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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戰內幕——前中共幹部親述

統戰部有好多直屬的機構,對外都不說是統戰,像歐美同學會、黃埔同學會、以同學會的形式,一般的理解同學會就是大家交流友誼、聯繫聯繫,但是這些作為中央統戰部的直屬機構,是有專職人管他們的,策劃這些人怎麼活動。它所有的活動都在統戰部的掌控之中。很多是打著宣揚中國文化、儒家學說之類的。我們留下一個歷史,為了使大家更清楚中共的運作過程。

這位年過80的中國老人叫程干遠,在美國灣區生活了近20年。午夜夢回時,南京漢府街上的一棟小洋房卻屢屢在他記憶中回閃。那是當年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的駐地,程干遠在那裡工作了整整十年。

回想那段日子,自己一面要被迫屈服,違心表現,一面又痛恨人性遭到扼殺。事隔多年,那種人格的扭曲還會讓他夜不能寐。2015年,程干遠在海外出版《中共統戰部揭秘》,內心的自省與掙扎逼他道出親身經歷的內幕、黑幕。

目睹黨內鬥爭美好憧憬不再

1959年10月1日,北京70多萬民眾雲集天安門廣場,參加紅色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20歲出頭的程干遠和別人一樣聲嘶力竭地喊著“毛主席萬歲”。那時,他剛剛從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分配到北京的中央機關。

程干遠(前中共統戰幹部):中央機關排的是最靠主席台的隊伍,當時就看見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他的旁邊正好是赫魯曉夫。赫魯曉夫穿著天藍色的西裝,戴著一個草帽,然後他把帽子拿掉,那個光頭看得很清楚。當時就是熱血沸騰嘛,覺得國家一片光明,一片希望,認為主席英明偉大。

那次慶典中,主持閱兵儀式的是新任國防部長林彪。幾個月前,在中共廬山會議上,林彪的前任、同為開國元帥的彭德懷因為表達了和毛澤東不同的意見被罷官。

國慶的歡樂氣氛過去沒多久,一場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和“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整風運動席捲中央機關。

程干遠:我當時就感到很震驚。彭德懷原來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一個偉大的統帥,因為我是志願軍,當兵的嘛。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軍隊赴朝作戰。年僅15歲的程干遠積極報名參軍。

程干遠:那時候我自己憑著一股熱情,對所謂新中國的嚮往,也是年輕,比較幼稚,現在講叫憤青,就報名參軍。到了51年6月份,經過半年的訓練,我們就出發,北上經過東北丹東,進入朝鮮。

上甘嶺戰役整個40多天我們都參加了。當時後勤傷亡很大的,傷亡率事實上超過了前方的傷亡率,每天都有人傷亡,整個運輸連入朝的時候120多個人,最後死在朝鮮的有40多人。

程干遠自己也不止一次命懸一線。一天夜裡,美軍飛機投下的炸彈在他車後爆炸,彈片飛進他的駕駛室。

程干遠:我這個棉大衣好像是有個燙的東西,打到我的棉大衣裡面了。我用手一摸,就是一塊大概有個拇指大的一個彈片。還熱的,還燙的。如果我當時不是穿了個棉大衣,我肯定也被打中了。

1954年,從朝鮮戰場撿了條命的程干遠以“調干生”的身份進了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今天的中國民政部)。正準備以滿腔熱情建設“新中國”的他卻被這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弄懵了。當年的志願軍總司令怎麼一下子成了階級敵人?中央機關里和彭德懷有關的“西北幫”也紛紛受株連。

程干遠:所謂“西北幫派”,那個時候就包括,從國務院來講就包括習仲勛,習近平的父親,把他打成了彭德懷集團的成員了。在我們部裡面,主要就是搞王子宜,常務副部長。

他是老延安,在延安的時候就是民政廳廳長。他們當時在延安的時候不叫毛主席的,都是叫“老毛老毛的”,這批人都是老資格的,當時他的行政級別都是副總理級別的。這批人全部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天天大會批小會斗,就像鬥地主一樣的。

這是程干遠入黨後第一次親眼目睹激烈的中共黨內鬥爭。這一切與他剛到中央機關時的那種美好憧憬有著天壤之別。

程干遠:對於黨內鬥爭這種做法,對毛的形象,自己感覺到思想上有所動搖了。為什麼會把這個事情搞成這樣?

1961年,趁著中央機關精簡編製,程干遠主動提出調離北京。他想更多地陪伴在南京的家人身旁。原以為地方上環境會相對簡單,沒想到組織部卻把他分配到一個更加深不可測的黨務機關。

在這裡工作的幹部必須是中共黨員,因為這項工作涉及中共的機密。這個部門的全稱是“中共南京市委統一戰線工作部”。

程干遠:當時組織部的交待就是這是組織上對你信任。這個機構很重要。到底怎麼重要,到底它在做些什麼,那我是不清楚的。

諜報起家的統戰部

程干遠:統戰部那時候在梅園新村,原來的周公館,就是中共代表團在南京的駐地附近。前面就叫國府路(今天的長江路),一直通到總統府這條路。就在國府路和梅園新村交界的地方,有一棟小洋房,聽說原來是國軍一個空軍少將的私人別墅。那個房子很漂亮,維多利亞的建築,像個小城堡,兩層的一個樓房,對著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辦事處那條路的進出口。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還都南京。與此同時,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抵達這裡,與國民政府展開和平談判。距離總統府只有幾百米的梅園新村不僅是當時中共要人的駐地,也是中共地下組織聯絡處,被稱作“國民黨統治下的地下共產黨心臟”。

程干遠:當時在梅園新村這個地方,國民黨派了很多便衣、特務人員,在路的兩邊都有監視的點。我們統戰部的樓正好也是作為他們的一個據點,因為那個樓前面有一個院子,很大的一片空地,空地前面有一個小的傳達室。那個傳達室就對著路口,路上來往的行人也好,車輛也好,一目了然。

當年的共產黨人恐怕自己也沒有料到,短短几年後,中華大地便江山易主。梅園新村附近的這座小樓依舊,卻已物是人非。

程干遠:現在唯一保留下來一張1962年照的統戰部全家福。他們基本上都是南京地下黨原來的黨員。我們的部長王昭全,他是在抗日戰爭接近勝利的時候進入南京的這批地下黨員。

這位楊女士是程干遠的頂頭上司,早年間以學生身份做掩護從事地下工作,曾有西南聯大校花的美譽。

程干遠:實際上她沒怎麼讀書,參加了共產黨地下工作,實際上就是做情報工作。她當時在西南聯大,因為人長得比較出色嘛,而且她善於跟上層人物打交道。她在大學裡呆了不止四年,五六年,都是以大學生的名義在活動。一直到“解放”,她的身份可能還是學生,實際上她是一個職業的情報人員。她當時主要是負責搞軍事情報的,屬於當時的三野敵工部來領導的。

敵工部,全稱“對敵工作部”,是上世紀30年代起,中共在軍中設立的負責對敵政治宣傳、策反和情報收集的部門。

程干遠:統戰部在最早的時候是和情報結合在一起的。按照毛澤東的話說,把對方營里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集中起來,打敗對方。

最早應用統一戰線的應該說是列寧。統一戰線是共產革命裡面,也就是從蘇聯開始,所運用的一個政治謀略。

統一戰線助中共發展壯大

中國共產黨把列寧奉為革命導師,但建黨之初卻沒有領會列寧統一戰線的精髓。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一方面強調武裝推翻資產階級,一方面要求“徹底斷絕與資產階級的黃色知識分子及與其類似的其他黨派的任何聯繫”。

被列寧派到中國坐鎮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因為堅持共產黨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與中共領導人產生了很大矛盾。

程干遠:蘇共當時的策略就是希望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當時他們把國民黨認為是中國革命強有力的組織者。他們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左派,根據遠東局的指示,共產黨的成立必須要和國民黨合作,在中國實行所謂的民主革命。

上世紀20年代初,為對抗北洋政府,孫中山接受蘇俄幫助,設立黃埔軍校,組建國民革命軍。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也接受了共產國際的建議,作出全體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

中共利用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在國軍中建立秘密的黨組織,發展自己人馬,培養自己的軍事人才。1955年受銜的解放軍十大開國元帥中,有九人是前國軍軍官將領。

1927年8月1日,國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麾下由共產黨人葉挺和賀龍控制的十一軍二十四師和二十軍會同國軍第九軍副軍長朱德的人馬在南昌發動武裝叛亂,中共史稱“南昌暴動”。“八一南昌暴動”至今是中國大陸高調紀念的建軍節。

1927年12月,張發奎的部下,國軍第四軍參謀長、中共秘密黨員葉劍英和葉挺、張太雷等人率部在廣州發起暴動。隔年7月,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一團團長、中共秘密黨員彭德懷在湖南平江率領屬下國軍部隊暴動。

到1930年春,中共已經在中國全國300個縣發動了武裝暴動。這些暴動、兵變讓原本沒有武裝力量的中共有了一支屬於自己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

到1933年,中共的中央紅軍已經發展到30萬人,建立了以江西瑞金為中心,北至陝西,南至海南島的許多塊紅色根據地,覆蓋了全國十個省份,這些根據地都以蘇聯的名字稱為“蘇區”,即蘇維埃地區。

中共所謂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被迫進行所謂的長征,一路潰敗至陝北。三十多萬紅軍只剩下不到三萬人。

1936年的“西安事變”給了延安窯洞里的共產黨喘息和坐大的機會。

程干遠:“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對統一戰線有更深刻的認識。實際上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是想,包括毛澤東是主張把蔣介石殺掉的,他並沒有認識到這個,但是因為共產國際指示,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必須要跟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所以他們在策略上轉變。

蔣介石獲釋後,同意與共產黨結束長達十年的內戰,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剿共,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兩支部隊——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稱第十八集團軍,以及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又稱新四軍,並撥發軍餉。

到1940年,長征後殘存的不到三萬紅軍就已經壯大成40萬人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中共控制的地區有幾千萬人口。統一戰線挽救了中國共產黨。

不僅如此,中共再一次利用與國民政府的統一戰線在國軍中積極搜集情報,安插內線,實施策反。

程干遠:它首先是做國民黨軍隊里,軍政的這些上層人物的統一戰線工作。很多打入它內部的共產黨員在起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準確的情報,使得仗未打就先勝了一半,而且在很多關鍵的時候都是把敵人策反。

中國(共)的統一戰線把敵軍部或者叫情報部結合起來。這是共產黨在實際戰爭中間,從紅軍到後面的八路軍,一直到解放戰爭期間,部隊所能在戰場上取得勝利的一個很重大的因素。

毛澤東曾自豪地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

程干遠:他把統一戰線放在首位。毛澤東是通過他親身的經驗,他總結經驗教訓,他知道統一戰線的威力很大,是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最重要的一個法寶,在政治上的一個謀略。

上了賊船的統戰對象

中共1949年建政後,當年被共產黨統策反的國軍舊部官兵多數人很快就厄運臨頭。在1950年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不計其數的中低層官兵被處決,被管制。只有少數被策反的國軍高層將領,如程潛、傅作義、張治中戴上了共產黨的烏紗帽。

中共建政之初,在政府做官的黨外人士不少:中央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所謂的“民主人士”,包括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中央政府委員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謂的“黨外人士”;政務院兩個副總理都是非中共人士,即黃炎培和郭沫若。

在宗教界,對於西藏最大的兩位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北京也是禮遇有加。毛澤東曾親口叮囑進軍西藏的解放軍第18軍軍長張國華將軍:“到了拉薩,去拜見達賴喇嘛時,你要行磕頭禮致敬。”直到1965年,達賴喇嘛出走多年後,北京還保留著他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

表面看來,這些人被奉為座上賓,但是在中共內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稱謂——統戰對象。

程干遠:當時我們進一步了解了統戰部的工作,有很多叫作“內外有別”,對外是一套,對內又是一套。這就是兩個不同的面孔了。

奪取政權後,中國共產黨決定在中央和地方黨委中繼續設立統戰部。各級統戰部都掌握著一批統戰對象。

程干遠:統戰工作的對象在“解放”以後,主要是國民黨的中上層人物,或是知識分子之間的一些高層人士,一些社會名流。它為什麼在奪取了政權以後還要保留統一戰線?它要鞏固這個政權。它知道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的存在有密切的關係。

在1950年3月21日的統戰部會議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做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統一戰線工作部門的主要職務,是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調整關係”。

在統戰部內部,這句話卻有另外一種說法。

程干遠:每個統戰部幹部都要確立一個宗旨,統戰部到底幹什麼的。這句話每個統戰部的幹部都要印在腦子裡面,叫作“要時刻掌握階級鬥爭動向”。所謂階級鬥爭動向,在武裝鬥爭期間,那就是情報工作,敵方的一些動向,軍事上的部署。“解放”以後,主要就是掌握所謂統戰對象,這些民主人士,包括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他們的思想動態,真實的思想,對黨的態度。共產黨人知道民主人士和共產黨的關係內心實際上是很緊張的。他們不可能是所謂同心同德。

初進統戰部的程干遠被分配到一個叫黨派處的部門。

程干遠:黨派處的任務當時很明確,主要就是兩項,一個就是做民主黨派,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上層人物的一些統戰工作,另外一個就是做知識分子。現在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和黨派處分開了,那個時候因為在基層,統戰部人數還是比較少的。統戰部黨派處當時四個人,三個女將,只有我一個是男的。

國共內戰期間,所謂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曾是羽翼未豐的共產黨的親密盟友。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的發言時說:“中國急需團結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

不過,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說,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那時的“民主人士”還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對於這個聲稱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頗有好感。

從這份當年絕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來看,中共黨人根本不想和“民主黨派”平起平坐。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他對斯大林說:“所有各民主黨派,在公開的政治場合中,都能接受共產黨提出的一般綱領,它們都公開地宣言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談到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劉少奇說,“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人,其中黨員43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16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

長期共存謝黨隆恩

1949年之後,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一些“民主人士”對共產黨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程干遠:“反右”對他們的教訓是很殘酷的。過去胡適到台灣以前,毛澤東就做了他的工作,寫信給他,通過地下黨,希望他留下來。當時胡適看了信以後說,國民黨的民主自由是一個多少的問題,但是共產黨是個有無的問題。恰恰是他的兒子沒有聽他的話,留在北京,最後自殺,儘管寫了很多罵他父親的話,但是還是不能過關,被迫自殺了。

胡適的這番“民主多寡有無”的話其實是引述儲安平1947年發表在《觀察》雜誌的文章。

儲安平,時任《觀察》雜誌社長兼主編,因為經常刊發批評國民政府的文章,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儲安平從上海逃到北平,周恩來還親自去探望過他。

隔年9月,儲安平出席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時,他還當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喬木的推薦下,儲安平出任《光明日報》總編,但短短几個月後,他的一番“黨天下”言論觸怒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再度遭受嚴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給友人留下一張字條後,就去向不明,從此人間蒸發。

官方承認的數字說,“反右運動”中正式劃為“右派”的有55萬人,占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11%,但實際上被打成“右派”的遠不止如此。中國學者許良英認為,如果算上被誅連的親屬,“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至少有500萬。

程干遠:我到統戰部的時候“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了。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當中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這些人都是驚弓之鳥啊,因為有一些人敢於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裡對共產黨都是噤若寒蟬的。

“解放戰爭”期間,知識分子幫了共產黨很多忙,特別是民盟這些人。在知識界,當時學生一直在鬧學潮,在所謂的蔣管區,金融風波啊,都是通過“民主人士”來實行的,用他們的手段搞垮了國民黨。結果他們得到的下場都是一個個被關在籠裡面。共產黨這種過河拆橋,完全不講信譽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間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對這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共產黨是沒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講的都是好話,但是私下裡不會信任共產黨的。

對於很多“民主人士”來說,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猶在耳邊。當時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反右運動”後,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產黨的真面目後,將這段話戲說為,“長期共存,謝黨隆恩,互相監督,豈敢豈敢。”

程干遠:“反右”以後他們知道共產黨的厲害了,有的人就總結了一句,我們跟共產黨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呢?那就是“聽,跟,走”。聽共產黨的話,緊跟黨中央,中央說什麼就是什麼,走,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我們應該聽毛主席的話,緊跟黨中央,走社會主義道路嘛,這就是我們改造的目標。

解說:80年代初,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獲得平反,中央級“右派”中只有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們就是專門干小報告的”

對於“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統戰部都留心記錄。當年,程干遠在統戰部的主要任務就是寫簡報。

程干遠:我們自己有個定期的刊物《統戰工作情況簡報》。這個簡報有時候就提供給省委統戰部,有時候提供給中央統戰部。中央統戰部有時候就會根據這些簡報登在中央統戰部內刊上,作為一些機密文件來傳閱。

美國之音蕭雨:聽起來很像是搞小報告的。

程干遠:我們是專門干小報告的。哈哈。

打小報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民主黨派里的幹部。

程干遠:這些幹部中間有一部分叫“交叉”黨員,本身就是共產黨員,過去做地下黨的,他們就參加“民主黨派”。“解放”以後,他們在“民主黨派”作為專職的幹部。他們的目的就是和這些上層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個“民主黨派”當時都有一批“交叉黨員”。這個就是統戰部當時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對象。通過他們去接觸黨外的這些“民主人士”,經常地彙報他們的動向。

比如吳貽芳這樣的大統戰對象,原來金陵大學校長,後來安排做江蘇省副省長,因為她是女的,那我們就專門派一個女幹部,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時在觥籌交錯、推杯換盞之間,小報告就到手了。

程干遠:我記得當時有個“民主黨派”的副市長,工商界的,共產黨把他當作左派來看的,這個人有一些活動力量,後來被安排了副市長,他就通過和一些工商界頭目經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們的一些真話套出來,然後向統戰部彙報。他們的行動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共產黨的掌控中。他們在私下裡講的一些話,統戰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說:一些打小報告的人是“民主黨派”中公開的中共黨員,比如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書長的胡愈之。

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寫道:“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之。”

直到“反右運動”過去40多年後,章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那個少女時代的她認為對所有人都好的“馮伯伯”,其實是統戰部派到她家負責監視父親的“卧底”。

除章伯鈞外,費孝通、潘光旦、羅隆基、錢鍾書等諸多政界和文化領域的精英都曾是馮亦代的監控對象。但是儘管馮亦代當年極盡所能,積極向上級彙報監控成果,他的入黨申請卻始終沒有獲得批准。

2000年,馮亦代出版《悔余日錄》,對自己當年為摘掉“右派”帽子,充當統戰部告密者的行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馮亦代自己道出真相,這個秘密恐怕還會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這類告密者遠不止他一個。

程干遠: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訓之流的,趙朴初,實際上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地下黨員。丁光訓還是第一批派到美國來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到美國來的,以神學留學的身份,得到神學博士的黨員。他的身份一直沒有公開,一直到政協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沒有說他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

1950年,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的講話中說,對於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會團體,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要通過其中的進步份子和愛國民主人士”,“逐步地改變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趙朴初是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抗日戰爭初期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平日里,他只和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單線聯繫。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也沒有公開。

程干遠:因為他們感覺到這個影響太大了,他們有些國際上的影響。一公開人家覺得你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麼是共產黨員。你怎麼搞一個共產黨員來主持一個很大的佛教活動?那影響太壞了。

“文革”期間,曾有一位潛伏在廟裡的共產黨員露了餡。

程干遠:他是假和尚,他是我們派進去的卧底,在和尚中間,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產黨員。當時有一些紅衛兵,因為他們不知道嘛,不知道這個人的身份,因此就批鬥。他被批鬥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說,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產黨員。

有時統戰部還通過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個人隱私,以此為把柄讓他們俯首帖耳。

程干遠:這也是共產黨對外不能公開的秘密手段。比方說有一個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個小老婆在上海,還有一個在南京。他每個禮拜都坐飛機到上海。但是他不滿足自己的慾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鬧市區中心的樓上保留了一個小的辦公室,他利用這個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為經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兒去,就給公安部門發現了。公安部門就監視他。這個事情就跟統戰部彙報了,因為牽扯到他這個的頭面人物,不敢隨便動啊。

統戰部知道這個事情,當時就要我和另外一個工商處的一個幹部去提審,調查一下這個情況。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飯店的服務員,還有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工資都比較低。每次給她們20塊、30塊,相當於她們一個月的工資了。這個情況我們掌握了以後向部長彙報了。

如果公開處理他,就要把他撤換掉,對我們政治上也是一個損失。這樣部長就找他談話,要他寫個檢討。他一聽當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寫了一個書面檢討。部長就把檢討交到黨那邊,以後不管共產黨講什麼話,他都表現得很積極,非常聽話。這個不僅沒有影響到他的職位安排,還得到了提拔,本來是政協常委,後來還弄到政協副主席,因為他聽話嘛。

兩會——統戰部導演的木偶戲

1949年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在當時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全文6000餘字,沒有一處提到中國共產黨是凌駕於各“民主黨派”之上的執政黨。

直到中共建政40年後的1989年,中共中央才終於出台文件《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將“民主黨派”定義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參政黨。

但是從50年代開始的所謂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協商對話、共商國是的雙周座談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就已經昭然若揭了。

程干遠:雙周座談會,現在還在實行的,中央統戰部現在還在做的。所謂協商,當然就是共產黨給“民主黨派”做指示了。雙周座談會是一個形式,參加的都是各個“民主黨派”的頭頭,還有的就是統戰部的部長,有時候是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直接出面跟他們所謂“協商交流”,也就是給他們做指示,做報告,就是把黨的方針政策給他們講,然後大家表態,表示擁護。

每年的“人大”、“政協”兩會是統戰部最忙碌的時刻。

程干遠:整個會議期間有兩套班子。一套班子是大會秘書處,這個是公開的一套班子,比如說政協的秘書處,人大有一個人大辦公廳,他們做聯絡工作,他們也出簡報。

還有一套就是我們統戰部乾的,那個就是內部簡報了。這個簡報幾乎也是每天一期,我們是開足馬力天天來干這個。這個都是會外的講話,通過會外收集的情報。

小組會議專門有聯絡員。一共有兩個聯絡員,一個是對外的,是人大、政協這些機構派的,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統戰部派的。統戰部這些處長們都是聯絡員。他們每天都要彙報情況。比如今天這個政府報告講完了,會上都是講好的,一片好,形勢一片大好,全是按照共產黨那一套講。背後當然有人就講了,背後當然有一些牢騷的話。這個只能給參加會議的統戰部長或者市委的常委這一級的人看的。

“民主人士”中流傳一句話,統戰部是“黨外人士的組織部”。兩會代表這類政治安排少不了統戰部的精心策劃。

程干遠:所謂的民意代表就是共產黨安排的代言人,為共產黨說話的人。兩會代表的人事安排首先是由統戰部人事處來安排的。人事處提出初步名單,由統戰部長來畫圈圈。然後提交到書記處討論,然後由書記拍板,然後才能定下來,然後去發證書。

會場上黨外人士的發言稿也一律事先經過統戰部審查。

程干遠:實際上我們是兩會發言稿的一個內審組,但是我們不公開的。我們不說我們審查你稿子,不會說。如果我們看這個稿子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那我們就說你去講。如果是有問題的,我們就要跟民主黨派的幹部說,你們去溝通,語氣上應該怎麼樣。這些人當然很領會,來的肯定是黨的意思嘛。實際上他們在發言,我們都知道,這個稿子我們早就看過了。

統戰部的另一項任務是確保選舉萬無一失。

程干遠:兩會有一個黨組,它叫臨時黨組。臨時黨組一般都是統戰部長當負責人,或者市委副書記擔任臨時組長。保證一定按照名單投票,不能亂寫。你一般要保證全票通過,有少數人投票不同意,這個他們事後都要查的,要查誰投反對票的,下次就要考慮你能不能再當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了。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中國的所謂民主體制的一個真相啊!

程干遠說,每當他看到那一群衣冠楚楚、手提公事包的人魚貫進入會場,一齊舉手,一齊鼓掌,一個個畢恭畢敬上台發言,他都覺得這像是一場木偶戲。統戰部是這場大戲的導演,自己曾經是那些木偶的牽線人。

陪大統戰對象李宗仁游江南

在程干遠的統戰生涯中,接待前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下江南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李宗仁是著名國軍桂系將領,在1948年的國民大會上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當年10月,蔣介石宣布下野後,李宗仁出任代總統。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時,李宗仁沒有同行,而是去了香港,之後更是帶著家人遠走美國。

中共從50年代中開始派人和李宗仁接觸,爭取他返回中國。長期擔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遠回憶說,從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間,他曾五次前往北京,每次都受到周恩來的親自接見。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攜夫人郭德潔從美國轉道瑞士,最終抵達北京。李宗仁歸國作為中共對台統戰工作的重大勝利,一直為大陸一方津津樂道。

程干遠:蔣對這點是特別忌諱的,因為他當過副總統。副總統投共了,對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政治上的挫敗。

當時李宗仁的待遇是按照國務院副總理的待遇。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定的。對李宗仁的安排問題原來有個討論。周恩來他們想給他一個政治上的安排,但是很不好安排,因為安排他一個政協副主席就在張治中他們之後了。毛澤東當時有個批示叫“不安比安好。”不安比較好說,就叫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李宗仁先生。周恩來親自寫了一張支票給他,20萬人民幣。當時20萬人民幣是不得了的。當時20萬人民幣什麼概念,那就相當於現在2000萬都不止。

1966年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病故後,周恩來安排李宗仁下江南散心。

程干遠:當時陣勢還是很大的。他們來都是專列,他們享受國家元首級待遇嘛。我當時的任務就。這個簡報就是一個特殊簡報了,不是給我們部看的,這個簡報是給中央看的。中央統戰部有個簡報叫《零訊》。這個簡報是直接給毛澤東看的。我的任務就是把他(李宗仁)講的話,每天的活動的情況寫成簡報,然後用加急電報,通過公安部的保密電台直接發往北京。第一天晚上發去,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就能看到。

毛澤東為什麼這麼喜歡看《零訊》?這個有一種帝王心態,他喜歡看他原來的對手,現在變成他的階下囚,他的思想、面貌,他感覺到一種勝利者的喜悅。李宗仁應該說他是一個政治人物,他很敏感,對於這些政治上的東西。他很清楚,儘管他出來前呼後擁,但是他知道他的一言一行肯定是在共產黨的掌握之中。所以他講話不是亂講的,儘管他好像談笑風生,但是他是有分寸的。什麼話該講什麼話不該講,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打開吃人機器的大頭釘

1968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國各地武鬥成風,天下大亂。這年夏天,程干遠遇到了人生中的一次劫難。

一天,他的一個筆記本被人翻了出來。扉頁上的毛主席像上有一些紅藍鉛筆畫的圓圈,看起來像是戴了一副眼鏡,頗為滑稽。那是多年前一個鄰居家的小孩調皮畫上去的。就是這樣一個孩童的信手塗鴉讓程干遠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折。

程干遠: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開除黨籍,開除工職,下到農村去監督勞動。先是坐牢,又下到農村去監督勞動,等了六、七年時間嘛。68年被抓,關了一年,69年出來,到五七幹校,到70年就下到蘇北農村,最苦的地方。

直到1980年胡耀邦親自做了批示,他才得以落實政策,返回南京。從那以後,他遠離官場,開始潛心從事法學研究。

2000年,程干遠退休後來到美國。在海外生活的這些年,他看到共產黨的這部“統戰大戲”還在重複上演,捲入的演員不僅沒有減少,還大大增加,範圍也在中國大陸之外不斷擴展。

程干遠:統戰部有好多直屬的機構,對外都不說是統戰,像歐美同學會、黃埔同學會、以同學會的形式,一般的理解同學會就是大家交流友誼、聯繫聯繫,但是這些作為中央統戰部的直屬機構,是有專職人管他們的,策劃這些人怎麼活動。它所有的活動都在統戰部的掌控之中。很多是打著宣揚中國文化、儒家學說之類的。我們留下一個歷史,為了使大家更清楚中共的運作過程。

程干遠在《中共統戰部揭秘》一書的自序中寫道:“回顧我的一生,在大陸生活六十四年,可以說都在做黨的‘螺絲釘’,是為這個紅色政權在流血流汗。也許我這顆‘螺絲釘’的紋路不太對,總還保留著‘人性’的劣根,所以總是擰不到一塊去,有時還被擲得頭破血流,最終成了打開這部吃人機器的一枚‘大頭釘’”。

離開中國前,程干遠本有機會重返官場,但他發誓今生不再做共產黨的官。對比中國官場的五光十色、聲色犬馬,他在美國的生活平淡簡樸,但是他說,這是一條心地光明的路。

拍攝於1962年的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全家福。

當年絕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顯示,中共黨人無意和“民主黨派”平起平坐。

中國諸多政界和文化界領域的精英都是統戰部監控的對象。

離開中國,遠離官場,程干遠說,這是一條心地光明的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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