚至在這個過程中會結識新的朋友、締結新的"關係"，從而為今後的"故伎重施"做好準備。上述狀況，在中國企業界中恐怕不是個別的現象。諸如此類的現象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一些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生存狀態。我們可以將這種生存狀態稱為"非制度化生存"。
在2010(第九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我曾談到過與經濟和企業有關的"非制度化生存"問題：
我幾年前曾經提出一個概念，我把它叫做"非制度化生存"，也就是說你個人也好，企業也好，你完全按照規則，按照制度去做可能你很難生存，我們甚至有的時候可以說一個行業就是處在這種狀態當中，比如公路運輸業。你不超載，你就生存不了，這個行業甚至就存在不了。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一種情況呢?我想跟我們整個社會環境，不僅僅是企業和消費者，或者說直接利益相關者，不是這方面問題，和一個更大環境是有著密切關係的。
在一篇沒有發表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份資料：
一名長年在路政部門工作的領導說，現在治理超載本身面臨"多頭管理"的困境，現在很多部門都在治理超載，形成了亂收費、亂罰款現象。有這麼一個說法，那些貨車加高槽幫，第一層為保本，第二層為賺錢，第三層為應付罰款。據曹延棟介紹，他們村上30多輛跑運輸的車，除了他那輛停在山東外，多數已經報停或者自己停運觀望。
為了對"非制度化生存"做進一步分析，我又進一步提出了"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與"趨利型非制度化生存"這對概念。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避害型非制度化生存"，即為了規避掉對自己不利的結果，有時甚至僅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不受侵害，而不得不採取為規則和制度所不允許的行為。比如，在商業活動中，企業為了獲得正常的貸款或批文，不得不向有關部門的領導行賄；官員為了得到正常的提升，不得不向上級或有關領導行賄。
前些年，一些國企和事業單位搞優化組合，很多幹部職工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不得不向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領導行賄。在有的地方，在一時之間，這甚至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現象。而在近些年，在一些中小學，甚至是幼兒園中，以各種名目向老師行賄，更是屢見不鮮。有的是為了讓孩子能當上學生幹部，有的是有了孩子能得到關照，甚至有的僅僅就是為了孩子不被另眼看待。
在現實中，這兩種非制度化生存往往是區別不開的。比如，一個民營企業要在銀行貸一筆款。假設從項目本身來說，這個貸款風險很小，銀行是應該貸給他的。但在現實中，要真正貸到這筆款，有時候又需要向銀行的有關人員行賄。在這種情況下，行賄的行為是趨利還是避害？從本應該按正常程序就應該得到貸款的角度說，這是一種避害，即避開了應得到貸款而得不到的害。但相對那些應該得到貸款的企業和項目得不到貸款而言，這又具有趨利的含義。
"非制度化生存"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社會生態的結果，官場的生態、市場的生態、人際關係的生態等等。前些年我曾提出"社會潰敗"的概念，也許，"非制度化生存"就是社會潰敗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