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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 獲美英法三首腦齊贊

震撼世界的民國外交家顧維鈞。(看中國合成圖)

天資聰穎相士預言

顧維鈞的父親顧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銀行總裁。早年於光緒末年,由家鄉江蘇嘉定來到上海,當了上海道尹袁觀瀾的師爺。顧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為生活計,只得到上海來作小吏。顧維鈞從小聰穎過人,4歲時入私塾讀書。12歲跟了父親來上海讀書。不久,便考入南市育才中學。

當時同在袁觀瀾幕府的,還有一人,叫張衡山。此人的文字修養不及顧晴川,但他有一種罕見的本領,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門中的大小官員,不少人他都看過,據說十分靈驗。那時袁觀瀾之子袁履登和顧維鈞同在育才讀書,兩人很要好,課後常一起在衙門裡玩。張衡山說,這兩個孩子都非等閑之輩,惟履登不正,將來恐難有善終(後淪為漢奸);維鈞將來則一帆風順,富貴雙全。

1905年,16歲的顧維鈞赴美國留學,入紐約州庫克學院學英語,第二年便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主攻政治和文學,4年間獲文學學士和政治學碩士兩個學位,繼而獲法學博士學位。在留美期間,先後擔任了《哥倫比亞月刊》經理和紐約中國留學生會會長。

立志報國求學海外

顧維鈞生在鴉片戰爭後,此時的中國正一步步陷入列強的侵略包圍之中,而上海又是一個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顧維鈞從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狀況,也因此從小就有著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中國積弱狀況的理想。一次,少年顧維鈞經過外白渡橋,看見一個英國人坐著黃包車,急著要去看跑馬。拉車上橋本來就累得很,他還用鞭子抽打車夫。

顧維鈞很憤怒,於是斥責這個英國人說:“Are you a gentleman?”(你還算是個紳士嗎?)後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段往事,並說“我從小就受到這些影響,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

1904年,16歲的顧維鈞剪辮易服,遠渡重洋,留學美國。他選擇了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顧維鈞的老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顧維鈞在學校成績非常優秀,曾擔任了哥倫比亞大學校刊《瞭望者》的主編,這對於一名留學生是非常難得的。在校的學習,為顧維鈞日後成為一名優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接到邀請回國效力

顧維鈞在美留學期間,有一次,後來成為他岳父的唐紹儀作為清朝政府的特使訪問美國,在大使館裡接見了40位中國留學生,顧維鈞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唐紹儀馬上就非常欣賞這個年輕的留學生,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材。於是,當袁世凱執政,他出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時,他立刻向袁世凱舉薦了顧維鈞。那時,顧維鈞正在準備博士學位的答辯,他的論文還只寫了一個序章,邀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的信件就寄到了紐約。

學業尚未完成,令顧維鈞感到為難,他準備拒絕來自北京的邀請。當他把這一情況告訴導師約翰穆爾,約翰穆爾卻不同意他的選擇。約翰穆爾對顧維鈞說:你學習外交就是為了為國報效,眼下有這麼好的機會,你應該抓住。於是他讓顧維鈞把《序章》拿給他看。看過之後,他告訴顧維鈞:單獨的《序章》寫得就很好,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來答辯。在導師的理解和支持下,顧維鈞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於1912年啟程回國赴任。多年後,顧維鈞回憶起導師時說:約翰穆爾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1904年,顧維鈞赴美留學時,還是一個年僅16歲的少年,而8年後他回到中國時,已是一位風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投身外交嶄露頭角

1912年,顧維鈞在哥倫比亞獲法學博士學位後歸國,先是擔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後來進入外交部任職,1914年晉陞為外交部參事。他的才華在工作中日漸顯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德法俄相繼投入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也使日本獲得了擴大在華勢力的天時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對德宣戰,11月,日軍佔領青島,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對德戰事結束後,日本並沒有如先前所說的從中國撤軍,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顧維鈞也正是在這時,第一次正式接觸了有關山東問題的對外交涉。

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干預,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條》時有一個附加條件:不許把中日交涉的有關內容泄露出去。然而,顧維鈞感到此時的中國需要外來的支持。於是,他沒有徵求袁世凱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給了英美。於是,其他國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對日本構成了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看到對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於中國,開始有意地讓顧維鈞繼續透露消息。這一做法最終證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於顧維鈞有著留學美國的背景,了解美國歷史、政治和文化,又在這次外交中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氣和才能,其後不久,袁世凱任命顧維鈞為駐美公使。

那一年,顧維鈞才27歲,那時的他還有著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稱。這位年輕英俊的外交官成為了當時中國最年輕的駐外使節,也是華盛頓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外國使節。

1916年11月,簽署中美《芝加哥銀行借款合同》。顧維鈞在這裡說:“袁世凱逝世,黎元洪匆匆接任,全國處於混亂中,北京必須弄到一筆錢以維持行政開支。財政總長陳錦濤博士急於舉借外債,以獲得財政支援。”中美成立了第四筆貸款,即11月16日美國芝加哥大陸商業信託儲蓄銀行同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在華盛頓簽訂的五百萬美元借款,名義上作為發展交通和實業之用,實際上是維持北京政府行政開支的緊急需要。這家銀行還得到了再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的優先權。此協議不帶任何附加條件。

內憂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即將召開。顧維鈞接到了擔任全權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別是外交總長陸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駐美公使顧維鈞。起程前,顧維鈞專程拜訪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威爾遜許諾願意支持和幫助中國,這讓顧維鈞對即將開幕的和會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1918年深冬,顧維鈞抵達巴黎。這一年,他31歲。剛到巴黎,代表團就遭遇到了第一個打擊──和會席位問題。各個國家被劃分為三等,一等的五個大國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他一些國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獨立的國家2席,中國被劃為最末一等,只能有兩個席位,列強仍然把中國看得很低。雖只有兩個席位,但5位代表可輪流出席。在代表團排名問題上,波瀾又起。按陸征祥報送北京的名單,順序依次為:陸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達時排名卻被換成了: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強烈不滿,在代表團中埋下了不和的種子。隨著和會的進行,代表團內部的矛盾也在不斷升級。

中國準備向和會提出收回山東權利問題,但還沒來得及,日本先發制人,率先在五個大國的“十人會”上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大會通知中國代表到下午的會上作陳述。代表團接到通知時已是中午。這對於中國代表團又是一個晴天霹靂。

雄辯巴黎聲名遠揚

經過一番周折,確定由顧維鈞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有關山東問題,由中國代表次日進行陳述,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受命於危難,就山東問題作了一次縝密細緻、暢快淋漓的精彩發言,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他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各國首腦紛紛向他表示祝賀,顧維鈞在國內外一舉成名。

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這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形勢對中國本來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變化陡生。因分贓不均。義大利在爭吵中退出了和會。日本藉機要挾: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滿足,就將效法義大利。為了自己的利益,幾個大國最終決定犧牲中國的合法權益,先後向日本妥協,並強迫中國無條件接受。

妙語應答立場堅定

顧維鈞巴黎聲明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國在巴黎討論中國山東問題。戰敗後德國將退出山東,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卻要求無條件地繼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中國代表顧維鈞聽了,站起身面對其他四周代表問道:“西方出了聖人,他叫耶穌,基督教相信耶穌被釘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聞名的古城。而在東方也出了一個聖人,他叫孔子,連日本人也奉他為東方的聖人。牧野先生你說對嗎?”牧野不得不承認:“是的。”

顧維鈞微笑說:“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認孔子是東方的聖人,那麼東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穌,孔子的出生地山東也就是東方的聖地。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樣!(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

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聽完顧維鈞擲地有聲的聲明,一齊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稱他為中國的“青年外交家”。

斷然拒簽名留史冊

面對如此現實,代表團心灰意冷,名存實亡,有的代表離開了巴黎,團長陸征祥住進了醫院。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裡,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然而,不管顧維鈞如何努力,都沒有結果,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拒絕。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後不允,約外聲明又不允,只能無條件接受。如此情況下,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簽,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彙報給陸征祥,陸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見。

於是,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像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像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

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間,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以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佔的山東權益。在這次會議上負責山東問題並最終虎口奪食的,是33歲的顧維鈞。

1922年2月4日,顧維鈞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附約》,其中規定:日軍撤出山東省,膠州灣德國租借地和青島海關的主權歸還中國,膠濟鐵路由中國贖回。儘管這個條約尚有不足,它仍然是中國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決議,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國收回了山東主權和膠濟鐵路利權。

1924年1月,任孫寶琦內閣外交總長。1924年5月31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和蘇聯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也叫《中蘇協定》。主要內容:一、廢除中俄間一切不平等條約;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蘇聯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四、蘇聯取消帝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五、中東鐵路同意由中國贖回。六、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外蒙古有完全的主權。

外交角力廢舊條約

1926年11月,顧維鈞發表終止中國與比利時條約宣言。1926年上半年。中國和比利時的條約到下半年就要到期了。1926年《中比通商條約》已滿60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比利時駐華公使,表明中國政府決定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締結新條約。比利時政府沒有辦法拒絕簽訂一個新的條約。他希望在新條約簽訂之前,舊條約繼續有效,希望來拖延新條約的簽訂,繼續享有舊條約。比利時政府顯然並無談判締結一個新條約的誠意,中比修約陷入僵局。

這時候顧維鈞是擔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他認為不能讓比利時這樣無限制的拖延下去。如果在舊條約廢除之前,你還要享有新條約,那麼可以,我們定一個期限。比如說三個月六個月,不簽訂的話,你原有的特權就全部作廢。

但是比利時拒不接受中國的提議,宣布終止談判,將爭議提交海牙國際法庭。面對中比修約的僵局,顧維鈞認為中國不能屈服於比利時的無理立場,除終止中比舊約外,別無選擇。北京政府就在1926年的10月份,在顧維鈞的主持下,自主地宣布了終止中比條約的聲明。

北京政府毫不退讓的立場迫使比利時政府重新回到談判桌,但是北洋政府時局動蕩,中比談判斷斷續續。直到1931年1月15日,比利時才正式將天津租界交還中國。

擺平《中比條約》是中國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締約國強硬反對主動出擊,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清末民初幾十年,凡是中外談判交涉的爭執,總是中國吃虧收場。但是以巴黎和會開始,以顧維鈞為代表的一批職業外交官步步艱辛地轉守為攻,極力爭取民族利益。這批職業外交官是中國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群體,他們通過各種形式到國外接受專門教育。在軍閥混戰、派系紛爭的特殊政局下,外交家在國內外威望崇高,超然於各政治派別,往往能被各路諸侯所接受。

1942年12月,顧維鈞參與中英新約談判,對條約簽訂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1月11日,中國和英國在重慶簽訂《中英新約》。新約宣布廢除英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1944年9月,顧維鈞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頓巴登橡樹園會議第二階段的會議,這個會議提出了戰後建立一個國際組織——聯合國。顧維鈞採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後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

1945年4-6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大會代表,並代理代表團長。1945年6月26日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正式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1945年12月,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

堅守底線捍衛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灣當局與美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後簽署《共同防禦條約》。台美之間圍繞《共同防禦條約》的交涉由此進入遞交各自立法機構批准的最後階段。

此時共軍對在中華民國控制下的大陳諸島發起進攻,沿海島嶼遂成為台美批准條約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圍繞如何處置大陳及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台美之間展開了新一輪交涉。

顧維鈞作為台灣當局的“駐美大使”以及談判《共同防禦條約》的兩個全權代表之一(另一名為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自始至終參與了台灣與美國間關於條約交涉的整個過程。在整個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為葉公超的副手出現的。但由於其資深的經歷、豐富的經驗和對美國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從與美方會談過程看,葉公超較為強硬,常正面表達台灣方面的立場,而顧維鈞則相對靈活,多對台灣的立場進行解釋說明。在會談陷入僵持時,總是由顧維鈞出面轉圜或另提辦法,如1月31日會談中對金門、馬祖在聲明中的具體表達方式。

雖然由於長期職業外交官經歷形成的靈活應對尋求妥協的習慣,在台灣發表聲明的措詞這樣的問題上與蔣介石十分強硬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但在防範由沿海島嶼問題導致“兩個中國”這一點上,無論是顧維鈞還是葉公超,都與蔣介石一樣十分警覺,這就為台美之間最後達成關於沿海島嶼的協議設定了一個底線。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顧維鈞退休後先打算做三件事:療養度假,以消除長期緊張工作帶來的疲勞;寫作和研究;開設事務所,提供法律諮詢,解決生計問題。

他尚未著手做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競選一個新的職位: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顧維鈞早年學習國際法,對此頗有興趣,精力和履歷都足以勝任。經過一番競選,獲得任命,於是走馬上任到了荷蘭,一干又是10年,1964年當選為副院長。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

60年代末,顧維鈞專程赴香港拜師學習作國畫,並認真研讀畫譜。他的畫題材固定,大都是梅、蘭、竹、菊,頗得傳統文人畫的神韻,也是他處世立身之道的一種寫照。

97歲那年,他興緻勃勃地畫了一張嘉定縣城的地圖,圖中央是家鄉高聳的古塔,下面寫“孔廟”兩字,又畫東西大街,西端寫“西門”兩字,那就是他美麗的家鄉,一個典型的江南古鎮。他退休後,應母校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參加“中國口述歷史計劃”而完成的長達600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已成為歷史學家的案頭必備。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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