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再談他們與政治的關係。單就許良英先生來說，他其實從來就不是個學者，即，他既不是個 Academic，也不是個Scientist，而是意識形態工作者——Ideologist、ideologue，他大約就是因為進入了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從事宣傳出身，所以一生也沒分清什麼是學術，什麼是意識形態工作。他從來都是在學界搞政治。他的工作也從來不是學術性的工作，而是意識形態性的工作。
對於ideologue，即意識形態分子，谷歌字典的定義是：an adherent of an ideology, especially one who is uncompromising and dogmatic。這個單詞指的是那類堅定地追隨意識形態的人，特別是那種毫不妥協和堅持教條的人。凡是認識許先生的人一定會發現，這個說法真的是十分傳神地反映出許先生。
對此，我可以非常肯定地這樣說。四九年到五六年他從事的是「黨工」工作，這是不可否認的。其中五二年到五五年他在中國科學院從事的工作是出版審查，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經他簽字出版。一個典型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新聞部的工作。這期間他具體封殺了那些著述，他從來沒有具體地談過。正是這段期間，陳寅恪曾經幾次提到他的著作的出版遭到科學院的封殺，許先生與此有無關係，這是一個疑案。作為科學史研究，這是非常值得弄清楚的問題。
對此我還不得不遺憾的說，奧威爾一九四九發表了《一九八四》。可許先生那一圈子的人一九四九年後自己親手參與在中國創立了「真理部」，而且這一圈子人在思想方法、行為方式，行文習慣上幾乎終生沒有脫離「真理部」的特點。
五六年以及他被打成右派之後，他的所謂研究和翻譯也根本是為了批判地抵制資產階級哲學和哲學家。而他自己批判資產階級科學家的自然辯證法的具體文章毫無疑問不是學問，是意識形態，宣傳。
這裡必須要說的是，「自然辯證法」既不是學術，也不是理論，而是一種由中宣部領導的，為黨服務的意識形態！所有他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打棍子，大批判文章。八十年代後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打棍子，但是貼標籤式的方法依然是黨工式的方法和宣傳工作。他從事的還是政治。這一點也包括他在宣揚民主的時候，從事的從來都是意識形態工作。
這裡還要特別說的是，七十年代後他的兩個主要工作，一個是《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及所謂愛因斯坦研究，一個是《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簡史》。這兩種書都不是學術工作。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思想性介紹，後者是技術為政治服務的介紹。其編篡方式和方法從沒有超出五十年代以來他們編譯的各類供批判參考讀物的方法和範圍。
由於這種文集編篡的目的就是為政治服務，為了一個政治目的，即便是後來在編寫那本二十世紀科技史的時候，加上了一些他們自認為為黨的改革服務，為所謂「民主」服務的傾向，可還是為了政治目的服務的思想參考讀物，而非為研究用的著述，更不是研究專著。
觀念論，意識形態用的參考讀物和學術讀物有著根本的區別。意識形態者的這種編篡可以隨意地節選刪節、組合，甚至加上大批判的注釋。基於這種思想觀念的參考作用，意識形態的參考作用，對於愛因斯坦，儘管他的母語是德語，很多作品原始是德語，翻成英語的愛因斯坦著述已經不是愛因斯坦的思維，而是一種解釋，可編譯者們根本沒有感到如果是學術作品就必須儘可能地從德語翻譯的必要。
我在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時候，就深感到如果我懂得法語就好了，就是因為在西方很多供研究用的文集中，原作者用的什麼語言，在文集中就是什麼語言。在論文的引述中也是如此，根本不能翻譯。只有非學術用的書籍才能翻譯，在德國，常有刪節編篡書籍的工作，但這都不是學術工作，大都是一些通俗書的作者所為。而對那些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們，他們也不是為了研究愛因斯坦，而是為了參考思想，為了中國人的「觀念」問題。所以說《愛因斯坦文集》也不是學術文集，而是思想觀念參考讀物，是意識形態參考讀物，這麼說是不為過的。
對此另一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許良英先生二零零五年十月寫的回憶胡耀邦與《愛因斯坦文集》的關係的文章，題目是《懷念知識分子知心者胡耀邦》。這篇回憶真的是一個典型的黨的意識形態工作者對意識形態首領的關係的寫照，一個黨的宣傳工作者與知識分子或者說學者的根本區別的寫照。
一個真正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不會對於政黨領袖，更不要說一位極權主義獨裁黨的首領，甚至可說是黑幫黨的首領有那樣的心態的，一個真正的學者和知識分子絕對寫不出那樣的文章。
所以一個畢生以宣揚政治觀念為職業的人，到八九年忽然以學者的身份為自己不介入歷史性的社會運動解釋，是不能夠讓人信服的。
2.5這裡，我還可以舉兩個例子對比。我的妻子還學文的老師洪謙先生，那是一個地道的學者型的人，畢生不問政治，他在八九年的時候給學文的信非常明確，對年輕學生的支持態度也非常明確。以後我們會公布這些信。
上面說的是，許良英先生給方勵之八九前後的解釋是不令人信服的。至於方勵之先生與政治與學術的關係，當然和許良英先生不一樣。他的確有自己的學術工作。但是他對於政治卻不僅是熱衷的，而且是非常積極的。很多時候他對政治的參與介入早已經超出了一個學者的範疇。這裡面包括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是對共產黨的認識，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認識，第二是他個人的性格。
在第一點，方先生一九八九年前基本上還是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思想的框架中，在這方面由於他自己專業和意識形態的衝突，所以他的確在七十年代末期後比許良英走的遠一些，但是究其根本沒有徹底走出意識形態的框架。這就是他五十年代中期早早地加入共產黨，五六年自投羅網，八十年代中期幾乎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並且還號召學生們加入那個早已經罪惡累累的政黨。
這裡又有一個對比的例子，北大外哲所的李德齊，他四九年前的地下黨，五六年右派，平反右派後，他和許良英、方勵之不同，拒絕從新回到黨內。而他在八九年學運期間積極投入，寫了很多大字報（八九年《爭鳴》雜誌曾經報導過）。我這裡之所以提出這個對比，一是正因為方勵之先生感到自己還是黨內的人，所以才有那個「勇氣、膽量」在八十年代做那些事情。二，這又是一個左證，不問政治的學者們在歷史關頭的責任感。
歷史現象真的很奇怪，不問政的那個時候積極問政了，積極的卻袖手旁觀。
對於方勵之先生在八十年代，我在給X君的信中說到，「方勵之先生的啟蒙，本應該做的更深刻，更好。可他並沒有達到。他從來沒有對自己曾經入過黨反省過。可普普和弗格林年輕的時候，一接觸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立即就醒悟了，終生站在對立面。」
方勵之先生有才華和聰明，可他真的不是大「家」。他沒有普普、弗格林那樣的智慧，沒有凱斯勒、紀德、奧威爾、米沃什那樣的敏感和反叛。在他的所謂啟蒙中始終還是沒有走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直到去世，他也沒有對他曾經加入過共產黨做出過徹底的反省！這問題是不能夠輕描淡寫的。
第二是方勵之先生的性格，他是一個十分愛好政治的人，在本可以遠離政治的時候，不必問政治的時候，他選擇的都是積極地過問政治，五四年，五六年，八十年代初期，乃至八九年初他的舉動都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最後以「學者」來解釋他在八九年逃離歷史性的政治運動，以及九零年離開中國的後二十年基本上不問政，是解釋不通的。
對八九年他遠離政治的解釋，如果不說他是謀大事，或者貶義地說出大風頭而惜身，至少可以說，他沒有足夠的責任感，足夠的膽略和擔當，而在歷史性的關頭選擇了逃避。我覺得在這裡用「逃生」這個中文成語是非常傳神的。
2.6在歷史性的關頭，他們選擇了「逃生」。儘管他有權利做這樣的選擇，可這依然是為了「活」，是「逃避了責任」而得到的「生」。
既然是「逃生」當然是沉重的。因為你必須為此付出了人生所有其它的一切，信念，承擔，大義凜然……，只能夠「悄悄」地活下去！
方勵之其後二十三年完全和他此生前五十三年不同。他痛苦地在這個「逃生」的陰影下生活。這個痛苦只有他自己內心知道。這個逃生使他再也無法用「勇氣」生活，再也不能像「人」那樣堂而皇之地生活。他要顧及中國政府的反應，顧及美國政府的反應，顧及民運人士的反應，媒體的反應……那個八十年代叱吒風雲的人，八九年後活著則必須要看任何人的臉色，注意周圍的各種動靜。
我從他對美國人的怨詞中感到，從他進入美國使館起，在美國使館中的一年，他就已經飽嘗世態炎涼，受盡各類冷落。
「逃生」是殘酷的，它意味著除了一口氣，一口飯，其它一切人生的東西你都失去了。否則就不叫「逃」「生」了。
此後的二十三年，他唯一幸運的是和許良英先生不一樣，他有自己的專業，大約沉入，或者更直接地說是躲入自己的專業，是唯一可以獲得安靜的地方。
方勵之八九年後的二十三年是一個典型的人生的悲劇。一個有些才華的人的悲劇。倘若他沒有才華和敏感，他也不會到達如此高度後的「逃生」。
我也不覺得方勵之先生是個完全沒有「勇氣」的人，他曾經有過相當的勇氣，但是這一次卻在不知「什麼」原因下選擇了逃生，正為此，他擁有的才華、敏感和「勇氣」讓他的內心不平靜，受煎熬；讓他深感，生不如死！
余英時先生曾經敏感地考證出，陳寅恪最後二十年因為沒有聽從夫人唐篔的話離開大陸而終生感到對不起夫人，因此撰寫出感天動地的《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這讓我想到，方勵之先生最後二十年也是一本充滿人生五味的書。我以為，他一定也是充滿另一種陳寅恪式的懊悔，我相信這個「懊悔」，內心的困苦才能更顯現出他的才華、人性，以及為什麼他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個不平常的人。
在評述方勵之先生的時候，我認為在當代中國，他有很多過人的地方，瑕不掩瑜。但是倘若集中在「瑕」上論說，我只能夠認為，那些如此為他辯護和吹捧的人，要麼是沒有感覺，沒有他那樣的才華和衝動，所以體會不到這種複雜的感受，要麼就是別有用心！
在這一點上，方勵之先生應該說不如，或者說遠不如魏京生。魏京生是英雄，他或許沒有那麼高的智慧，可他是英雄，他能戰勝膽怯，用自己的肩膀去扛地獄的門，所以他也戰勝了邪惡，直到如今他昂著頭生活，他的「豪氣」幾乎沒有幾個中國人能夠相較。
這是一個從鬼門關上走過來的人，一個從不曾苟且的人，所以他敢於批評任何他不同意的東西。最近幾年我們看到，這樣的質量已經開始在社會上蔓延。
為此，現在在這個問題上，倘若方勵之先生在天有知，對他來說實在不過是二次煎熬。
人生真的是殘酷，在生死的問題上居然也有「猜意鵷雛竟未休、不知腐鼠成滋味」！
祝好！
維光
2012-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